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與白敏中兄弟二人在巴蜀時期的往事

巴蜀春秋之六八

白居易與白敏中兄弟二人在巴蜀時期的往事

  文   和運超

人們大多知道,白居易要算唐代最重要的詩人之一,生前已經獲得很高的名聲,唐武宗、唐宣宗都對他非常欣賞。白敏中是他的從弟,知名度遠不如白居易,但在晚唐歷史上的影響,實在要比單以文學著稱的白居易重要得多。尤其白敏中附和唐宣宗,將非常有能力的宰相李德裕貶死海南,幾乎成了小人的代名詞。從另外一個角度說,白居易並不是只擅長文學,實際非常熱衷仕途,哪怕貶謫階段,也在地方做了一些有益民生的事。白敏中也一樣,尤其這兩兄弟都曾經在巴蜀做地方官,白居易是在忠州待了兩年,而白敏中是在成都待了五年,這方面的事蹟還不大爲人所知。


    一、白居易在忠州兩年熱衷綠化種植果樹


      公元819年,唐憲宗元和十四年,白居易從江州司馬改任忠州刺史,開始近兩年的巴蜀生活。

      在此之前的白居易,是一個熱心功名的文人士大夫,擔任左拾遺積極言事。他被貶江州,居然是因爲希望朝廷嚴懲行刺宰相武元衡、裴度的兇手。憲宗是非常倚重武元衡、裴度的,對他們遇襲非常震怒。白居易的進言按說並不違背皇帝心願,實際當時白居易太渴望被賞識,但皇帝認爲他的言論超過了職務範圍,並不喜歡,於是我們後人才欣賞到著名的“江州司馬青衫溼”《琵琶行》等經典詩作。

      在江州最後一年,他的胞弟白行簡前來相聚,兩人在附近到處遊玩。白行簡也是一個文才出衆之人,是著名的傳奇《李娃傳》《三夢記》作者(不排除一些知道其大名是因爲著名的寫男女房中之事的辭賦《大樂賦》,實際這是反映唐代道家、陰陽、方術比較綜合的古人養生文化的史料,儘管如此,實際白行簡卻只活了五十歲)。改任忠州以後,白居易帶白行簡一起沿長江赴任,途中湊巧和好友元稹相會。當時元稹在虢州任職(唐代虢州在今河南盧氏、靈寶一帶,之後受令狐楚舉薦,唐憲宗還是招元稹回長安)。

      白居易從江州到忠州這幾年,正是鬱悶不平的低谷,詩文裏經常流露各種情緒。過三峽一路山石險惡,白居易形容:“一隻爛船當驛路,百層石磴上州門。更無平地堪行處,虛受朱輪五馬(漢代以御五馬指代太守)恩”,還有“我向忠州入瘴煙”等等。

      白居易到忠州出任刺史,看着比之前江州司馬地位高,當時忠州還比較偏僻,實際事務並不多。白居易能想到最實際的就是改善環境,時常領僮僕荷鋤決渠、裁花種柳。從文人角度是誠心做“田野翁”,比如《種桃杏》:“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路遠誰能念鄉曲,年深兼欲忘京華。忠州且作三年計,種杏裁桃擬待花。”從內心來說是反映出一份無奈,但從官員做事角度,畢竟白居易沒有閒着,盡力在爲當地百姓做一些實事。

      今天人們都知道,白居易的成名就是寫著名的《長恨歌》,他對楊貴妃流傳的一些故事當然非常熟悉。巴蜀自古盛產荔枝,多數時候是宮廷官府享用的名貴水果,白居易過去在京師僅聞其名而不見其實。正是在忠州首次看到了荔枝樹,也愛上了這款美味。他寫《題郡中荔枝詩十八韻,並寄萬州楊八使君》:“……早歲曾聞說,今朝始摘嘗。嚼疑天上味,嗅異世間香。潤勝蓮生水,鮮逾桔得霜。燕脂掌中顆,甘露舌頭漿。物少尤珍重,無高苦渺茫。……”把荔枝形、色、香、味等習性,及其生長情狀,寫得惟妙惟俏,令人感同身受。

