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古代中國曆代王朝中政治、經濟、文化成就的一座高峯，國力強盛，包容開放。其中，在文學創作領域，更是前無古人，誕生了一大批著名的詩人、文學家。流傳至今的唐代詩歌全集《全唐詩》，一共收錄了唐朝2500多位詩人的4萬多首詩作，堪稱中國古代文學寶庫中最燦爛的明珠。
到了唐代中期之後，雖然因爲安史之亂，導致國力衰退，但中唐，卻是唐代文學創作的又一個高峯，湧現出柳宗元、元稹、白居易、韓愈等一大批才華橫溢的詩人、文學家，也誕生了許多流傳至今，膾炙人口的作品。有趣的是，許多我們熟悉的，與祖國各地山川地理、人文景觀相聯繫的經典作品都產生在這個時代，比如我們在中學課本上學過的，柳宗元的《小石潭記》，或者李賀的《夢天》，白居易的《酬東南行》等等，都誕生在這個時期。
原因何在呢？本書的作者，耶魯大學博士，美國衛斯廉大學東亞學院副教授王敖給出了一個獨到的解釋。在他看來，中唐時期文學領域的偉大成就，和地理學的大發展密不可分。
更有趣的是，中唐時期負責繪製編輯地圖資料的行政官員，和中唐時期進行文學創作的，都是同一羣人，也就是以柳宗元、元稹、白居易、韓愈爲代表的士大夫文人。
在繪製地圖，收集各地地理資料的過程中，這些傑出的文學天才，把這些原本枯燥刻板的信息，變成了文學創作的素材，激發出無窮的想象力，讓中唐的文學創作，擁有了一種全新的觀察角度和描寫對象。反過來，這些傑出的作品，又激勵了後世詩人探索祖國大好河山，進行地理研究的熱情。
今天，我們能夠和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文人名家共情，欣賞詩文中瑰麗雄奇的想象力和修辭技巧，正是因爲，我們能夠通過觀察和體驗作品中描繪的對象，來進行情感代入。只要這些描寫對象存在，這種情感代入就能順利進行。而在這些描寫對象中，最常見、最壯觀，也是最永恆的，就是我們祖國版圖上，多姿多彩的山川江河。
只有瞭解中唐時期地理學大發展這個背景，我們才能瞭解，爲何在中唐誕生了如此之多膾炙人口，流傳千古的名篇。在這些名篇中，這些偉大的文學巨擘，通過對山水的吟詠描繪，要表達哪些曲折而複雜的情感。唯有這樣，我們才能更深刻地瞭解到，這份無形的文化遺產，其價值何在。
接下來，我就爲你分三個部分介紹這本書的精華內容：
第一部分：地圖繪製，開啓了中唐文學創作的全新視角與敘述方式；
第二部分：作爲地理資料的唐代“圖經”，如何豐富了當時的文學創作；
第三部分：顛沛流離，天各一方的詩人，如何通過地理山水主題文學創作，來進行交流和共情。
第一部分
首先，讓我們來弄清楚一個問題，爲什麼到了中唐時代，繪製地圖和編輯各個地方的地理資料，成了唐王朝急於完成的工作。
這是因爲，唐王朝還沒有徹底從安史之亂的後遺症中恢復過來，割據的藩鎮依舊在混戰，來自周邊的少數民族，吐蕃和回紇，也失去了往日對唐王朝的尊敬，不斷派兵入侵。爲了終結這種烽煙四起，民不聊生的局面。繪製整個唐王朝疆域和周邊地區的詳細地圖，蒐集地理信息，幫助唐王朝對各地區進行有效控制，就顯得非常重要。
中唐時期的著名政治家，文學家呂溫就曾經說，繪製地圖非常重要，它不僅能幫助朝廷掌握各地的信息，還能幫助皇帝建立大局觀，激勵他勵精圖治，收復失地。呂溫還舉了東漢開國皇帝，光武帝劉秀做案例，說劉秀在年輕的時候，博覽羣書，尤其愛鑽研地圖。由於熟悉全國地理，所以在打天下的過程中，不滿足於割據一方，還能制定正確的大戰略，最終統一了全國，實現了中興。
