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春秋之六九
鮮爲人知的清初四川三大博學名士
文 和運超
明末清初的四川戰火硝煙瀰漫，清軍入川反覆折騰二三十年，巴蜀之地的人口或流失或消亡，四川籍人才在從明初到明末大都離開家鄉，如明初的蹇義來自巴縣，是從洪武到永樂的重臣；中期有餘子俊、楊廷和、席書、趙貞吉、楊慎等全是知名才俊；後期穆宗、神宗年間的陳以勤、陳於陛創造了父子皆爲宰輔的佳話，還有熊文燦、呂大器等在明末局勢下的輾轉挽救。
清初的遂寧呂潛、新都費密、達縣唐甄三人後來被稱 “蜀中三傑”，身處明清交替，他們更顯出無奈漂泊的際遇。只不過除了一般文人的詩文才華外，他們均各有其他特點，唐甄在思想哲學上獨樹一幟，呂潛在書畫上稱雄一時，而費密在史學、醫學、教育等領域堪稱廣博精湛，只是由於當時名聲傳播還不廣，以至於今天的人們也所知不多。
一、叛逆者：達縣唐甄
唐甄原名大陶，後來更名甄，四川達縣（今達州市通川區蒲家鎮）人，爲明初太子朱標、燕王朱棣之師傅唐瑜的第十一代孫。
唐瑜的原籍是山西平陽，祖父唐勝宗是追隨朱元璋的功臣，封延安侯。唐瑜爲洪武十二年（1379）進士，入翰林院，兩年後授東宮教諭，教太子朱標讀書，四子燕王朱棣也一同受教。朱棣起兵打敗侄兒建文以後，永樂三年（1405）封賞唐瑜爲開國儒臣，命可擇子孫出仕。永樂十二年（1414），唐瑜遊學入蜀，在達縣東邑河蘭木溝相中一片適合安居之地（今宣漢縣鯤池官池壩），自此爲蜀中達縣唐氏之祖（唐瑜本爲唐勝宗之子唐祥泰長子，另有弟弟唐瓚、唐瑞，唐氏其他後人大多移居浙江金華府蘭溪縣）。唐瑜夫人熊氏爲一品誥命夫人，生二子唐鯤、唐鯉。
唐甄生於明崇禎三年（1630），卒於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生平不少事蹟頗爲隱晦，以至於《四庫總目》將”唐大陶”與唐甄誤爲二人。
唐甄八歲時，父親唐階泰考中進士，上任吳江縣令，他跟隨父親到了江南。先後在江蘇、江西、北京、南京等地待過。唐甄十四五歲就顯露詩文才華，文集中《散病》、《獨飲》、《春遊》諸詩都是少年時期作品。
順治二年南京城破，父子避難浙江紹興。到順治十四年（1657），二十八歲的唐甄回四川閬中考中舉人。第二年赴北京參加進士考試失利，跟着又參加吏部考試。直到康熙十年(1671)，已四十出頭的唐甄出任山西省潞安府長子縣知縣。
當時的唐甄還很想在聖君在位之時一展胸中抱負，看見地方民不聊生，他發動百姓栽桑養蠶。“以身率之，日省於鄉，三旬而樹桑八十萬本，民業利焉。”他看見當地官吏慣用酷刑欺壓百姓，紛亂不斷，便整頓吏治，廢除酷刑。“夾棍非刑，廢置不用。民化其德，獄訟衰息。”深得百姓好評。
正當唐甄大刀闊斧實施自己的理想與才幹時，卻忽然被免職（據說是當地逃犯的事情被牽連），一共只當了十個月縣令。之後唐甄爲謀生計而四處經商，最後賠本流寓江南，靠講學賣文勉強維持生活，前後二十多年。
唐甄晚年越發窮困潦倒，“蕭然四壁，炊煙嘗絕。日採廢圃中枸杞葉爲飯。衣服典，盡敗絮藍縷”，生活極度落魄的唐甄，反而堅持“陶陶焉振筆著書不輟”。哪怕是一個窮困書生，“豈可求諸外而忘其內，顧其小而遺其大哉!”
