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星照耀中國》的譯本，“哪家強”？
原創：書山花開
讀外國名著，版本的選擇至關重要。像《紅星照耀中國》，又叫《西行漫記》，單從作品名稱上看，就知道版本是少不了的。
看封面就知道，權威的出版社，權威的主編，又高懸作者斯諾的招牌“斯諾先生認可的首個權威中文譯本”，似乎不得不使人信服，想當然地以爲是最好的版本選擇了。
事實果真如此嗎？需要比較才知道。
以第一章第一段爲例，比較各個版本在文字上的優劣。
圖片不易看清楚，複製一下，第一段是這樣的：
在我僑寓在中國的七個年頭裏，曾經有許多人向我提出問題，其中最難回答的是關於中國紅軍蘇維埃，以及共產黨運動的問題。一般好事的黨人們，極願意回答你的，因爲他預備着一大串製成的答案，隨時可以提供給你，惜乎這一串答案是很難使人滿意的。因爲他們這些答案從何而來的呢，他們既然沒有親自到過紅色的中國？（無名譯）
可以發現，單就第一段而言，那個集體翻譯於1975年的廣角鏡出版社譯《西行漫記》，和胡愈之等翻譯的《西行漫記》，文字全部相同。
因此，單比較4個版本，分別是：胡譯、董譯、李譯和無名譯。
1.就“我”的身份而言，無名譯道“在我僑寓在中國的七個年頭裏”，其中“僑寓”的意思是僑居、寄居，顯然作爲“洋人”身份的確定更爲明顯，因此與所謂的“黨人”的比較也更清晰。可以設想，一個外國記者採訪許多人，中國的許多黨人就會以很誇耀的神色向他談起“紅色”問題，滔滔不絕，並且以富有遠見自詡，給予他一堆又一堆答案。所以，這一身份的“告知”是很有必要的。
2.第一段第一句話不是“我在”就是“在我”，前者突出“我”，因爲“我”是主語，後者“我”居於“在”之後，那麼，開首的話是狀語。比較可以發現：就第一句話而言，李譯和董譯有雙主語，也就是陳述這麼一個意思：我在中國，人們提出問題。胡譯則相對乾淨一些：強調了人們提出的問題，爲後面那樣黨人的“表演”，做了鋪墊。而無名譯道“曾經有許多人向我提出問題，其中最難回答的是關於中國紅軍蘇維埃，以及共產黨運動的問題”，不但指出問題，更強調問題難以回答，這與下文所謂黨人率意而答，形成鮮明的對比。
3.對於黨人的修飾語，分別有“熱心的”、“熱切的”、“好事的”等。作者對黨人基本的立場是批評和諷刺的，所以假如能夠表現出黨人是如何將道聽途說的知識當成自己的遠見卓識，勾勒出他們的誇誇其談，虛僞無恥的面目，就算成功了。因此，比較而言，“好事的”這一評價就沖淡了諷刺的味道，而胡譯“貯蓄”這詞就顯得意味深長。
4.最後兩句，胡譯和董譯非常接近，但有細微的差別：
董譯：他們是怎麼知道的呢？他們可從來沒有到過紅色中國呀。
胡譯：因爲，他們怎麼知道呢？他們從來不曾到過紅色的中國。
一個多一個“呀”，一個多一個“因爲”，前者與“呢”相呼應，語氣惟妙惟肖，後者交代內在的因果關係，且與“可是”相呼應，邏輯嚴密。
單是一個段落，就能看出差異，胡譯有優勢，但似乎並不能說明，它是當然的版本首選。
查資料知道，胡譯版成於衆手，書後所列譯者有12人之多：
《復社譯本<西行漫記>的翻譯學解讀》指出:
《西行漫記》的翻譯贊助人是慧眼識得原著並負責組織翻譯工作的胡愈之先生。
《西行漫記》的具體承譯者共計 12 人，每人分譯 1 章。他們均爲文化界的進步人士，能夠認識到翻譯《西行漫記》的重要政治意義，因此在當時國民黨白色恐怖政權下與繁忙的工作之餘，冒着生命危險翻譯了《西行漫記》。歷史證明，參與翻譯《西行漫記》是他們人生中光榮的一頁，他們的名字也同《西行漫記》一道永載史冊。
《西行漫記》從翻譯到出版僅用了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參加翻譯的倪文宙(1991)回憶:“我們每人分譯一或兩章，要求在一個星期內完成。我分任兩章的翻譯，記得是講述彭德懷的。我這時日裏教書，實在疲極，晚上很少熬夜工作。在這幾天裏，也只好翻譯到午夜 1 點鐘才睡。”可見譯者匆促趕工，因此譯文不免粗糙，出現了一些佶屈聱牙的語句，甚至有明顯的誤譯。這裏僅舉幾例，如用“我被註定消磨在蘇區裏的第一夜”(王廠青，等，1938:32) 來翻譯“I was destined to spend my first night in Ｒed territory”( Snow，1937:49);“four children”(Snow，1937:239)錯譯爲“他的四個孫子”(王廠青，等，1938:202);“considerableexploitation of the peasantry”(Snow，1937:186)被譯成““紅黨們對於農民們，必定有很好的利用”(王廠青，等，1938:154)(正確的理解應爲“相當程度的剝削”)。在當時的條件下，譯者們由於時間緊迫、條件限制，沒有對每一句話的翻譯進行仔細考慮，部分語句難免差強人意。
1938 年復社版的《西行漫記》是 Ｒed Star over China 在中國的首箇中文全譯本。在此之前，1937 年 4 月面世的《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譯載了 Ｒed Star over China 一部分內容，即 57 節中的 13 節，約爲全書的 五分之一，可謂《西行漫記》的節譯本或“雛形本”(張小鼎，2006)。在 1938 年 2 月復社版《西行漫記》面世之後，較爲重要的全譯本還有 1939 年 3 月上海啓明書局出版的《長征 25000 裏》以及 1949 年 9 月上海 急流出版社署名“亦愚”翻譯的《西行漫記》，建國後 1979 年三聯書店出版了由翻譯家董樂山重譯的《西行漫記》。
（陽鯤《復社譯本<西行漫記>的翻譯學解讀》）
就我個人傾向而言，對不標明譯者的那個版本似乎更感興趣，可惜除pdf外，恐買不到該版本的紙質書。
儘管胡譯有“斯諾先生認可的首個權威中文譯本”的招牌，可實際的情況，就我所見學生所買的，更多的或許是董樂山翻譯的版本。
李方準梁民譯《紅星照耀中國》的序言也很認可董樂山的譯本：
知網有論文《學者型譯者董樂山譯< 西行漫記>研究》指出：
學者角色和譯者角色共同影響着董樂山的翻譯行爲。在翻譯的過程中，他堅守自己的信仰，通過翻譯來滋養人類社會; 他通曉英漢雙語的特點，譯文流暢可讀、地道自然; 他不斷擴充百科知識，靈活正確地傳遞原文的信息; 他認真謹慎地對待翻譯工作，觀察入微，創造性地進行還原; 他潛心做好翻譯，懂政治而不迎合政治，正因如此，董樂山所譯 《西行漫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爲了翻譯史上的經典譯作。
（王麗傑《學者型譯者董樂山譯< 西行漫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