五月的南京，桃花已盡，細雨迷離。與朋友一行慕名來到烏衣巷口的“秦淮人家”。正憑欄而覓秦淮河的風流、遙遠中的喧囂，有水聲燈影裏的遊船臨窗而過。在我向船上美女揮起“不帶走一片雲彩”的衣袖間，她也向我舉起了手機拍照——我與她都成了彼此的一道風景。這讓我忽然之間想起了卞之琳的《斷章》：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
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
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這首意蘊豐厚含蓄的短詩是卞之琳詩作中最廣爲人知的代表性作品，歷來深受詩家和讀者喜愛，但其欣賞與解讀卻是“風景”各自，別有情趣。
《斷章》是卞之琳當年從一首長詩中精心“砍削”出來的片段以成。一小幀如夢似幻的風景，一剎那幽遠無痕的感悟，唯美，精緻，蘊籍。這朦朧搖曳的畫面和意境，首先讓人想到的是“愛情”。正如邳州文化研究會徐景州先生所說：“她或他，暗戀你的人，像明月，走近你，把你的窗外風景裝飾的很美，你卻熟視無睹，渾然不知，反而走在別人的夢中，成爲另一段暗戀的主角。”現當代詩歌研究專家章亞昕先生在《中國現代朦朧詩賞析》中說得更加明白，《斷章》寫的是一位絕代佳人，“詩人不去說‘你'如何美，而是去敘述她如何成爲如癡如醉的審美對象、‘風景'的一部分；而是去描寫她如何成爲日思夜想的戀愛對象、‘夢'中的花朵。”這種審美的“愛情表達”說，應該也是有跡可循的。當年，卞之琳對張充和一見傾心，但作爲新月派和現代派詩人的他，在情感生活上卻一點也沒有“現代”作派，羞怯而不敢表白，癡情而只是守護。熱愛崑曲、古文等傳統文化的張充和則獨立、任性，對卞之琳的情意心知肚明卻又找不到“感覺”——包括對卞之琳的新詩。所以，抗戰勝利之後，她便與德裔美籍漢學家傅思漢相戀成婚，赴美定居。有人曾經向張充和求證卞之琳這段可望而不可及的單戀，“他沒有說‘請客’，我怎麼能說‘不來'？”這回答還真有點“走在別人夢中”的意味。其實，“斷章”的命題和取捨已經透露出了卞之琳對“她”的尊重及對感情的有意隱藏，同時宣泄了“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難以排遣的落寞與憂傷。
但是，更多的人卻是把《斷章》理解爲哲學的“相對性表達”。著名文藝評論家李健吾先生曾經說，這首詩“寓有限的悲哀，着重在‘裝飾’兩個字。”橋上人的不自知與樓上人的自得其美都因爲別人的“夢”而變得虛無和不確定起來，但這種“消解”不是因爲“虛幻”，而是因爲“相對”。因此，卞之琳強調：“‘裝飾’的意思我不甚看重……我的意思也是着重在‘相對’上”。他的一番自我“解讀”應該是後來許多人把《斷章》看作一首飽含理趣，充滿象徵意味的哲理詩的重要原因。現代新詩史研究專家李復興先生在《新詩鑑賞辭典》中指出：“人可以看風景，也可能成爲風景之一而被別人欣賞，這是相對的；明月可以裝飾你的窗子，而這一切又可能成爲他人夢境的裝飾，這也是相對的。”“由是抒發了詩人的一種哲理性的思考：宇宙萬物息息相關，互爲依存。明白了事物間普遍存在的相對、平衡的關係，人就不應該再有怨尤。”所以，詩中隱抑未露的情感及其思辨意識，“與其看做衝突，不如說做有相成之美”（李健吾）。也許，正是在哲理與愛情、理趣與情趣、意象與具象的相對性及其反轉變化中，《斷章》才具有了更加幽遠的意境和豐富性。
不過，在我看來，《斷章》似乎更傾向於存在的“意義或價值表達”。詩中所描繪的橋上人、樓上人、做夢人及各自的“風景”，在時間和空間的轉換中普遍地聯繫在了一起。正因爲如此，一切都變得多姿多彩和耐人尋味。另一方面，小橋、明月、窗子以及夢（境）構成了不同的“風景”及景深，因而在不同的人眼中就有了不同的意象價值和意義：“風景”是“你”看的對象，看風景的“你”是樓上人欣賞的對象，看“你”的樓上人成了“別人”夢見的對象，而做夢的人在詩中又成了詩人觀照的對象。而此時，存在的客觀性又在相對性中得以呈現：“風景”因爲“你”而存在，“你”因爲樓上人而存在，樓上人因爲別人的夢而存在……我們在淡淡的感傷中忽然有了一種“明悟”：你我都是世間的匆匆過客，如果能夠成爲他人夢境的“裝飾”，豈不也是一件美事？
這裏，我更願意把前、後兩個“你”理解爲不同的主體，即橋上看風景的“你”與樓上夢中人的“你”。那麼，在詩意跳躍、轉換的《斷章》之中，其時空的張力和意象的多維性就變得更加突顯和充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