在明末清初那個思想空前活躍的時期，歷來都稱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大有先鋒色彩的大學問家，其實不少地方曾把唐甄列入第四位。只不過，唐甄流傳著作遠不如前三位，但思想力度卻一點不遜色。如稱：“自秦以來，凡爲帝王者皆賊也……殺一人而取其匹布鬥粟，猶謂之賊；殺天下之人而盡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謂之賊乎？”（見《潛書·室語》）還認爲，“匹夫無故而殺人，以其一身抵一人之死，斯足矣；有天下者無故而殺人，雖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殺一人之罪。”他覺得即使以極刑去處死暴君昏主，也難以抵其屠戮禍害天下人之罪。
在那個時候，敢把皇帝君主稱作掠奪天下人財富的最大盜賊，還是殺害天下人生命的罪惡兇手。語言如此血性直爽，唐甄的反思力度之大稱得上絕無僅有。
唐甄在論著中有如此大膽的文風，過去有不少人都懷疑是否因爲作者人生仕途太過失意，家庭經濟非常敗落，這才發泄情緒。事實上，唐甄在極度挫折艱苦的境遇下，以最大努力完成著述，他的品行節操已經證明其爲人。他多次在文中表示不怕“觸時忌”，也不管別人“詆湮”。現代有不少學者已經認同，《潛書》表現出積極進步的人生觀和歷史觀，與其他三大思想家是一致的。
另外，唐甄對傳統儒學的反思認識，原本也發揚了明代中後期強烈的叛逆色彩，他傾向王守仁提出的“知行合一”理念。但根本來說，唐甄最推崇孟子的思想，“甄雖不敏，願學孟子焉。”（見《潛書·潛存》）他認爲，自孟子以後，最能領悟聖人之學的人當推陸九淵、王守仁二人。
今天傳世的《潛書》（1705）是唐甄唯一的著作，起初名叫 《衡書》，初刻只有13篇，署名唐大陶。後來逐漸增加到97篇，改名《潛書》，署名唐甄。在《潛存》篇中，唐甄概括了撰述此書“歷三十年，累而存之，分爲上下篇。”該書刊刻時間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由唐甄的女婿王聞遠發行。
顧炎武的著名弟子潘耒爲該書寫序，稱“論學術則尊孟宗王，貴心得，賤口耳，痛排俗學之陋；論治道則崇儉尚樸，損勢抑威，省大吏，汰冗官，欲君民相親如一家，乃可爲治。”（《潛書·潘序》）所以，《潛書》實際是一本闡發作者一生方方面面，帶有政論色彩的著作，與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非常相似。
譬如論述教育思想，因爲明清都推崇程朱理學和流行八股時文，唐甄尖銳批評宋明理學教育流弊，注重教授一些實用領域，有開創實學教育風氣的作用。不過，其他如倫理道德，甚至家庭教育方面，由於明末以來的社會風氣的奢靡享樂，唐甄希望進行糾正，有一些恢復禁慾主義、男尊女卑等傾向，刻意貶低文人情操的堅守，多少流露出悲觀失望。
在商業經濟方面，唐甄有過親身經歷，他深刻體會清軍入主中原，爲了顯示尊崇理學思想，開始扼殺工商業資本。唐甄認爲官府應允許自由經營，“自然之利”不該是皇帝私人的產業，而是天下共享。包括改革貨幣也是唐甄最有特點的想法之一，從元明以來，民間以白銀作爲貨幣，限制了財物的交換，阻礙了商業的發展。“夫財之害在聚。銀者，易聚之物也。”“救今之民,當廢銀而用錢”。唐甄希望恢復推行用銅錢取代白銀，商品交換才能更好地得以進行，並可消除白銀易聚之弊，發揮貨幣的流通作用。當然客觀上講，銅幣因產量和錢幣重量，歷代混雜不一，往往攪亂市場，最終元明才習慣以銀兩計酬，民間也流行開來，其實明清的民間並沒有失去銅幣的使用空間。
