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儒陰法”是歷代朝庭統治百姓的不傳之祕。儒、法爲什麼能成爲統治者管理百姓的利器？大儒孟子和法家理論的大成者韓非子把道理說的再明白不過了。
《孟子》甫一開篇，孟子就義正辭嚴的勸說梁惠王。
梁惠王問：“老先生不遠千里而來，一定有利於吾國吧？”
孟子回答說：“大王何必談利益呢？有仁義就可以了。如果大王只是說‘怎樣纔能有利於我的國家呢？’大夫說‘怎樣纔能有利於我的封邑呢？’士子和百姓說‘怎樣纔能有利於我的家庭呢？’如果上上下下都互相追逐利益，國家就危險了！擁有一萬輛兵車的國家，殺掉它的國君的，一定是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大夫；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殺掉它的國君的，一定是擁有一百輛兵車的大夫。如果國君有一萬輛，他就有一千輛；如果國君有一千輛，他就有一百輛，這些大夫們的產業也夠多的了。但如果他把‘義’拋諸腦後，而事事以‘利’字當先，不把國君的一切都搶過來，他是不會滿足的。從沒有以‘仁’存心的人會遺棄父母，也沒有以‘義’存心的人會怠慢君上。大王只要談仁義就可以了，爲什麼一定要談‘利’呢？”
孟子表面不談利，實際上談的是大利，這個大利就是國君及其子子孫孫永遠保有他的國家，國家的土地與人民其實是國君的私產。既然是私產，就存在着被別人奪取的可能性，因此，就要談仁談義，培養大夫們與士子、百姓的忠心，讓他們從心裏認爲國家就是君主的，自己只是君主的僕人，就不會有非份之想。
但孟子也明白，國君的大利是子子孫孫永遠保有他的國家，那麼，大夫的大利是子子孫孫永遠保有自己的封邑，士子、百姓的大利是家庭美滿幸福。因此，國君不要侵犯他們的利益，他們也就不會推翻你的國家。如果國君損害了他們的利益，他們就會反抗，如果損害到了極點，就會“聞誅一夫紂耳，未聞弒君也。”
但是，孟子的想法未免太幼稚了，國家的利益這麼大，怎麼可能斷絕那些有野心的大夫們的野望呢？莊子就看得明白，他說，齊國是方圓幾千裏的大國，四境之內，無不立宗廟社稷，以仁義之法治理鄉間，然而田成子殺了齊君盜竊了齊國，也採用同樣的方法治理齊國，這不是連聖人之法一起偷盜過去了嗎？莊子不由感嘆：“竊鉤者誅，竊國者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甚至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韓非子也像孟子一樣爲國君們操心，在《孤憤》一文中，他告誡君王，人們說齊國亡了，不是說齊國的土地和城鎮不存在了，而是指呂氏失去了統治國家的權力而被田氏取代了。人們說晉國亡了，也不是說晉國的土地和城鎮不存在了，而是說姬氏失去了統治國家的權力而被六卿取代了。
呂氏和姬氏爲什麼會失去統治齊國和晉國的權力呢？因爲奸臣用欺騙的方法取得了國君的信任，竊取了國君的權柄，結黨營私，任用私人，對那些忠於國君的法術之士，要麼找理由誅殺，要麼收買刺客暗殺，使國君成爲真正的孤家寡人，一旦國君孤立無授，他們就會殺了國君自立。
怎樣避免這樣的情況出現？韓非子建議國君一定要防範身邊的妻妾、太子，家族的叔伯兄弟，內朝的近侍，外朝的重臣，駐守邊疆握有兵權的大將。唯一可以重用的就是像他這樣的法術之士，因爲他們不僅忠心耿耿，廉潔奉公，而且出身布衣，沒有顯貴的身份，不可能取代國君的地位。最重要的是他們以法來幫助國君治理國家，在法令面前，人人都是君主的僕役，王公貴胄也沒有任何的特權，君主的一紙詔令，就可以予之生，予之死。
韓非子的這個建議實在太好了，它幾乎可以最大限度的擡高君主的地位，建立君主的絕對統治。這個建議也及時得到了採納，秦始皇的一紙詔令，就令他下了大牢並丟了性命，而且不需要任何的合法的理由與審判。
韓非子所說的法，並非護民之法，而是秉承君主的意志，讓百姓乖乖聽話的鍘刀。給你好處，你要謝主隆恩，流放寧古塔，給披甲人爲奴，你也要謝主隆恩。
老是亮出這把刀，是不是太兇殘了呢？把百姓嚇壞了影響他們服務君主的效率，因此，聰明的帝王們擡出了儒家，以仁義來教化百姓，“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歟。”仁的根本是孝悌，孝悌是服從父兄，忠臣必出於孝子之家，而忠孝不能兩全，在兩者衝突的時候，應移孝作忠。如此，統治者完成了對儒家的法家式的改造。
這種改造是不是真正的培養了百姓們的忠心呢？真不知道，因爲百姓們知道其背後有鍘刀，聽也得聽，不聽也得聽。
仁義也好，法術也罷，在兩千多年漫長的歲月裏，其最根本、最核心的目的，就是訓練百姓們聽話。
何必談仁義，何必談法術，像魚兒一樣彼此相忘於江湖，不香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