      楊八爲楊歸厚,與劉禹錫、柳宗元交好(楊歸厚的一個女兒嫁給劉禹錫的長子劉鹹允,而柳宗元的岳父楊憑輩分是楊歸厚的族侄,年齡則大對方十多歲,連柳宗元都年長楊歸厚三歲。包括白居易的妻子也是出自虢州弘農楊氏家族)。書法和醫學造詣頗深,當時貶謫萬州(今屬於重慶),他們交情至深,有多首詩互相唱和。還有像:“摘來正帶凌晨露,寄去須憑下水船,映我緋衫渾不見,對公銀印最相鮮。香連翠葉真堪畫,紅透青籠實可憐。聞道萬州方欲種,愁君得食是何年?”(《重寄荔枝與楊使君,時聞楊使君欲種植,故有落句戲之》。

       由於白居易交友廣泛,爲展示他喜愛荔枝,還命人畫下來寄給贈朝中親友,並作《荔枝圖序》:“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桔,春榮;實如丹,夏熟。朵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香、味盡去矣。元和十五年(820)夏,南賓(天寶初改臨州爲南賓郡,亁元初改名忠州,臨州是以州治臨江縣得名)守樂天命工史圖而書之,蓋爲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三日者。”這一段事情被寫入《舊唐書·白居易傳》,稱:“南賓郡當峽路之深險處也,花木多奇。居易在郡,爲木蓮、荔枝圖,寄朝中親友,各記其狀。……鹹傳於都下,好事者喧然模寫”。

      白居易把荔枝繪畫,傳給親友這種小事就能寫入史書可能有些誇張,但之所以有這樣大的影響,主要唐人從楊貴妃開始,的確朝野上下都愛荔枝,白居易到巴蜀以後,第一次把荔枝繪畫傳入長安,通過他經常在山野樹林觀察,準確、全面記述荔枝特性,成爲保存古代荔枝情況的經典文獻,的確有比較重要的果樹種植史料價值。

     在忠州近兩年間,賦詩百餘首,除了詠荔詩忽然增多,另外就是醉酒詩較多,有時兩者結合,當然也和白居易出於貶謫的情形有關。

像《東樓醉》詩:“天涯深峽無人地,歲暮窮陰欲夜天。不向東樓時一醉,如何擬過二三年?”很明顯表達鬱悶憂愁的情緒。《荔枝樓對酒》詩:“荔枝新熟雞冠色,燒酒初開琥珀香。欲摘一枝傾一盞,西樓無客共誰嘗?”可見白居易對一切“荔枝”名號的都鍾情,一會東樓,一會西樓,顯然熟門熟路。

       由於白居易非常喜歡荔枝,還發展到自種荔枝。他寫有《種荔枝》詩:“紅顆真珠誠可愛,白鬚太守亦何癡!十年結子知誰在?自向庭中種荔枝”。白居易雖然自知不會久留忠州(“忠州且作三年計”),而荔枝生長週期較長,“十年結子知誰在?”但出於癡愛,還是忍不住決定嘗試種植。

      的確,白居易不到兩年就被召還,除尚書司門員外郎,特往常去的開元寺上方臺閣題詩留念,嘆“最憐新岸柳,手種未全成”,這也是他爲忠州做的一種“閒事”。包括去東坡着望所種的桃、李與橋上竹,頓生“我去自慚遺愛少,不教君得似甘棠”之愧。


       由於白居易在忠州時間短暫,加上他心情鬱悶,指望做一些長久而積極的規劃並不現實。但從他力所能及,還是花了一些心思,對後人來說,大量種植樹木花果對綠化山野還是有益的,尤其他還以果樹爲主,對民生也有一定好處。

       今天我們都知道,重慶周邊縣市全是山區,地理條件比較複雜。古代以農耕爲主,不僅開墾種植比較困難,連基本生活環境都比較糟糕。經過了解民情,白居易才發現百姓當然不是不願意建設美好家園,實在很多時候無力負擔。

安史過後,從唐德宗到唐憲宗是改“兩稅法”以來最艱難的階段,唐朝的貨幣已經幾乎廢除,很多地方都退回到以物換物的情況。朝廷爲了集聚財富實現平息藩鎮,地方百姓過得十分艱難,尤其巴蜀對唐朝是賦稅較重的地區。白居易上書建議“宿弊必除,舊章鹹舉”,在忠州推行一些恢復民生的主張,忠州終於連續兩年大豐收。