在關注基層民生方面，由於唐甄落魄的經歷，認識到普通老百姓的作用。“立國之道，唯在於富，富在編民，不在府庫。”他主張的富民政策，讓人眼前一亮。認爲只有民衆豐衣足食，國家才能興旺；如果民衆貧窮困苦，必將導致災禍。最核心的觀點是，立國之富不在國庫財富充盈，而在民衆生活富裕，可說是超越時代的認識。“古之賢君，舉賢以圖治，論功以舉賢，養民以論功，足食以養民。官有百職，職有百務，要歸於養民。”他提出官府官員的一切作爲，都應該是從保障老百姓的物質利益出發，一切圍繞富民：“財者，國之寶也，民之命也，寶不可竊，命不可攘。” 確實是千古不易之經典論述。
唐甄是一個普通文人，但身處明末清初這一戰事頻繁的時期，對軍事領域也有一定認識。對於戰爭的勝負，主張發揮人的力量，避免以談論鬼神來代替談論人事之兵，勝負取決於主觀指揮正確與否，而主觀能動性是建立在客觀規律之上的。《潛書》將明末清初很有代表性的李自成、張獻忠和吳三桂的故事作爲主要論述對象，像分析吳三桂“身爲王者，其軍多宿將戰卒，蓄積數十年，金錢之富，甲兵之多，等於京師”，爲何一朝覆滅?“不好計策，不下謀士，恃其強圍之勢，適以這其滅亡也。”就是說吳三桂忽略了攻守之計。
總的來說，相較於同時代的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等大家，唐甄的著作論述面非常廣泛，思想認識出發點大家都有汲取經驗，反思歷史的共同初衷，但唐甄也有很多獨到性，和其他三位一樣，都應該值得後人珍視。
二、詩書畫三絕：遂寧呂潛
呂潛一般被視爲明末清初著名的書畫家，和唐甄一樣，出身名人之後。呂潛的父親就是永曆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呂大器，他們來自四川潼川州遂寧縣北壩（今遂寧市船山區北固鄉）。
前面提及，呂大器是明代末年最優秀的四川籍人物，能文能武。崇禎十年（1637），他就捐出家業招募鄉勇抵擋張獻忠的大西軍，受崇禎帝表揚，提升兵部右侍郎，崇禎十五年（1642）升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軍務。
本來呂大器並不想專門從事軍職，當時闖軍已開始橫掃中原，他迫於無奈前往，雖以防守爲主，所幸沒有什麼敗績，已經非常難得。就在呂大器前往河北這一年，兒子呂潛考中崇禎十六年癸未科進士，授太常博士。這是明朝最後一次科舉，同榜狀元爲江蘇常州武進人楊廷鑑，清軍進入北京時，楊廷鑑徒步逃回家鄉，多次以疾病拒絕洪承疇、順治的邀請，也以書畫爲樂，六十出頭病故。
崇禎吊死煤山的時候，呂大器奔南京，力主延續社稷，他與錢謙益、雷縯祚（崇禎時曾爲刑部主事，彈劾過不少人。福王朱由崧登位後，馬士英非常忌憚，找事牽連雷縯祚下獄，逼其自盡）等都傾向潞王朱常淓繼位，但馬士英、劉澤清帶兵擁福王朱由崧來南京，脅迫衆人支持，一舉解除了呂大器職務。
呂大器對時局憂心感慨，讓呂潛侍奉家人女眷僑居浙江湖州府吳興縣，後遷住揚州府泰州海陵。朱由崧僅一年就被錢謙益等推出投降，由海盜鄭家擁立的隆武朱聿鍵雖然爲人頗爲振作，但舉動受人牽制，鄭成功又以水軍爲主，不善於攻城略地，導致隆武也很快失敗。
