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心理學真的能解決中國人的“心理問題”麼?

一個理論或者學科的誕生也許是偶然的,但是其延續和發展卻是在歷史中選擇的。任何能夠長時間存在的事物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他們不僅可以解決問題,也在同時以相同的強度維持着問題,以達到平衡的狀態。換個角度就很容易理解,因爲任何理論的首要前提是構建問題,換句話說在這個理論出現之前,世界上是根本沒有這個問題的。舉個例子,可以試想一下如果你生活在唐朝,你會認爲宇宙空間站怎麼對接是一個問題麼?所以世界上所有的問題都是有選擇地關注出來的,甚至是有目的地研究出來的。人期望通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來讓世界上的問題越來越少,但現在來看完全是南轅北轍,我們通過科學更多地是不斷地提出問題,在嘗試解釋這些問題的過程中逐漸構建出一套理論體系,最終走上“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實用主義道路。

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導致了任何一個普通人都會面臨嚴重的信息爆炸,但是普通人接觸的信息中,垃圾信息、無效信息佔據絕對多數。然而對“精英”羣體來說,他們在比普通人更早地時候就受到了這種信息爆炸的影響,而且他們接受到的信息,“有效性”要遠高於普通人。然而高密度的“有效”信息,遠比那些一眼就能發現無用的垃圾信息更加可怕。在現代西方科學觀的影響下,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在進行不斷細分,越來越多、越來越微觀的問題被不斷提出,越來越多的理論被構建和發表,各個看起來都有實證支持,也都有實用價值,看似可以解決一些問題,但是實際上卻是鎖定了更多問題。就好像夏天被屋裏的蚊子咬了,本來如果不管,那麼夏天過去,蚊子就會消失,在一年的週期裏有3個季節是不受影響的。但是如果發現被咬了之後就把蚊子打死在牆上,那麼一個夏天過去,可能並沒有被少咬幾口,但是帶着血跡的死蚊子,一年四季都會在家裏的牆面上了。當然最好的是採取更加統籌的手段,既可以有效地驅趕蚊子,又可以避免把蚊子拍死在牆上,但是在實用主義至上的風潮下,那種“先打死再說”的簡單粗暴的解決方案,明顯是佔據主流的。很多人不停地給自己“充電”,結果就是被大量的這種信息佔據了思想,結果是連自己本來的價值觀和很多的樸素有效的方法論都丟掉了。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這句話放在孔子的年代是沒問題的,因爲當時能“學”到的東西本身就很有限,也有一定的質量基礎,而現在,對於年輕的孩子來說,當然還是要以學爲主,學而後思,但是對於成年人來說,則應該思而後學,因爲現在只學不思就不是“罔”這麼簡單了。我認爲寧可少學,不可濫學,更不可用“無腦地學習”來緩解焦慮,不然只會越學問題越多,最終有涯而隨無涯。

學習心理學亦是如此,而且由於心理學的特殊研究對象,學習的時候更應該帶有一種自覺,那就是心理學是建立在西方意識形態上的學科。如果說西方意識形態或者說思維邏輯對其他自然科學的影響主要在研究範式和學科構成上,那麼它對於心理學的影響就是實打實地體現在研究內容上,而且是巨大的影響。我在以前也是沒有這種自覺的,因爲現代心理學一直強調自己是一門邊緣學科,且研究方法大量採用實證研究,就自然而然地認爲其要就結果可以適用於所有人。但是這樣其實是忽略了心理學的幾乎所有流派的主要研究是在西方的政治思想、社會制度下通過研究西方人來得出的結論,有很多並不適用於中國人。

心理學一直在中國發展比較慢,以前普遍認爲是中國的生產力發展還沒有達到一定的水平,對於心理學的需求還沒有顯現。當然這樣說是有一定道理的,其證明就是現在中國的一二線城市,大家對心理學的認可越來越高,有些地區可能已經達到了重視的程度。但是究其根本,還是社會文化的原因。表面上是隨着生產力的提高,人均收入的上升,心理學開始逐漸被人重視,但是這裏背後還有一層,那就是目前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程,也帶來了社會和文化的“西化”,這纔是心理學越來越被認可的本質原因。總結一下就是“西式”的生產模式帶來了“西式”的觀念,“西式”的觀念帶來了“西式”的社會文化,“西式”的社會文化帶來了“西式”的心理問題,從而讓專門解決“西式”心理問題的心理學有了施展的空間。