這種想法，基本是中唐時期歷代皇帝，和朝廷大臣的共識。中唐著名詩人李賀就有名句：“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這裏的五十州就是安史之亂後，長期被安祿山、史思明部下軍閥割據的河北地區。如果看看執行這項工作的官員名單，你就會發現，它幾乎囊括了所有中唐時期的文學大家：韓愈，元稹，柳宗元，劉禹錫等等，他們同時也是地理學與地圖製作專家，中唐時期政治舞臺上的中流砥柱。
作者王敖首先舉了身爲“唐宋八大家”之一韓愈，作爲例子。公元811年，韓愈被任命爲兵部的職方員外郎，這是一個專門掌管全國地圖檔案、軍事重鎮資料的職位，雖然品級不高，但十分重要。817年，軍閥吳元濟想當淮西節度使未果，於是起兵作亂，唐王朝委派名將李愬起兵平叛。熟悉地理的韓愈，就當上隨軍參謀，他爲李愬制定了一條直插吳元濟老巢蔡州的便捷行軍路線，使得李愬率領一支騎兵，在大雪紛飛的惡劣天氣下，成功奇襲蔡州，活捉了吳元濟，這場叛亂被迅速平定。
同樣因爲精通地理知識而平步青雲的，還有著名文學家元稹。公元821年，身爲翰林學士的元稹，曾向唐穆宗進獻了自己製作的《京西京北圖經》。這份地圖有什麼用呢？因爲當時唐王朝爲了和西北的少數民族回鶻搞好關係，決定把太和公主嫁給回鶻的崇德可汗。由於自安史之亂以來，唐朝已經失去了對河西走廊和西域的控制，絲綢之路實際已經斷絕，所以對這一地區的地理勘測已經荒廢了很多年。公主遠嫁回鶻，選擇一條相對好走的路線，瞭解沿途能夠有哪些地方能讓和親使團休息，對於朝廷來說已經是一件有難度的工作。所以元稹的這份地圖，可以說是雪中送炭，唐穆宗非常滿意，第二年就封元稹當了宰相。
而在此之前的公元801年，著名地理學家，政治家賈耽就完成了唐朝疆域全地圖——《華夷圖》的繪製。根據現存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拓片來估算，這張地圖囊括了整個唐王朝的地理疆域和周邊地區，標註地名超過500個。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李約瑟說，《華夷圖》甚至可能是歷史最悠久的亞洲全地圖。
那麼，這場“地理學知識大爆炸”對於文學創作來說，究竟起到了什麼樣的影響呢？作者王敖拿出了中唐著名詩人李賀的《夢天》，來作解釋。
這首詩歌的前半段，描繪了詩人神遊太空，來到清冷寂靜的月宮後的所見所聞。然而到了後半段，李賀並沒有繼續描述月宮的美景，而是以一種來自宇宙制高點的視角，俯身遙望人間，感嘆千年的漫長時光，如同走馬燈一樣，轉瞬即逝。廣闊的九州彷彿幾點渺小的煙塵，浩瀚的大海，也看起來像茶杯中的些許清水。
王敖總結說，這種中唐詩歌裏出現的俯瞰觀察視角，直接來自於地圖繪製技術的進步，具體來說就是剛纔提到過的《華夷圖》。
華夷圖的第一個特點是，通過大比例縮放，讓整個已知世界能夠聚集在方寸之中，觀看者能夠通過方向、位置對世界產生一種宏觀性的瞭解，並形成一種統一性的大格局。由此，在文學創作中，這種宏觀格局，就能夠讓創作者，從具體的景物描寫中抽離出來，進行一種全新的反思。
“華夷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賈耽在地圖上標記地名的時候，同時把它現在的名字和曾經的稱謂，分別用紅色和黑色同時寫出。這在當時，可算是一項創舉。文人士大夫就感嘆，這個發明了不得，小小一張地圖，不但能夠讓人對各地地形一目瞭然，還能同時感覺到每一個地方的古今變遷。所以作者王敖說，曾經見過“華夷圖”的李賀，在寫這首詩的時候，他所營造的氛圍，其實和“華夷圖”呈現的景象非常相似：詩人把讀者一起帶到了天空的高處，在飛速流逝的時間裏，遙望整個世界；巨大的山川和大海，變得何等渺小。當然，我們今天看多了各種從太空船俯瞰地球的紀錄片，對這種震撼，感覺沒那麼強烈。但是對唐代的古人來說，這已經是想象力的極致了。
