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形容繁重的工作，还会用到一个成语，叫“文山会海”，可见文书和会议是组织工作中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的中央政府里，开会和处理政务文书，也是皇帝和大臣们最主要的日常工作。假如把中国古代的中央政府比作一个血液循环系统，那文书就是系统中流动的血液，而会议塑造了整个系统的结构。怎么开会，决定了文书怎么在官僚系统中流转。
这本书的价值主要有两点。第一，历史爱好者们总是喜欢谈论古代王侯将相的丰功伟绩，但其实，传奇的历史事件在那些历史人物的人生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他们大部分的人生，和我们一样，也是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度过的。了解古代王侯将相的日常工作，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历史更真实，更平凡的一面。第二，会议和文书制度并不是僵化的程序，制度的背后是对权力和责任的分配。剖析清朝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透过制度的表象，看到权责分配的本质，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制度的逻辑。
虽然常规的朝会变成了小会，大会仍然具有特定的功能，并没有完全被历史淘汰。开大会的第一项功能是提供仪式感。大会的人数多，排场大，更容易制造出庄严的气氛，所以到清朝后期，朝廷还是保留了大朝、常朝这类礼仪性质的会议，在特定的日子里，皇帝在大殿召见百官，接受朝拜。大会的另一项功能是分摊责任。在晚清时期，遇到特别重大的军国要事，统治者还是会召开大规模的会议。比方说，1900年，慈禧太后在对十一国宣战之前，就召集了一百多名官员开会。不过，这场会议上发言的人并不多，慈禧太后召开会议的目的也不是为了集思广益，而是因为她知道，宣战是一步险棋，历史责任重大，所以至少在形式上，要让这个决定显得像是一个集体决策的结果，要让所有的大臣一起来背锅。事情后来的发展也证实了慈禧太后的老辣。宣战后不久，八国联军攻进了北京城，为了同列强议和，慈禧太后迅速诛杀了一批当初参加会议的主战派官员，她自己则免于被列强追究，保住了权位。早在宣战前的那场大会上，慈禧太后就为事后甩脱责任找好了替罪羊。
《辨色视朝》这本书里给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雍正以后的这套制度，本质上是确立了皇帝对奏折的“先阅权”。所谓的“先阅权”，指的是皇帝拥有优先阅读奏折的权力。在雍正改革以后，全国的政务文书进入中央政府，首先要汇集到皇帝的办公桌上，皇帝成了整个大清帝国的第一道信息闸门。
正是这封奏折引发了后来的辛酉政变。其实，两宫太后的势力主要集中在北京城里，在当时的承德，她们未必有实力和八大臣展开正面对抗。太后们扣下董元醇的奏折，或许是想要不动声色地从长计议。但是八大臣派人进宫索要奏折，这一要，太后们也就瞒不住了。她们索性要求八大臣批准董元醇的建议，建立垂帘听政的制度。八大臣当然不想让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了。他们为董元醇的奏折写了一份批覆意见，在这份意见里痛批董元醇，随后采取了罢工的方式，要挟两宫太后为这份处理意见盖章授权。这场风波最后以两宫太后的妥协收场，她们在八大臣痛批董元醇的文件上盖了章，八大臣这才恢复办公，让朝政重新运转起来。
经过这场正面交锋，两宫太后和八大臣的冲突就摆到了明面上。太后们表面上妥协，其实早就在暗中联络好了自己的盟友，在北京布下了捉拿八大臣的天罗地网。不久之后，八国联军事件平息，承德的中央政府刚刚迁回北京，两宫太后就发动了政变，将八大臣中的三人杀死，剩下五人革职充军。在掌握了权力之后，太后集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了八大臣发明的奏折清单，规定全国各地的官员在向中央提交奏折的时候，都不再向任何人提供奏折的数量和上奏人的名单。
回顾清朝朝会和文书制度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朝会规模的缩小，文书形式由公开转向机密，皇帝在掌握更大决策权的同时，也承担起更大的责任。从分配权力和责任的角度来看，雍正改革之后建立起来的这套制度，本质上是确立了皇帝对奏折的先阅权。这项权力对皇权的稳定性至关重要。在辛酉政变前，八大臣甚至还没有僭越皇家对奏折的先阅权，仅仅是在先阅权的前面加上了一个数奏折的权力，就已经能够监控两宫太后的信息渠道，对皇权形成了严重的挑战。
研究清朝的政治制度，能给今天的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在一次采访中，本书的作者李文杰提道：“每一种制度下的决策，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完美。具体到文书行政上，商讨大事、签署文书的责任人多了，似乎形式上是民主了。但权力分散，责任也就分散了。权力分散能避免权力被滥用，但伴随而来的责任分散，很可能会造成决策的平庸化。”“所以，笼统地说集中或者集体决策好或者不好，都不太合适。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在上者有相对理性的共识，并且有一批具有专业和担当精神的人来做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