比如說“核心家庭”這個概念,近年來在國內非常火,基本上只要是個和心理學沾點邊或者說是打着“心理學”旗號的培訓班都必定提及這方面內容。但事實上作爲一個封建制度延續兩千多年的文明,在中國的文化裏,嚴格意義上的核心家庭可以說是幾乎不存在的,更多的是主幹式家庭。隨着新中國的成立,破除了很多封建舊習,核心家庭的組成形式開始出現,尤其是在改革開放以後,加之計劃生育的影響,父母加一孩這樣的家庭才逐漸多了起來,比如我本人,就是生活在比較標準的核心家庭環境裏。但是隨着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我國的家庭形式又有了很大變化,現在大量家庭的養育過程都有老人的參與,甚至帶孩子的工作主要由老人負責,父母反而因爲工作繁忙或者怕麻煩等原因和孩子接觸較少。所以在中國,嚴格意義的核心家庭只在很短的時間和很小的範圍內存在。而且研究核心家庭對於孩子的影響不能說沒有意義,但是更多的是解釋和預測,無法進行控制和干預。如果一個人知道自己受到核心家庭的影響導致了種種問題,但是卻無法改變,我認爲還不如別讓他知道。

對於人的心理建設來說,流行的東西是沒用的。國際上心理健康的標準可能一直在變化,但是其本質就是處理好人與自己、人與人和人與自然的關係,實現和諧。所以心理就是關係。上面說的是家庭關係,在人與國家的關係上,中西差距就更加巨大了。從歷史上來看,中國和西方文明可以說完全不同:中國“大”,西方國家“小”(諸如羅馬帝國曾經卻是很大,實際上也確實演化出很多與中國相似的制度和觀念,可惜其文明未能延續至今);中國文明“定”,西方文明“動”(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中國“公”,西方“私”;中國“統一”,西方“邦聯”。這種種區別在幾千年的歷史中不斷演進和放大,范仲淹曾說“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而顧炎武所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則是對中華文明中人民的主人翁意識最好的總結。直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建立了真正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家,這是人類歷史上一次關於人和國家關係的巨大革命,也是歷史的必然。這種國體反映到每個人身上,形成了愛國與愛自己的統一。如果強行用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來對照,那麼“愛國”對於中國人來說貫穿了從安全需求、歸屬需求、尊重需求,一直到自我實現需求,而且從某種角度來說,也是生存需求的保障。這顯然和西方有巨大的不同,比如一個美國人,持槍對於他來說可能是安全需求,而在中國,這根本不可想象。中國人可以從“愛國”當中獲得的能量是極大的,這也就解釋了爲什麼現在年輕人的愛國觀念越來越強烈,他們當中的很多人其實並不在乎自己的言論和作爲是不是真的有利於祖國和社會,只是希望從中感受那種自信和被羣體認可的力量感。

當然,無論是東西方,人類的心理和精神有着大量的共通點,傳統的西方心理學在當前的中國社會仍然有很高的價值。我們所希望的是去其糟粕,取其精華,讓心理學真正爲人類的心理健康做出貢獻,而不能簡單地照搬照抄,引進了一些本來沒有的問題。我想一個心理諮詢師不要害怕帶入個人的主觀判斷,有很多心理諮詢師解決不了的問題居委會大媽一趟就解決了,日常經驗確實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當然帶入主觀判斷不是做價值判斷,更不是替求助者做判斷,而是以此爲依據來設置會談的走向。心理諮詢師是用自己這個完整的人在工作,真正的先做人,再做事。要有人文情懷,對於中國和西方的差異要有清晰的意識,再就是通過不斷地學習、思考、實踐,去儘量做到熟和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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