呂大器再奔端州（今廣東肇慶市）與瞿式耜等扶持桂王朱由榔登位（1646），建元永曆。元年正月，原督師王應熊（四川巴縣人，今屬於重慶市，窮苦人家出身，也很有才學，個性強悍。崇禎時爲了保官位，與周延儒、溫體仁爲一夥。弘光時任兵部尚書兼總督川黔湖廣軍務，主要對付大西軍）在貴州身故，呂大器護送父母到達貴州烏羅衙署附近水月庵（烏羅今屬於銅仁市松桃苗族自治縣的烏羅鎮）。當時張獻忠已死，大西軍退到遵義，準備進入雲南。
呂大器身在貴州瞭解到各方情報，向朱由榔上書建議整肅四川的明軍殘餘迅速收復川黔，呂大器接替王應熊出任督師，得到四川境內李佔春、楊展等明軍將領擁戴，包括一代巾幗女將秦良玉所在忠州、石柱等土司軍協助，拆穿假冒宗室藩王朱容藩，收復雲陽，進駐都勻。當時大西軍已借黔國公沐天波遭難的名義進入雲南，而呂大器於永曆四年（1650）病故，年六十五。
呂潛與父親呂大器長期分隔兩地，大西軍後來以明軍身份在川滇黔三省與清軍對抗十五六年，康熙繼位以後才基本恢復平靜。呂大器在貴州身故時，呂潛侍奉母親在江浙奔走。他刻意模仿唐代山水詩人王維的氣質，不僅詩書畫傑出，還頗有隱士風采，這與他是呂大器之子有關，無法接受清朝佔據江山的事實，終身甘於平淡。
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冬，其母身故，呂潛才扶母柩回四川，同時順便遷父柩返故鄉遂寧，此時距離他當年離開家鄉已經四十多年。自此呂潛就閒居家鄉，堅持自己種地，將居所名“課耕樓”，閒暇時和一些友人詩文唱和，徜徉巴蜀山水，一直過着清貧的生活。
在詩文方面，呂潛交遊甚廣。像龔賢、費密、唐甄等是他最好的幾個文友，酬唱甚多，傳爲盛事，畢竟他生平很長時間在各地遊走。他的詩詞雖然充滿閒適和隱逸的情趣，但內在顯然是很不平靜的心境，不乏對明朝覆滅的惆悵、哀嘆之情。
在書法方面，呂潛博採王羲之、顏真卿、歐陽詢、趙孟頫歷代名家之長，揉爲一體，形成個人風格。專業人士普遍評價他用筆嫺熟，不摻虛筆，以墨韻、意境、分行布白取勝，結字秀逸遒勁，別具特點。尤其有特色的是呂潛墨法以淡墨爲多，易得流暢之勢，易傳使轉之情，易臻淡雅之境，也是他的巧處。呂書多率意作，內容往往就是自己的詩詞，也是他思想感情的真實流露。
在繪畫方面，呂潛以大量的山水畫享譽江南，在當時就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享有 “天下二半”之譽（一半，指呂潛；另一半，指龔賢，“金陵八家”之首）。
龔賢也是呂潛的書畫好友，祖籍崑山，後遷居南京，生於萬曆中，比呂潛稍微年長。兩人不僅幾乎齊名，甚至書畫風格也非常近似。兩人傳世畫作多數都不具年號，顯然這是明末文人故意爲之的遺民心理，導致很多作品無從考證創作年份。龔賢有紀年的最早作品爲清順治十三年(1656)，早於呂潛的作品十多年，，從畫的創作年限及數量來看，呂潛應該學習龔賢比較明顯。龔賢是一位傲氣十足才情橫溢的詩人兼畫家，也只有具備如此性格，纔可能使他在繪畫上獨樹一幟，開金陵畫派的先河。而呂潛在江南時，與龔賢的交情一直不錯，兩人在書畫上互相切磋，形成非常接近的氣質。
呂潛強調繪畫的抒情性，寫景與抒情相結合，情景交融，詩情畫意相得益彰。他雖然在生計困難之時有過販賣字畫的經歷，但從內心志趣而言，又不肯輕易售賣比較滿意的作品。關於呂潛的繪畫，清代張庚《國朝畫徵錄》稱呂潛“用筆放縱而不越矩矱，神氣清朗可賞。”現代著名書畫大家黃賓虹對呂潛也有極高評價：“先生文章氣節，彪炳宇宙，顧不獨以詩畫名，而得其寸縑零楮者，已不啻璜璧，毅崛先生其善藏之。”
