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兴发感动的潜质，到“下启晏欧”的理性自纠。这是一种内心的丰满与强大，从此便不再莺歌燕舞，相反地在一些抒发自我情感时有了一些克制。如果没有卜庆振老师双重意蕴的指引，我对晏殊的第一首《浣溪沙》可能只停留在对于无常变化的悲叹之中。
从书中我们得知，晏殊十四岁赐同进士，后官至北宋宰相。他的理性，在于身居要职的谨慎，也能站在大局的角度对变化中的事物有一个全面的看待。他的词也有一种淡淡的伤感，却不如南唐词派那般强烈，而能在现实的感官当中有一种流动的思索。
当我读《浣溪沙》的时候，感觉不像一汪汪清泉般响亮扰人，更像是在观察一条流动的小溪，虽有“无可奈何”的感伤与哀悼，但“似曾相识”的觉醒与期待，更让人有一种舒坦、一种久久地回味。叶嘉莹先生觉得，晏殊的词有一种圆融的观照。像一块没有棱角的石头，起初并不以为然，然而当它静静地躺在水中，在微风与落叶的的惊扰下，触及到内心的柔美，最终铺砌成小园香径。
而在第二首《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中，晏殊从无限的悲伤、感慨中及时抽身，对于眼前事物的把握精准独到，融情于景、借景抒情。“不如怜取眼前人”这句，可不单单是对于人情的铺叙，更有一种对于世故的满足。看一首词是否优秀，不在于我们能轻易看到的，而在于这些词句的无限触发，既能把词人从外在的表象中剥离，又能让自己从内心焕发出新的高度。
双重意蕴表达最明显的当属《赠歌者》——假借歌女的视角去发泄政治上的失意。北宋当局者的敏感，从南唐后主李煜的悲惨结局就可以看出来，所以一种委婉抒发情感的方式就此诞生。当时的他受“狸猫换太子”事件影响被下放到地方为官。歌者的风流，歌者的悲凉，无不在映射着自身的仕途，但他的理性依然在，他的桀骜、他的含蓄依然在，他对于未来的期盼总在不经意间流现。
欧阳修虽然也曾有被贬的遭遇，但从《醉翁亭记》中却有一种“遣玩的意兴”。比如连续十几首的《渔家傲》，连续二十多首的《玉楼春》，叶嘉莹先生称之为“定格连章”。他的这种玩性，是一种通透的迎合，是切身享受的舒展。而从选拔苏轼、苏辙两兄弟还可以看出他的豁达与大度。据文中记载，苏洵在《上欧阳内翰书》说他的文章最有“揖让进退”、最有姿态的。当然，他并不是真正的无忧，而是寄情山水，通过转移注意力而让自己的悲慨、自己的忧伤转为排遣后的欣赏。
《玉楼春·尊前拟把归期说》写于欧阳修西京留守推官任满离洛之际。“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可以看出欧阳修用情的态度，明明蕴含有很深重的离别的哀伤与春归的惆怅，然而他却偏偏在结尾中写出了这样豪宕的句子。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对此叶嘉莹先生是赞同的，她觉得“有品格，有内容，有境界，这是他们的成就”。
欧阳修在《蝶恋花》中把采莲的女子写得情味悠长，读着“窄袖轻罗，暗露双金钏”这句，一种似有似无的含蓄之美，一种若隐若现的风度之美，一种富有层次的品质之美浮于脑海。因为有严谨的语序，积累起来便会让人产生更精致的联想。“隐隐歌声归棹远，离愁引着江南岸”，当采莲女子沉浸于遐想，最后发现同伴的歌声越来越远：“离愁”、“孤寂”的内心不言而喻。如果以《离骚》式的比兴手法来解读，结合欧阳修因得罪宰相被贬的事实，她的相思离愁会不会就是词人当时的心境呢？
因为晏殊、欧阳修都曾位居高位，相比于他们的宫廷之乐，作为市井文化的代表，柳永的小词并不被当时的文人所看好。他填词的《倾杯乐》虽传唱一时，但在参加科举落榜后一句“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得罪了当朝权贵，哪怕后来考中进士，也只是做了一个卑微的职务。甚至因为独特的词风，受到宰相晏殊的疏远。
但柳永的词还是走出了自己的风格，用叶嘉莹先生话说，就是从“春女善怀”转变为“秋士易感”。通俗点讲，就是柳永尝试在词的道路上引入男人的角色，不像过去的词人，总喜欢假借女人的口吻。他的《雪梅香》、他的《曲玉管》、他的《玉蝴蝶》都在表达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就是把才人志士的失情落魄搬在台前，逐次递进的失意与悲伤进一步扩大，无论是写景还是抒情都有了很明显的突破。
常有人说柳永的词很俗，那是因为他常为歌女乐工填词，但他真正的作品，并不止步如此。书中以《八声甘州》为例，悲凉中折射出兴象高远，又急转代入男女爱情的相思离别。“不忍登高临远”，一方面有美好家庭的牵绊，另一方面也有争名夺利、生命虚度的悲哀。他和李煜的相同之处，在于终生沉迷于自身的精神世界，遣词造句总有一种欲罢还休的感觉。他的创新在于清秋的旅途，在于对生命无常的检视，在于把男性情感的真实收集起来，编导出一幕幕众说纷纭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