當然，在賈耽製作《華夷圖》之前，一些中唐時期的文學名家，已經嘗試用這種俯瞰式的地圖視角來進行文學創作。公元762年，也就是安史之亂即將結束的前一年，在成都的劍南節度使嚴武，大宴賓客，順便展示了一幅四川地區的大幅地圖。賓主盡興之際，嚴武要求在座的各位文人雅士，以這張地圖爲主題，即興寫詩。著名的詩聖杜甫，當時是嚴武手下的幕僚，當場一揮而就，寫成了一首名作《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
這首詩翻譯成白話，大意就是：這宏偉的地圖，讓參加的賓客驚歎不已，廣闊的宴會廳上因此悄然無聲。險峻的劍閣，在古老的七星橋以北；而遙遠的松州，也能感到西嶺雪山的寒冷。連綿不絕的山脈，連接着華夏和外邦，浩蕩的長江，溝通了遙遠的江南和四川。最終，因爲杯中的美酒，詩人的靈魂從這種俯瞰世界的遊蕩中，被喚回了現實。
作者王敖分析說，4年前，也就是公元758年，杜甫被唐肅宗貶官，前往華州擔任司功參軍。這份枯燥，繁瑣的低級行政工作，和杜甫內心對自由的渴望，以及宏圖大志是格格不入的。於是僅過了1年，杜甫就辭官，舉家前往秦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肅天水，再輾轉來到成都。
不過，在華州官署中的工作經歷，讓杜甫得以接觸到了許多地圖檔案。這些寶貴的地圖資料，幫助仕途失意的杜甫跋山涉水，沒有在旅途中迷失方向。我們可以想象，歷盡千辛，輾轉來到成都的杜甫，在這場宴會上看到地圖時，肯定百感交集：從長安到成都的艱辛之路，在地圖上一目瞭然，遙遠的故鄉似乎也觸手可及，近在咫尺。然而，紛飛的戰火，已經將原本的世界撕扯得面目全飛，從而讓杜甫，只能通過詩作來想象一種國家重歸統一、盛世再現的美好圖景。
第二部分
除了地圖之外，中唐時代另外一種備受重視的地理學檔案也得到了充分發展，叫“圖經”。說白了，就是各個地區的知識百科全書加地圖集。有人要問了，這個東西有什麼用處呢？你想，一個新上任的地方官，初來乍到，對本地的情況肯定是兩眼一摸黑。這個時候，下屬就會遞上一卷圖經，老爺一看，本地大概人口多少，地理環境如何，面積多大，有什麼風景名勝、土特產品，老百姓過什麼節日，廟裏供的什麼神仙，一清二楚。
中唐時期，唐王朝爲了加強對各地區的行政控制，開闢各種財源，所以開始重視圖經的編輯工作，使得各地圖經的內容豐富性，都有明顯的增長。
“圖經”由誰來寫呢？當然是地方行政官員的下屬，不過許多地方官本着“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精神，會親自帶人，把自己的管轄區域走個遍。在這個實地探訪過程中呢，看到秀麗壯觀的景緻，或者聽到什麼奇聞異事，地方官不僅要詳細記錄，還會用文學寫作的手法描繪詠歎一番。比如我們非常熟悉的柳宗元的《永州八記》，就是柳宗元在擔任永州司馬期間，爲了豐富完善《永州圖經》而撰寫的景觀遊記。所以，唐代各地圖經中的很多材料，就會被後世文人直接拿來，作爲詩詞歌賦、小說野史的靈感來源。
例如，宋代《太平廣記》裏記載的很多傳奇逸聞，就直接來自唐代的圖經。比如說原籍安徽黃龍的南齊高僧法度，據說在棲霞寺裏點化過妖怪，讓妖怪皈依了佛門。杭州桐廬的雞籠山上有個深不見底的水潭，裏面據說有一條能興風作浪，化身爲人的蛟。諸如此類。這兩段傳說，就分別來自唐代的《歙州圖經》和《婺州圖經》。
用作者王敖的話說，一方面，圖經，成爲了詩人觀察現實世界的參照物，另一方面，詩人的文采和想象力，又讓圖經裏原本抽象的山川地貌，風物特產，經過誇張和變形，成爲了極富審美感染力，栩栩如生的視覺場景。
