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興發感動的潛質，到“下啓晏歐”的理性自糾。這是一種內心的豐滿與強大，從此便不再鶯歌燕舞，相反地在一些抒發自我情感時有了一些剋制。如果沒有卜慶振老師雙重意蘊的指引，我對晏殊的第一首《浣溪沙》可能只停留在對於無常變化的悲嘆之中。
從書中我們得知，晏殊十四歲賜同進士，後官至北宋宰相。他的理性，在於身居要職的謹慎，也能站在大局的角度對變化中的事物有一個全面的看待。他的詞也有一種淡淡的傷感，卻不如南唐詞派那般強烈，而能在現實的感官當中有一種流動的思索。
當我讀《浣溪沙》的時候，感覺不像一汪汪清泉般響亮擾人，更像是在觀察一條流動的小溪，雖有“無可奈何”的感傷與哀悼，但“似曾相識”的覺醒與期待，更讓人有一種舒坦、一種久久地回味。葉嘉瑩先生覺得，晏殊的詞有一種圓融的觀照。像一塊沒有棱角的石頭，起初並不以爲然，然而當它靜靜地躺在水中，在微風與落葉的的驚擾下，觸及到內心的柔美，最終鋪砌成小園香徑。
而在第二首《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中，晏殊從無限的悲傷、感慨中及時抽身，對於眼前事物的把握精準獨到，融情於景、借景抒情。“不如憐取眼前人”這句，可不單單是對於人情的鋪敘，更有一種對於世故的滿足。看一首詞是否優秀，不在於我們能輕易看到的，而在於這些詞句的無限觸發，既能把詞人從外在的表象中剝離，又能讓自己從內心煥發出新的高度。
雙重意蘊表達最明顯的當屬《贈歌者》——假借歌女的視角去發泄政治上的失意。北宋當局者的敏感，從南唐後主李煜的悲慘結局就可以看出來，所以一種委婉抒發情感的方式就此誕生。當時的他受“狸貓換太子”事件影響被下放到地方爲官。歌者的風流，歌者的悲涼，無不在映射着自身的仕途，但他的理性依然在，他的桀驁、他的含蓄依然在，他對於未來的期盼總在不經意間流現。
歐陽修雖然也曾有被貶的遭遇，但從《醉翁亭記》中卻有一種“遣玩的意興”。比如連續十幾首的《漁家傲》，連續二十多首的《玉樓春》，葉嘉瑩先生稱之爲“定格連章”。他的這種玩性，是一種通透的迎合，是切身享受的舒展。而從選拔蘇軾、蘇轍兩兄弟還可以看出他的豁達與大度。據文中記載，蘇洵在《上歐陽內翰書》說他的文章最有“揖讓進退”、最有姿態的。當然，他並不是真正的無憂，而是寄情山水，通過轉移注意力而讓自己的悲慨、自己的憂傷轉爲排遣後的欣賞。
《玉樓春·尊前擬把歸期說》寫於歐陽修西京留守推官任滿離洛之際。“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春風容易別”可以看出歐陽修用情的態度，明明蘊含有很深重的離別的哀傷與春歸的惆悵，然而他卻偏偏在結尾中寫出了這樣豪宕的句子。王國維說“詞以境界爲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對此葉嘉瑩先生是贊同的，她覺得“有品格，有內容，有境界，這是他們的成就”。
歐陽修在《蝶戀花》中把採蓮的女子寫得情味悠長，讀着“窄袖輕羅，暗露雙金釧”這句，一種似有似無的含蓄之美，一種若隱若現的風度之美，一種富有層次的品質之美浮於腦海。因爲有嚴謹的語序，積累起來便會讓人產生更精緻的聯想。“隱隱歌聲歸棹遠，離愁引着江南岸”，當採蓮女子沉浸於遐想，最後發現同伴的歌聲越來越遠：“離愁”、“孤寂”的內心不言而喻。如果以《離騷》式的比興手法來解讀，結合歐陽修因得罪宰相被貶的事實，她的相思離愁會不會就是詞人當時的心境呢？
因爲晏殊、歐陽修都曾位居高位，相比於他們的宮廷之樂，作爲市井文化的代表，柳永的小詞並不被當時的文人所看好。他填詞的《傾杯樂》雖傳唱一時，但在參加科舉落榜後一句“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得罪了當朝權貴，哪怕後來考中進士，也只是做了一個卑微的職務。甚至因爲獨特的詞風，受到宰相晏殊的疏遠。
但柳永的詞還是走出了自己的風格，用葉嘉瑩先生話說，就是從“春女善懷”轉變爲“秋士易感”。通俗點講，就是柳永嘗試在詞的道路上引入男人的角色，不像過去的詞人，總喜歡假借女人的口吻。他的《雪梅香》、他的《曲玉管》、他的《玉蝴蝶》都在表達一種從未有過的情感，就是把才人志士的失情落魄搬在臺前，逐次遞進的失意與悲傷進一步擴大，無論是寫景還是抒情都有了很明顯的突破。
常有人說柳永的詞很俗，那是因爲他常爲歌女樂工填詞，但他真正的作品，並不止步如此。書中以《八聲甘州》爲例，悲涼中折射出興象高遠，又急轉代入男女愛情的相思離別。“不忍登高臨遠”，一方面有美好家庭的牽絆，另一方面也有爭名奪利、生命虛度的悲哀。他和李煜的相同之處，在於終生沉迷於自身的精神世界，遣詞造句總有一種欲罷還休的感覺。他的創新在於清秋的旅途，在於對生命無常的檢視，在於把男性情感的真實收集起來，編導出一幕幕衆說紛紜的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