       白居易以官府名義採購花草樹苗,自己作爲表率,穿上百姓衣服與當地百姓一起種植。在城東山坡上廣栽花果樹木,後稱呼這裏爲“東坡”。他發現這裏的柑橘香甜,又發動百姓多種柑橘。爲勸說更多百姓參加種植,據說白居易還多次到農戶家幫忙挖坑、培土、植苗,詢問一些鄉農研究種植技術。

      由於白居易的一系列種植大動作,忠州百姓基本全被調動起來,到處根據地理條件,大範圍都種上各種花果樹木,柑橘、荔枝包括其他果樹不僅面積數量大爲增加,土壤質量大大提升,不少水果品質也非常優良,後來成爲送入皇宮的貢品。多年以後白居易閒居洛陽時,還會思念忠州的水果:“二年留滯在江城,草樹禽魚盡有情。何處殷勤重回首,東坡桃李種新成。”

      從江州到忠州前後五六年,原本是白居易人生的低谷,心情一直鬱悶。在忠州近兩年,最終通過親近山野,參與勞作改變了白居易,初步養成他喜歡恬淡自然的心境,爲他後來選擇閒居,寄情山水的晚年打下思想烙印。

回到長安以後,白居易儘管仍有一段時間參與仕途,但他在宮廷官署時經常夢迴忠州。像《寄題東樓》詩云:“每看闕下丹青樹,不忘天邊錦繡林。……最憶東坡紅爛漫,野桃山杏水村檎”。可見忠州的生活對白居易人生觀的改變影響之深。

      除了忠州花樹水果讓白居易鍾情外,還有一件文人極爲着迷的就是茶。巴蜀是中國茶葉的故鄉,早在秦漢絲綢之路被發現的時候,巴蜀之地就已經在流傳茶葉和飲茶。由於唐朝對外影響形成一個高峯,所謂鹽茶貿易又是朝廷官府最看重的商品,對茶葉進行品級的區分,最終形成上至皇帝親貴,下至普通百姓都非常風靡喜好的雅趣。

      白居易有許多描寫關於茶的詩作,而且他的茶詩,不少是寫巴蜀茶的名作。像《琴茶》詩:“琴裏知聞惟淥水,茶中故舊是蒙山。窮通行止常相伴,難道吾今無往還?”蒙山就是四川雅安的蒙頂山,至少在唐代,蒙頂山的茶葉已經非常有名。不僅是白居易這樣大詩人做推廣,在白居易之前的陸羽已在《茶經》做了品鑑,稱讚“蒙茶第一”。只不過陸羽生前只是一個普通文人,作爲研究和推廣茶文化,陸羽在世的知名度比較範圍有限。白居易和陸羽之間相差四十年左右,對陸羽可能有耳聞,但他們共同推許蒙頂山茶應該確實是“英雄所見略同”。

再像《謝李六郎中寄新蜀茶》:“故情周匝向交親,新茗分張及病身。紅紙一封書後信,綠芽十片火前春。湯添勺水煎魚眼,末下刀圭攪麴塵。不寄他人先寄我,應緣我是別茶人。”這首詩還在白居易到忠州之前的江州司馬任上,處於病中的白居易,收到好友忠州刺史李宣寄來的新茶(算是白居易的“前任”忠州刺史)。所謂又病又悶的白居易得到好友關心,非常興奮激動,寫詩表達對好友贈新茶的感激之情。“不寄他人先寄我,應緣我是別茶人”,指出他們的關係非常親密,同時表明白居易在品茶、辨茶方面非同一般的水平。

    其實在這些事情之外,相傳白居易還是額外做了一些有關民生的善事。

白居易很早就開始癡迷佛學,忠州龍昌寺是他經常去的地方,還寫過關於該寺的幾首詩歌。該寺別名龍興寺,據說就建於唐代。之前杜甫離開成都以後,輾轉到川東一帶,途經忠州時就寄居在這裏,也寫過題壁詩留念。