比如說，著名詩人劉禹錫，在公元824年從廣東連州調往和州，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和縣，就任刺史。抵達之後，他就寫了一首長詩《歷陽書事七十韻》，歷數自己這一路上所目睹的山川景色和歷代遺蹟。在序言裏，劉禹錫很明確地提出，連州、和州兩個地方的圖經，給自己這一路的旅程指明瞭路線，以及不能錯過的風景名勝。作者王敖評論說，圖經中的豐富記載，給了這首詩歌以厚重的歷史滄桑感，提到了不少曾經在和州留下足跡的歷史人物，比如在這裏煉丹講道的老子、修仙昇天的彭祖、迷途自刎的楚霸王項羽、大破曹軍的孫權，等等；這些歷史人物和濤濤東去的烏江、戰國時代楚國的章華臺等景觀一起，被詩人用大開大合的手法，融匯在富麗堂皇的詩句之中。
劉禹錫如此大費周章，不惜筆墨地描寫，當然不是爲了簡單炫耀自己的文學才華，而是婉轉地通過詩歌展示一個信息：作爲地方官，自己對管轄區內的風土人情瞭如指掌，是個能夠擔起更大責任的人才。所以，他希望能夠早日回到長安，更好地爲朝廷效力。
第三部分
講到這裏，你肯定要問，除了地圖和圖經編輯的需要，還有什麼原因，讓中唐時期的文人寫了那麼多關於各地山川地理的文學作品？作者王敖就說了，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中唐時代，唐王朝內部的政治派系鬥爭加劇。大批士大夫官僚在鬥爭中遭到清洗，被逐出首都長安，被迫到遙遠的南方荒涼之地去做地方官。
貶斥出京，去偏遠蠻荒之地擔任地方官，對於唐代文人士大夫來說，是一種雙重侮辱：不但意味着政治生命可能終結，還意味着被踢出了長安這個文學創作的核心圈子。
所以，對於這些被迫遠離長安的詩人來說，沿途和目的地的山水風光，幾乎就是他們孤獨心靈的唯一安慰。在文學創作中，這些山水風光逐漸成爲安撫作者心靈的世外桃源，更變成了詩人們自身美德的化身。其次，詩人爲了維繫自己在文壇上的影響力，也必鬚髮布作品和留在長安、洛陽的同行、親友互動。類似我們今天頻繁發朋友圈，來刷存在感。
中唐知名文學家當中，命運最不濟的，估計是柳宗元。唐順宗在位時期，柳宗元因爲積極參與“永貞革新”，被貶官到了湖南永州，一呆就是十年。後來，柳宗元又被貶官到環境更惡劣的廣西柳州，最終在柳州去世。在柳州，他曾寫了一首《柳州寄京中親故》，開頭兩句就以簡練的筆法，描寫了柳州環境的惡劣：秋天的林邑山上，有毒瘴氣瀰漫，牂牁[zāng kē]江的流水滔滔奔流，注入大海。光聽到這一山一水的名字，就能讓遠在長安的親友，感到一種陌生和疏離的感覺。接下來，柳宗元筆鋒一轉，以地理製圖專家的口吻，來敘述柳州距離京城的遙遠，說柳州距離唐代的錦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南省麻陽縣有多遠呢？一路向北，要走三千里。
作者王敖指出，這一句“正北三千到錦州”，是中唐時期地理圖冊裏，對於地方位置的標準描述。在唐代官方編輯的綜合性地理圖冊《元和郡縣圖志》裏，唐朝疆域內的所有主要城市、政治區劃都會被標明，它距離首都長安和東都洛陽有多遠，長安和洛陽在它的什麼方位。這一套數據，被稱爲“四至八到”。之所以柳宗元要用錦州，而不是長安作爲地理參照點，就是想帶着讀者，在唐代帝國疆域上來一場馬拉松一樣的旅行，讓讀者切身感覺到，距離繁榮的長安漸行漸遠，過了偏僻的錦州，柳州依舊遙不可及，這是一種多麼絕望的感覺。
這裏，作者王敖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柳宗元熟悉地圖，又去過湖南，他肯定知道，從廣西北上湖南，路程不過是一千里左右。那他爲什麼要故意寫錯呢？作者說，三千里，在中國古代文學傳統中，是一個約定俗成，用來表示路途遙遠的虛詞。柳宗元爲了表達自己的孤獨和憤懣，故意避實就虛，用了這樣一個誇張的手法。
