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辩”这个伦理学中道德评价标准的问题，最早由孔夫子最先揭举，他在《论语·里仁》中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继承孔子思想，特别推重“义”。他认为“义”是“人之正路”（《孟子·滕文公下》）；为了“义”，他甚至表示愿意放弃生命：“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在谒见梁惠王时所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在这一段论述中，可以一窥孟子的义利之观。
梁惠王即魏惠王，在历史记载中，魏惠王执政三十多年，频频攻伐，穷兵黩武；然而东败于齐，西丧地于秦，损兵折将，国力空虚，被迫迁都大梁，因而被称为“梁惠王”。造成如此困难局面，梁惠王才“卑礼厚币以招贤者”，以高待遇延请贤能的人来帮助他。
面对孟子谒见，梁惠王说：“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掳，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叟不远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将何以利吾国？”。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土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梁惠王的“利吾国”实质是希望国富兵强，继续征战以开疆拓土，为他“先君宗庙”洗刷“羞”辱，为他这个“寡人”遮“丑”，给他自己带来更多的财富惠及朝廷，他的“利吾国”实质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而非真正的为民谋利，他没有认识到自己因穷兵黩武导致民不聊生的错误，于是孟子才当即斥之曰：“王何必曰利！”。
孟子承袭孔子思想，在义利思想上主张“先义后利”，“见利思义”，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身而取义也”，又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显然，孟子也是将义看成是高于利的价值标准，人们应当把是否“义”作为取利的前提和标准。
《说文解字》中把义解释为：“义，己之威仪也，从我羊。“我”是执“戈”站在“禾”旁边的人，是保护自身利益意识与行为的体现。而“羊”则具有“聪明、公正、无私”等品质，因而是美善吉祥的象征。由“羊”“我”联合而成的“义”，就有以“我”的力量捍卫美善的事物及其所代表的价值、以美善统驭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之意。由此可见，义跟利其实并非矛盾的两个方面，“先义后利”，“见利思义”并非是舍弃利益，而是在行动之前需要有一个符合道义的动机，这样的动机必须是出于捍卫美善的事物及其所代表的价值。义就好比是一棵大树的根基，而其果实则是最终的“利”，以义为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以义为先的另一面是赤裸裸的“功利论”，孟子也看到了单纯逐利的危害性，“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最终的后果是人们为了利益，贪得无厌，整个社会陷入利益的争夺之中。只有将义看成是高于利的价值标准，在行动前能三思，这样的追求是否符合道义，是否能取得更加美善的后果，这样自然而然人们的一切行动就会有一种源自内在的束缚力，将利益的追求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
譬如我们日常的用餐，如果只是一味追求享受美食，而忽视饮食是为了维持身体健康之需要，我们就会陷入对美食的无尽追求之中，最终失去健康。我们的工作，如果只是一味追求赚钱，我们就很可能在赚钱中迷失自己，但是当我们意识到工作是实现价值的一种方式，赚钱是为了让自己生活更加的美好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意识的去遏制住对利益的过度追逐。
孟子的“义利之辩”实质是道义原则与功利原则这两种价值取向之间的论辩，在战国利益纷争的年代，企图重新唤起人们对义的重视，揭示出功利原则背后所隐藏的弊端。“
由此可见“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义以为先”，“居仁由义”，“见利思义”不仅是一种原则，其实也给我们指明了修身养性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