三、博學鴻儒：新都費密
費密字此度，號燕峯，四川新繁縣人（今屬於成都市新都區）。他的父親叫費經虞，也是一個學問深厚的經學家。費密的學問很大程度得自父親在少年時打下堅實基礎，胡適曾率先揭示費經虞、費密二人在明末清初破除宋代理學的巨大貢獻，在1921年先後寫了《記費密的學說——讀費氏遺書》、《費經虞與費密——清學的兩個先驅者》兩篇文章,對費密的思想、地位、作用評價很高。
新都費氏原本也算四川的一個書香世家，費密的祖父費嘉誥是明代萬曆年間貢生，據說做過大竹縣訓導（今屬於達州市），父親費經虞爲崇禎時期舉人，曾爲雲南昆明知縣。其伯父也是蜀地的有名文人，一門四世有六位名人。後來新都東湖有“四費祠”（四費指四代人）專門紀念。
費密從六歲讀書，就深得長輩的讚賞。二十歲時，張獻忠的大西軍進入成都。費密去昆明探望父親，順便避難，結果途中被盜匪擄劫，幸爲父親聯絡鎮守嘉定（今屬於樂山市）的明將楊展一起將費密營救，楊展欣賞費密的才學，留下任用。不久，楊展被投降大西軍的屬下所殺，費密也被俘。
大西軍南下雲南後，費密回到故鄉新繁，祖傳房屋已成灰燼，於是，他離開家鄉到陝西漢中沔縣定居，謝絕當地清軍總兵官重金聘用，專心研究醫學。
費密當時住在寺廟內，還學起了禪修。史料稱“已乃究心《內經》、《傷寒論》、《金匱》諸書，爲《長沙發揮》。後聞二程見人靜坐，便以爲善學；丙申（1656），與通醉（僧名）論禪，四入靜明寺（明代西南著名禪宗寺廟，位於漢中府），雜僧徒靜坐。坐六七日，心不能定；自厲曰：‘百日之坐尚不能定，況其大者乎？’誓不出門，半月餘乃定。……一夕，聞城壕鴨聲，與身隔一層，如在布袋；良久，忽通，鴨聲與水流入身中，甚快。乃嘆曰：‘靜坐，二氏之旨，吾儒實學當不在是。’自是益有志古學矣。” 經過一段時間修行，他發現靜坐是佛、道的觀念，對儒家而言，並不是個好辦法。
數年後，費密攜家到江蘇揚州，視野大大拓展，海內名流錢謙益、屈大均、萬斯同、朱彝尊、孔尚任等都與他交往密切。王章濤在《史話》一書中寫到：“順治十四年，三十三歲的費密侍奉父母離開沔縣，南下揚州，投奔母親的伯父楊雲鶴，於次年結束流亡生涯，始居揚州，雖籍新繁，在以後四十多年的歲月裏，潛心研究學術於斯地，子承孫傳，世代繁衍，已是地道的揚州人。”費密離開陝西前往江南一是投奔親戚，避免繼續寄居寺廟；二是通過靜坐修行，已經對儒釋道三家學問有了新的認識，他要回歸儒學。
從此，費密一直在江南生活，直到在此去世，再也沒有返回巴蜀家鄉。
不過，費密爲了交流學識，還是去過其他地方。如康熙十二年（1673），他徒步千里到河南衛輝蘇門山問學於儒學名士孫奇逢。那時孫奇逢已八十九歲高齡。孫奇逢是與黃宗羲等齊名的遺民學者（天啓年間著名的左光斗、楊漣案牽連黃尊素，三十出頭的孫奇逢與鹿正、鹿善繼父子曾大力營救，黃尊素是黃宗羲父親），堅決不接受清朝的邀請出仕。
費密在孫奇逢那裏住了一個多月，等他返回揚州時，孫奇逢給他寫了四個大字“吾道其南”，《新繁縣誌》中有記載：“服闋（1673），以父遺命，往事孫徵君奇逢。一日，與論朱、陸異同，進言漢、唐諸儒有功後世，不可泯沒。徵君大以爲然。又與考歷代禮制之變。逾月，辭歸；徵君題‘吾道其南’四字爲贈。”次年春，他又到浙江與重要思想家呂留良切磋學問。