你看，柳宗元在一首短短的七言絕句裏，把嚴謹的地理知識和文學修辭手法結合在一起，營造出一種人在天涯的孤絕感。這種孤絕感，因爲柳州惡劣的地理環境，以及和長安在地圖上的漫長距離，而顯得分外真切、有感染力。
除此之外，這些對於所在地地理山水的見聞和知識，也成爲了詩人之間交流的共同話題和情感寄託。如同今天的網絡空間，爲身在不同地方的我們搭建了一個能夠同步交流的平臺一樣。中唐時期這些顛沛流離的詩人，也在文學交流中，通過描寫同一片山水，實現了某種心靈上的共振和互通。
元稹和白居易之間的文學交流，一直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一段佳話，被當作古代詩人“知音”關係的模範，元稹的《夢梁州》和白居易的《同李十一醉憶元九》，這兩首彼此唱和的名篇，就是中唐詩人“山水共情”現象的最好例證。
元稹和白居易這兩首詩，其實講的都是一個神奇的故事。
公元809年，元和四年春天，元稹出京公幹，前往四川。思念好友的白居易，和兄弟白行簡來到長安郊區的曲江出遊。在詩歌中，白居易描述自己已經飲酒微醺，坐在盛開的繁花之下，折下花枝作爲計算工具，反覆推算離京的元稹此刻到了哪裏，最終得出一個結論，老朋友估計已經到了梁州，也就是陝西漢中。
巧合的是，幾乎就在白居易出遊賞花的同時，剛剛抵達梁州的元稹，在驛站休息時做了一個夢，夢中的情景正是自己回到了長安，和白居易等友人前往曲江和附近的慈恩寺遊玩。然而，團聚的美夢，卻被驛站官吏催促上路的喊聲打斷。夢醒後無比感慨的元稹，寫下一首《夢梁州》。
作者王敖在這裏總結說，曲江和梁州在兩位詩人的詩歌中同時出現，並不是巧合。曲江，是唐朝長安郊區著名的景觀，郊遊勝地，更是長安文學家士大夫喜愛的聚會之地和社交中心。兩人不約而同地把這個地方，看作自己精神的故鄉。
那麼，白居易如何能夠精確計算出，元稹離開長安後，抵達梁州的時間？這是因爲，唐代官方要編輯地理資料，有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來指導帝國境內的各大水陸交通線和驛站的建設，然後精確規劃官員出差的行程：比如你從長安出發，去某地出差，那路程是多遠，每天要以什麼樣的速度走多少路，必須在多少天之內到達，諸如此類。所以，做過相關行政工作的白居易，能夠對老朋友的旅途動向瞭如指掌。
後來，白居易和元稹先後政壇失意，被貶官到四川達州和江西九江，但他們依舊通過友人來傳遞詩文，互相唱和。通過在各自的詩作中，分別對四川和江西的地理風物、人文環境進行描述和對比，兩位詩人之間的友情和情感，也衝破了地理空間上的限制，連接在了一起。
結語
好了，這本《中唐時期的空間想象》，說到這裏就快要講完了。作者王敖最後總結說，柳宗元、元稹、白居易、韓愈等中唐文學大家，把地理學內涵引入了文學創作，深刻地影響了中唐文學家感知世界和描繪世界的方式。而中唐時期的政治動盪和戰亂，又成爲了文學家利用創作來抒發心中政治抱負和苦悶的動力。在此基礎上，爲唐王朝加強統治而服務的實用地理資料編輯，和文人們出於審美交流而進行的文學創作，一起達到了全新的高峯。
同時，作者王敖這種基於地理研究角度來探討中唐文學創作的手法，讓我們能夠以全新的角度，來審視中唐文學創作的價值。正如著名語言學家、文學批評家湯姆·康利所說：“詩人就如同地圖學家，通過意象和富於視覺特徵的語言來描述世界”；而中國傳統地理研究，恰恰是由科學嚴謹的繪圖和文人優美詳細的文字，來構建一種獨特而富有魅力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同時也是我們最爲寶貴的文化遺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