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子罕第九》通覽：爲學之難
通覽《論語》二十章，我們嚴重懷疑當時孔門弟子成立的編纂辦公室設立了兩個工作組，一組主攻孔子在“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方面的相關言行。另一組主攻學問之用，特別是弟子、時人關心的“爲政”問題。後來，編纂辦公室在合併成書時，發現孔子所講的爲學只有一個大目的——學而爲人，而學問之用本身與學而爲人又是密不可分的一體兩面。
可能正是鑑於上述情況，“編纂辦公室”難分伯仲，最終決定採用穿插的方式，排布《論語》所涉二十章。單章排“爲學”，雙章排“爲學之用”。
當然，上述觀點僅僅是筆者的個人看法、一家之言，還需讀者自行揣摩體會。
《論語·子罕第九》主要是講“爲學之難”。這一章的點題末篇很有個性，是孔子對《詩經》章句的評價。
“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孔子評價這句詩歌，認爲詩中人只是不夠想念罷了，如果足夠想念你的話有怎麼會覺得遙遠呢？
表面上看是就《詩》論詩，實際上是在講“爲學之難”，只不過是“求學”之心不夠罷了，就像詩中人一般。
開篇“子罕言利與命與仁”，隱隱然講了“爲學之難”的直接原因——學生們關心、關切的話題孔子很少涉及。其實，不單單是孔子，孔子之後歷朝歷代的老師，對這三個話題，都是很少涉獵的。再往後發展，到了今天的大學，更是形成了與社會完全隔絕的學院派。學生們感興趣的、關心的，老師一般不講幾乎成了學校的一個傳統。
“利”這個話題，是天下人關心的。孟子見梁惠王，大手一揮——“何必曰利”，因爲梁惠王開口就問如何有利於自己的國家。孔子之所以不講，是因爲很容易讓人急功近利、見利忘義，講“利”，不符合他老人家的仁義主張。
“命”這個話題，也是人人關心的。世道不好時，很多讀書人賴以活命的手段便是擺個測字攤給人算命。孔子講“五十而知天命”，“命”說到底是天的事兒，只有哪吒那樣的叛逆兒童才能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口號，到了五十歲上下，沒有人不意識到“命”的。但同學齡期的弟子談“命”，似乎有違其時，也有些自不量力。畢竟那是天的事情，最好還是交給天，交給時間，交給每個人自己去體悟爲好。
“仁”倒是孔子所推崇的一個概念，但他存在於每個人的內心深處。
有人根據“仁”字的字形，解讀“仁”爲處理兩人關係的一種解決方案。特別是在中國社會之中，夫子、母女、夫婦、君臣、兄弟、姐妹，這些最重要的關係都是成組出現的二人關係。如此一來，在這樣的社會框架下生活，便有規律可循了。所謂君臣有義，夫婦有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中國人發明了一系列的二人世界原則。在這個原則光框架下，處理兩個人的關係，個人內心或許會很擰巴，但總體關係一定是和諧的。加之家國天下概念的存在，一個和諧穩固的社會便架構起來了，很容易形成繁榮、和諧、有秩序的局面。這個繁榮、有秩序又是一切社會所追求的存在狀態。
問題是，“仁”存在於每個人的內心深處，穩固的兩人關係雖然有相應的原則，但這個原則又不可能放之四海皆準，又要面對各種各樣的具體情況。所以，很難用來評判他人是否“仁”，因爲“仁”存在於每個人的內心深處，至於能不能發揮，能發揮多少，不僅因人而異，也因環境而異。
緊隨“子罕言”篇，《論語》編者便引用達巷黨人對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的評價來說明“仁”、“命”話題的難講。孔子用“吾執御矣”來自我解嘲，不要忘了，老人家在不同場合可是講過“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如此算來，孔子對達巷黨人的迴應，差不多算是將“利”、“命”、“仁”全部擺在了一起。
《論語·子罕第九》的其他篇章，用各種方式，印證爲學之難。
其中較爲有價值的是“子絕四”篇，這一篇講到孔子爲學時，努力戒除的四種壞習慣：一是太過隨意，二是太過武斷，三是太過固陋，四是太過自我。認真想想，即便是我們把“勿意，勿必，勿固，勿我”寫下來作爲個人的座右銘，時時警惕，仍然避免不了犯相應的毛病。
知易行難，或許纔是“爲學之難”的關鍵。但認真想想老人家的“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所有的爲學之難，不過是求學之志不夠堅毅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