據說有一次白居易到此遊覽時,聽見哭聲,見一年輕婦女抱着一個頭破血流的孩子哭泣,旁邊還一老者老淚縱橫。白居易向他們詢問原因,這老者是帶女兒、外孫下山進城,外孫跌落崖下身亡。因龍昌寺附近的山路陡峭,常有人不小心跌下山摔死摔傷。白居易一心向佛,頓時熱淚盈眶,摸出自己所帶的錢給老者,勸慰他好好掩埋孩子。

白居易回到官署後就毫不猶豫拿出朝廷給自己修繕官署和住所的錢財,作爲修路資金。後面還捐獻月俸,發動官紳商賈庶民集資,在忠州城東二里的白橋溪開山運石,修整當地山路,還在附近修一座石拱橋,後來人們把這條路叫白公路,把城東的石拱橋叫作白橋,並在龍昌寺附近修祠堂,世代紀念白居易對忠州百姓的功績。


   二、白敏中在成都開鑿金河

 

      金河,其實今天的成都市已經蕩然無存,幾乎只留下金河路與金河賓館這樣的地名。

      假如非要摸索還能與歷史上金河產生聯繫的遺蹟,恐怕僅有距離金河路不遠的人民公園內有一條溝渠和水池,勉強算當年金河在上世紀50年代改造城市階段,最後留下的一點殘存,當然已經完全改變成了公園內的景觀。然而,歷史上成都的金河有過上千年的歷史,最初就是由白居易的弟弟白敏中主持開鑿。

      白敏中的爲人有嚴重瑕疵,不過他也確實頗有才幹,尤其在四川五年做了不少事,開鑿金河就是最典型的一例,所以,他倒也不完全是靠獻媚君主的那種小人。


      金河,據說原本是成都客觀存在的自然水系,因爲在唐初的時候,有河水自成都西面斜貫進入城中,然後出城匯於府河朝東而去,並有一條支流至南河匯入錦江,形似古人衣服的衣襟,因此,人們習慣上叫“襟河”,後來稱“禁河”(五代十國的成都是前蜀後蜀的都城,所以普遍又叫禁河)。至於爲何字面上說“金河”,有一種觀點認爲,這條河從西面而來進入成都,按照古時候的五行學說,西方屬金、金生水的說法,這條河所以正式名稱爲金水河,簡稱金河。

還有另一說法,金河正式的稱呼也許要到明初在成都城中修建“蜀王府”,由於非常氣派,金碧輝煌,民間百姓習慣稱城中王府爲皇城,然後繞過皇城的金河纔開始流傳。但不管稱呼如何得名流傳,金河在成都的正式開鑿與整治,是唐代的白敏中所主持,這個並沒有任何疑義。

       白敏中從唐宣宗大中七年(853)出任成都尹兼西川節度使,直到大中十一年,完成金河工程,首要目的是爲了疏導城中的溝渠積水,使其順利下泄,避免城中出現內澇水害。

      稍微瞭解成都歷史的都很清楚,早期的成都平原水患嚴重,由於有了西北方向的都江堰,當地才免除了大型災害。發展到唐代,成都的人口和經濟創造了一個小高峯,號稱“揚一益二”,魏晉以來的成都舊城在隋唐階段已經嚴重超出負荷,很多百姓聚集在外郭周圍居住。白敏中開鑿金河,疏浚渠道,對當時成都城內外百姓維持生活,化解雨季潛在災害起到很大的積極作用,的確是一項有利民生的良心工程。

      經過一番開鑿和疏浚,成都的主要街道都有渠道,使水流匯聚到金河,自城西江水匯入摩訶池(城中心的湖),東面連接解玉溪,至城東匯入府河,其餘的小渠,枝分根連,都流向大的河渠,以排放污水。清朝李調元(雍正、乾隆年間四川著名劇作家、藏書家、學者)在《蜀水經》記載這一功績:流江“又東爲金水河,入成都縣城,匯爲摩訶池,又東釃爲解玉溪,又東穿華陽縣城而出,入油子河(指府河)”。金河工程構築了成都城市完整的河湖水系,爲摩訶池注入了充足水源與盎然生機,營造出成都歷史上最佳水環境。史料稱“家家臨江,戶戶垂楊”,這樣優美理想的市容綠化景觀一直延續到之後的宋代。

