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銅陵的房子裏收藏着一套《林氏家譜》：五本厚的，還有一本薄如雜誌。我經常翻的是其中堪比磚頭般厚實的一本，打開如木板般硬朗的封面，裏面會找到我，父母，爺爺奶奶的名字。翻來翻去，我的目光就定格在爺爺身上。這個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總讓我有種沉沉的敬畏感，幻覺中，似有一部刀光劍影的故事。
有關爺爺的記錄少得可憐：“學詩，生於一九一四年七月初八，卒於一九四三年，葬無爲。”就這麼一行，且“卒於一九四三年，”後面沒有月，日，用的是逗號，冥冥之中似乎在暗示他的下人去求證，去澄清這個日子。而“葬無爲”這三個字常便讓我潸然淚下。十多年了，每到清明冬至祭祖，我們兄弟幾個從沒上過爺爺的墳，爲他送一碗飯，一杯酒，一沓紙錢。也不知道我們悲愴的呼喚聲他能否聽到。
爺爺來到這個世界只有二十九年，經歷短暫卻有傳奇、悲壯的人生。聽父親和叔叔聊過，爺爺很早參加了革命，抗日戰爭時期，仼新四軍桐東稅務局的幹部（有人說是局長），在一次稅收回家，屁股還未落坐，家裏便進來了幾個便衣，亮出的身份是新四軍，並且所說的情況都和爺爺所掌握的相符。但爺爺是個有原則的人，他的稅款上繳也必須得到收款憑證。於是，他果斷決定告別家人，和來人一道將稅款送到新四軍隊部，再取回憑證。
這一去就沒再回家。
爺爺的故事聽到的不多，遇害後奶奶帶他去過爺爺的墳墓，只記得叫牛埠鎮，具體叫什麼地方，他也不清楚。但我能想象，一個小腳女人領着一個才幾歲的孩子，靠自己的腿丈量完幾十公里的泥路，去面對一堆溼漉漉的黃土，這不是毅力，是撕心裂肺的畫畫。
二O一七年，父親重病住院期間，我在《樅陽在線》上看到一篇通訊，我認爲最有希望找到爺爺破害的真相。因爲作者我認識，我們在上世紀的八十年代一起去樅陽參加過業餘通訊員會議。他去蕪湖幹休所採訪了一位年近百歲的老幹部，巧的是，那位老同志年輕時對桐東新四軍及沿江圩區一帶非常熟悉，並且文章中老同志還提到了烈士章彪，形容他確實熟悉。其時我還不知道章彪已經被追授爲烈士的。
心中燃起的希望之火，卻被父親淡淡的語氣瞬間澆滅。父親說，事情都過去幾十年了，再查也沒什麼意思，即便查清又能得到什麼？父親是有六十多年黨齡的共產黨員，一直受組織活動的薰陶，境界肯定比我高。
我不知道父親當時的內心深處是怎麼想的，但我知道，父親和叔叔曾爲爺爺的事奔波了三十年之久。在叔叔還沒去世時我曾問過他，你們跑得這麼辛苦，又沒有結果，是爲了什麼呢？叔叔說爲了一塊牌子。我不知道這是什麼牌子，更不知道這個牌子這麼重要，值得他們兄弟二人三番五次的東奔西走，苦苦追尋一個看不見、摸不着的目標。直到上初中時我才明白父親和叔叔不僅僅是爭這塊“烈士家屬”的牌匾，更是想洗清爺爺身上蒙着的一層泥垢。他們確信爺爺的人格，堅信他是爲革命獻身的。爺爺死的那年，我一歲不到的小姑也夭折了。同是那一年，我的小腳太太在失望和無奈中，獨自出家到湯溝後面的“望瑞庵裏。留下我的奶奶領着三個腳跟腳的孩子，家裏過的日子可想而知，所以我確信，父親和叔叔想得到的應該是精神和物質上的需求。
忽然想起在我開始有了記憶的小學時光裏，每次他們之間的一人去樅陽縣城或安慶市裏歸來，總要聚在門前的稻場上，談論這次跑路的結果，聽到最往往都是“沒人證明”這幾個冷漠的字眼蹦出。夜晚納涼的時候，有了思維能力的我便問，如果爺爺在世，該是多大的幹部？叔叔是個有文化的人，他說該有省裏那麼大吧。我便產生幻覺，彷彿自己就躺在一個機關大院子裏，四周都是樓下樓下，電燈電話的房子，天空中閃爍的星星在朝我眨着眼睛，像是在對我招手。待我醒來，叔叔和父親早已回家睡覺去了。
如今父親和叔叔永遠不再醒來，爺爺的故事早已戛然而止。我們的門頭上沒掛上閃光的金匾，但我們仍沿着他們走過的路在努力前行。
林建明，筆名（愚人）安徽省散文、隨筆學會會員，銅陵市作家協會會員，現定居上海青浦。愛好文字，曾在《長白山日報》《銅陵日報》《池州日報》《德州晚報》《西部散文選刊》《今古傳奇》《上海散文》《齊魯文學》《樅陽雜誌》刊物及省內外多家微信平臺發表文章三百餘篇。著有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個人散文集《走出村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