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利之辯”這個倫理學中道德評價標準的問題，最早由孔夫子最先揭舉，他在《論語·里仁》中提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繼承孔子思想，特別推重“義”。他認爲“義”是“人之正路”（《孟子·滕文公下》）；爲了“義”，他甚至表示願意放棄生命：“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在謁見梁惠王時所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在這一段論述中，可以一窺孟子的義利之觀。
梁惠王即魏惠王，在歷史記載中，魏惠王執政三十多年，頻頻攻伐，窮兵黷武；然而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損兵折將，國力空虛，被迫遷都大梁，因而被稱爲“梁惠王”。造成如此困難局面，梁惠王才“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以高待遇延請賢能的人來幫助他。
面對孟子謁見，梁惠王說：“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擄，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土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梁惠王的“利吾國”實質是希望國富兵強，繼續征戰以開疆拓土，爲他“先君宗廟”洗刷“羞”辱，爲他這個“寡人”遮“醜”，給他自己帶來更多的財富惠及朝廷，他的“利吾國”實質是爲了自己的一己私利，而非真正的爲民謀利，他沒有認識到自己因窮兵黷武導致民不聊生的錯誤，於是孟子才當即斥之曰：“王何必曰利！”。
孟子承襲孔子思想，在義利思想上主張“先義後利”，“見利思義”，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捨身而取義也”，又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顯然，孟子也是將義看成是高於利的價值標準，人們應當把是否“義”作爲取利的前提和標準。
《說文解字》中把義解釋爲：“義，己之威儀也，從我羊。“我”是執“戈”站在“禾”旁邊的人，是保護自身利益意識與行爲的體現。而“羊”則具有“聰明、公正、無私”等品質，因而是美善吉祥的象徵。由“羊”“我”聯合而成的“義”，就有以“我”的力量捍衛美善的事物及其所代表的價值、以美善統馭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之意。由此可見，義跟利其實並非矛盾的兩個方面，“先義後利”，“見利思義”並非是捨棄利益，而是在行動之前需要有一個符合道義的動機，這樣的動機必須是出於捍衛美善的事物及其所代表的價值。義就好比是一棵大樹的根基，而其果實則是最終的“利”，以義爲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以義爲先的另一面是赤裸裸的“功利論”，孟子也看到了單純逐利的危害性，“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最終的後果是人們爲了利益，貪得無厭，整個社會陷入利益的爭奪之中。只有將義看成是高於利的價值標準，在行動前能三思，這樣的追求是否符合道義，是否能取得更加美善的後果，這樣自然而然人們的一切行動就會有一種源自內在的束縛力，將利益的追求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內。
譬如我們日常的用餐，如果只是一味追求享受美食，而忽視飲食是爲了維持身體健康之需要，我們就會陷入對美食的無盡追求之中，最終失去健康。我們的工作，如果只是一味追求賺錢，我們就很可能在賺錢中迷失自己，但是當我們意識到工作是實現價值的一種方式，賺錢是爲了讓自己生活更加的美好的時候，我們就會有意識的去遏制住對利益的過度追逐。
孟子的“義利之辯”實質是道義原則與功利原則這兩種價值取向之間的論辯，在戰國利益紛爭的年代，企圖重新喚起人們對義的重視，揭示出功利原則背後所隱藏的弊端。“
由此可見“君子義以爲上”、“君子義以爲先”，“居仁由義”，“見利思義”不僅是一種原則，其實也給我們指明瞭修身養性的一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