費密一生崇尚漢儒正宗，力倡實學，反對宋明理學空虛疏狂的積習，對理學的“道統論”進行嚴厲的批判。儒家道統由唐代韓愈首創，宋代理學家延續這種說法，如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描述：“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自是而又再傳以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
費密指出道統根本不成立：“道統之說，孔子未言也。……不特孔子未言，七十子亦未言，七十子門人亦未言，百餘歲後，孟軻荀卿諸儒亦未言也，漢儒……亦何嘗有道統之說哉？魏晉而後，清談言道，去實就虛，……流傳至南寧，遂私立道統。自道統之說行，於是羲農以來堯舜禹湯文武，裁成天地，周萬物而濟天下之道，忽焉不屬之君上而屬之儒生，致使後之論道者，草野重於朝廷，空言高於實事，世不以帝王系道統者，五六百年矣。”（見《弘道書》）
費密進一步指出，朱熹之所以要宣揚道統概念，目的是爲了跟陸九淵進行門戶之爭：“南渡後，朱熹與陸九淵爭勝門戶，熹傳洛學乃倡立道統，自以爲曾氏獨得其宗，而子思，而孟軻，而程顥程頤接之，蓋楊時事二程而友羅從彥、李侗，熹所從出也。”胡適就在他的文章中認爲：費氏的偉大，在於從歷史上尋找證據，指出宋明儒學說的致命缺陷，另一方面，費氏也認爲宋明儒理學雖然在思想上有富於創造的成份，有前人所不曾道過的內容，但他們將自己對儒學的理解說成是古經要義、孔孟真諦，卻是要不得的。費氏一方面提倡實事實功，開顏李學派的先聲，一方面又尊崇漢儒，提倡古註疏的研究，開清二百餘年漢學風氣之先，這成了清初實學轉向漢學（乾嘉考據學）的興盛之源。
費密除了儒學功底深厚，詩文方面也很有建樹。在清朝初年詩文名家輩出的時代，費密也享有一席之地，尤其四川籍詩人一般都以他爲代表。時人評價：“以深厚爲本，和平爲調，以善寄託爲妙，常戒雕巧快心之語”。不過可惜費密的詩現存僅55首。像《朝天峽》一詩深受康熙年間著名詩人王士禎的讚賞，稱其中“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兩句爲“十字堪千古”。
在儒學詩文之外，費密的史學也有一定建樹，所遺《荒書》1卷，是清代四川紀實史學的代表作之一。全書兩萬字，採用編年體記述崇禎三年（1630年）到康熙三年（1664年），尤其重點記錄張獻忠大西軍在川蜀的活動。內容大多系作者親身經歷，耳聞目睹。敘事詳明、文筆簡潔流暢，不失大家風範。很多寶貴的原始資料，全賴此書保存下來。
另外費密對醫學等也有專門研究，他的著作原本非常多，據說共三十多種近四百卷。後代學者稱：“蜀中著述之富，自楊升庵後，未有如密者。”只可惜費密一生顛沛流離，大多在輾轉遷徙中亡佚，流傳至今的僅有《弘道書》3卷、《荒書》1卷和詩歌集《燕峯詩鈔》1卷。
除費密本人是清初重要學者和文人外，他的兩個兒子費錫琮、費錫璜都以詩文著名於世，錫琮有詩集《白鶴樓稿》，錫璜有《掣鯨堂詩集》和《貫道堂文集》。 尤其費密次子費錫璜豪放不羈，一生布衣，自傷懷才不遇，嘗登之罘，投其詩於海中，痛哭而返。善長樂府詩，其詩古體直接漢魏，近體追蹤盛唐，造詣不亞於費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