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家居徒四壁立……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炉。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因此，我曾经以为司马相如开创了中国文人“下海”的先河，是一位“儒商”。当然，作为“赋圣”、“辞宗”，汉武帝时期又以中郎将之职平定西南夷的司马相如，无论学养还是事功，都完全可以称之为儒者。但他并非历史上第一个“下海”的文人，更算不上商人，只是为一时的生计摆摆“地摊”而已。不过，当时已是辞赋大家的司马相如，却能不囿于“身段”和流言，穿着短裤围裙去跑堂卖酒，还真是值得后世的文人乃至商贾大佬们学习。
那么，何谓儒商，或者说怎样才称得上儒商呢？这就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儒”及其起源。从相关史料来看，最晚在中国古代的殷朝，就出现了精通当地风俗文化和当时礼仪习惯，专门负责冠婚丧祭司仪的祭官，称之为儒，又叫术士，属于早期的知识分子阶层。据清末刘鹗的《铁云藏龟》研究，甲骨文中已有儒帝子、儒人、儒师、子儒等字词，“儒”还往往与帝子、公子、国师等联系在一起，说明这是一种高贵的职业和职位。正如《周记·大宰》所说，“以九两系邦国之名：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汉代刘歆在《别录》中也说，儒家者流，最早可能出于“司徒之官”，以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他们主要游文于“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赋，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以道为高。孔子曾经对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表明后来的儒群扩大了，规格、地位等也相应降低──从“士农工商”，最后一路沦落到了“老九”。所以，《说文解字》有“柔也”的解释，即郭沫若说的“不事生产的筋骨的柔”（《驳说儒》）。此外，儒还有“学习先王之道浸润其身的人”、“雷神燎祭中的女性祭祀者”等说法。胡适在《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则认为，儒的职业有点类似于基督教中的牧师，而不是刘歆的“出于王官”。但不管怎样解释，“儒”是以儒家精神为核心，有知识、有文化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至于到底属于俗儒、雅儒还是大儒，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由此来看，所谓儒商，应该是指拥有“兼善天下”远大抱负和德行操守与文化素养，注重以德立人、以诚立身、以业立足的商界精英。这种超功利性的作为自然属于儒家精神的体现。
在《史记》等文献的记载中，范蠡（公元前536年——448年）即陶朱，自古就被尊为“商圣”。出身于楚国的范蠡虽然博学多才、文武双全，但因家境贫寒不得入仕而投奔了越国，辅助越王勾践一雪会稽之耻，成就了一番霸业。功成名就后范蠡急流勇退，与西施隐姓埋名于山水之间，三度经商又三散家财，后来定居在宋国陶丘（即菏泽定陶），自号陶朱公。范蠡是春秋末期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和道家学者、楚学开拓者之一，他的经商成就及作为，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儒者商人。
而作为“孔门十贤”之一的子贡（公元前520年——456年）即端木赐，曾担任鲁国、卫国之相，虽然晚于范蠡，但因为其文化修养丰厚，理财经商能力高超，学、行结合得好，被称为儒商鼻祖。《论语·先进》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测屡中。”意思是说，颜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家里穷得叮当响，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而子贡却不受命运摆布，通过猜测市场行情的变化来进行买卖，而且总是猜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有记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和诚信经商的“端木遗风”（儒商理论）历来为世人所推崇，成为民间供奉的财神。
鬼谷子的学生白圭（公元前370年—300年或463年—公元前365年）被《汉书》称为“天下言治生者祖”。战国魏惠王时期，他曾在魏国为相而兴修水利，后辞官经商，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理论和12年为一个周期的农业经济循环说，远比子贡的“臆测”来得理性。他还主张按产物的二十分之一来征收田税，以减轻农民负担；要根据粮食的丰歉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方法来经商，比如，在谷物收割时买进粮食，而在蚕茧出产时出售粮食，买进絮帛。这就像吴起用兵、商鞅行法，讲究智、勇、仁、强。白圭也是最早在商业领域收授门徒的人，而且要求这些学生必须具有很高的文化程度和高尚的道德品质。白圭可以算得上中国的第一个经济学家，有“商祖”的美誉。
当然，也有人把王亥（公元前1854年—1803年）当作华商始祖。但是，如果从“儒”或者文化这个角度来讲，王亥是算不上儒商的。正如编撰了《吕氏春秋》的吕不韦，粗通文墨留下“胡庆余堂”的胡雪岩，都因为太过“投机”，与真正的儒商相比还是有“距离”的。而司马相如的岳父卓王孙以及后来的石崇、王恺等，那仅仅只是钱多豪富而已，难以称“儒”。但是，中国的儒商及儒商精神却是传承有序的。明清时候，还出现了徽商、晋商等儒商商邦，一直影响到近现代中国儒商和企业家群体的形成与发展。当代以来，在传统美德与市场经济的融合中，儒商的杰出代表荣毅仁、霍英东、马万祺、汤恩佳等，更为儒商精神注入了现代爱国主义和勇于创新创造的新元素与新内涵，树立了新的典范。
儒家文化及儒商精神的内核一直没变，但儒商及其概念所指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在不断变化。尤其是在今天，除了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中的“先富者”纷纷就读MBA之类而外，因为教育的普及程度不断提高，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平大幅提升，大量知识分子和高科技人才成为了商界的弄潮儿，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儒商时代”。这种“幻象”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好地把握和厘清知识与文化的关系，知识只是某一方面的常识或技能，是文化的基础，而文化则是道德方面的修养或人格，是知识的超越；知识呈现的是一种能力和身份，而文化却是一种教养和格局。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知识+商人”当作儒商，更不能把那些媚俗的“学问、学历”或概念说辞视为“儒学”或儒者。而且，儒商的关键还不完全在于学问、学养的深厚，更在于对儒家“以人为本”伦理道德的修为与实践程度──这也是“儒商精神”与以契约制为核心的“西商思想”的最大区别！而儒商与一般商人最本质的区别是其高度重视商业的品格与道德的高尚，不取“不义之财”，取财则必有“道”！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在浮躁的当下，我们还能找出几个真正的儒商呢，蚂蚁金服还是滴滴出行？所以，有人感叹：中国当下无儒商。但是“挟书”的郑作或“涤器”的相如还是越来越多了，“一手拿《论语》，一手持算盘”总归不是一件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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