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宋明理學瞭解不多，也看了一些學者的評價，有讚的，有罵的。讚的呢，主要從心性修養、道德作風方面談。罵的呢，主要從儒學的根本源頭上談。
我個人有個看法，宋明理學反映了儒家官僚知識分子的傲慢。秦始皇建立郡縣制大帝國之後，儒學經過一千多年的發展，到了宋代，已經牢牢的成爲國家的統治意識形態和民間的思維方式，天上地下，唯儒獨尊，從而造就了儒家官僚知識分子的這種傲慢。
在先秦，儒家知識分子是不受待見的，他們堅持周公創建的封建禮制，反對法家主導的中央集權專制制度。不管孔子還是孟子，身上都有一種強烈的君子人格、貴族氣質，他們不屈從於君權，有着獨立的操守。在孟子的話語中表現得特別明顯，他說：“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
儒家的這種觀念，與集權專制以權力一統天下是格格不入的。幫助秦國強大的商鞅，視儒生爲六蝨之一，爲中央集權式帝國全面做理論鋪墊的韓非子，視儒生爲五蠹之一。統一天下的秦國，最看不起的就是儒生，焚書坑儒，廢盡詩書，秦朝短短的幾年，儒家幾無生存的機會。
有意思的是，時間沒過多久，經過自我改造的儒家就開始翻身，從漢武帝開始，儒家思想成爲意識形態的主流，儒家知識分子也逐漸成了官場的主要力量。雖然如此，從漢到唐，一直存在着世家大族、外戚宦官與儒家官僚集團競爭。但到了宋代，世家大族在五代十國的大亂中，被消滅殆盡，新生的大宋政權，審時度勢，“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觀趙宋一朝，是中國歷史上儒家文化最爲輝煌的階段，其造就的文明之昌盛，物質之繁華，達到了空前的規模。
在此歷史條件下，儒家開始對以往的文化進行清算。我們知道，在唐朝，佛道空前繁榮，在儒家知識分子看來，佛道是虛無寂滅之教，與聖教並不合，唐朝的韓愈已經在批判他們了。但韓愈採取的是硬扛的方式，結果沒對佛道造成什麼傷害，反而自己被遠貶嶺南。
到了宋朝，佛道在官僚階層更爲流行，韓愈硬扛都不能，到了宋朝更不行。因此，儒家知識分子採取了吸收佛道的思想精華，把儒學重新包裝的方法，希望能夠戰勝佛道。宋明理學，就是這種努力的結果。
爲什麼說宋明理學體現了宋明儒家知識分子的傲慢呢？原因就在此：儒家已經與皇權共治天下，以政治而言，基本上皇上高高在上，起實際作用的還是儒家官僚；以意識形態而言，皇上還得奉儒家經典爲宗，儒家掌握了這個話語權。
那麼，宋明理學如何體現了這種傲慢呢？就在這個理字。
《論語》最後一句話是什麼？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孔子是信天的，天對於人世，有天命與命運。君子承擔天命，但命運如何，君子說了不算。因此，纔有孔子“知其不可而爲之”的奮鬥精神；纔有“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的擔當與悲愴。
但這個“理”與“天”完全不同了。“理”是可以把握、可以控制的，我掌握了理，我就獲得了主宰天下的權力。這完全反映了秦之後，集權專制制度一千多年的發展。
心學也是如此。有學者認爲，理學與心學本質上沒什麼不同，不過是一個向外找，一個向內尋。
也就是說，“理”是外在的一個規律，人可以把握；“心”是從內在理解這個“理”，堅守不移。
我們再回到孔子，孔子信天、敬天、奉天。他認爲君子有三畏，排第一位的是畏天命；他周遊列國之時，遇到生死攸關的時候，都拿天說事，“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見南子，被弟子逼急了，也拿天賭咒發誓：“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對天的敬畏，貫穿了《論語》全書。
宋明理學最大的問題，就是把天搞掉了，順帶把人性也帶偏了。流弊所及，皇權與儒家官僚高高在上，而民間只能匍匐在權杖腳下。雖然宋明理學並未丟棄孔孟的仁義禮智，但因爲缺乏了天的支持，已經很難培養獨立的君子人格了。
理學這個大學問，可能對於小部分出類拔萃的人物，能夠擴大其心胸，恢宏其氣度，但對於大多數的人羣，在官僚專制制度的高壓面前，高大上的道德教條，可能培養的是口是心非、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可能宋明理學，從一開始就是爲儒家官僚知識分子量身打造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