     大中十年(856),白敏中還主持修復了玉壘關(貞觀年間重修作爲唐朝防備吐蕃的重要關隘),也是爲了保障成都平原。同時,他還重視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修繕,曾再次疏浚都江堰的內江,也是與改善成都府城和周邊水系互相輔助的重大舉措。總體上,白敏中在蜀中五年,整治民生,鞏固安防,尤其治水有功,白敏中回長安以後加任太子太傅。

     不僅是在一系列實事方面做出成績,就是文化方面,白敏中也有一些收穫。白敏中的文才遠不如兩位兄長白居易和白行簡。大中九年,他在成都招著名文人李翱的女婿盧求爲西川節度從事。應白敏中之命,撰《成都記》五卷,編輯梳理成都風俗物產及古今逸事,堪稱成都當地的人文地理在唐代及之前的一次大彙編,不過可惜這本書已經不存。

      白敏中對成都的治理,使當時百姓生活安居的環境有了空前改善,不過當時還沒有外部城牆。白敏中離開四川大約二十年,名將高駢收復安南交趾之後改任西川節度使。

由於之前南詔多次滋擾,高駢爲成都的城防考慮,在城外修築了一圈羅城,將大部分居住在城郭周圍的百姓保護起來,擴大了成都的外城。與此同時,進一步改造郫江水道,郫江就是今天從城北流入成都的府河。據說本來郫江是直接南流匯入錦江,但高駢在城外西北部修了縻棗堰堤,使之向東流,環繞羅城北緣,再回轉向南,繞過羅城東緣,然後在東南方向與錦江匯合,使府河形成成都城北的護城河。

     所以,自唐末時代起,成都已有所謂“穿城九里三”的規模,到清代大體都沒有什麼變化,高駢這一次對成都的築城改造奠定了此後千年的格局。但高駢的築城改造與之前白敏中對成都水道的開鑿疏浚是繼承和銜接的,他們都出於安定民生和城防安全的考慮,也是建立在當時成都百姓已經達到一個高峯的基礎之上。


     不久,唐僖宗躲避黃巢到成都四年,也是因爲白敏中和高駢先後改善了成都的生活環境,而且加固了成都的城防,在這幾年裏,成都已經名正言順地實行京師都城的職能,升級爲大唐的南京。

      又過二十年,唐朝滅亡,南方十國林立。王衍繼承其父王建做前蜀皇帝,在成都西面修築夾寨大堤,引水繞到皇宮作御河,連通摩訶池,供其行舟享樂。     

宋朝後,偶爾在之前的規模上略有修整,總體成都金河水系都保持唐末原貌,成都的城市景觀幾百年都沒有改變。

一直到明初平定巴蜀後,陸續所謂在元朝動盪局面進行各種重修和改建,並沒有在水利方面做多少全盤考量,到中期嘉靖年間,城內河道很多地方已經淤塞。嘉靖末年,四川巡撫譚綸和成都知府劉侃終於對金河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整治疏通。據一些資料記錄判斷,實際明清時期的金河整體向南遷移不少,幾乎與唐宋時期的金河河道成了平行的格局。劉侃爲此事專門寫有《重開金水河記》,詳細記載這次工程,並刻石立在河邊。可惜這一工程維持了八十餘年,明朝末年,兵患嚴重,城池盡毀,金河再次淤塞了。

     要到雍正九年(1731),當時的四川巡撫憲德、成都知府項誠依靠全城的士、農、工、商及居民百姓,費時半年多才又一次完成對金河的整治。從城西外的摸底河引水,先入少城——就是康熙末年由年羹堯設立旗人家眷居住的“滿城”,流貫全城,至東城水關匯合於府河,全部河道加寬、加深,當時的金河中還可以行船。

     這一次還大規模在金河上修建了二十二座橋樑,像金花橋、通順橋、青石橋、平安橋這些橋名一直保留到今天,只不過很少還有人知道,這些地名原來真的與一條從唐代延續到明清,靜靜流淌在成都城內千年的河流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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