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电影是对写作的屠杀

推一本书,要符合作者正在就读的专业与他的爱好,不易。拥有一本对此契合的书籍是一件幸福的事,但并非人人都拥有这种幸福。一个喜欢时尚但在学汉语言文学的人,把《红楼梦》视为时尚周刊未免有点牵强。我就幸运多了。电影与文学有很多交集的书籍,很多电影名家都有过自己的创作,例如贾樟柯、陈凯歌、岩井俊二。不过今天要推的这本书,并不来自电影人(即靠电影出名的人),而是一个作家——杜拉斯,《情人》的作者。她有一本小书叫《绿眼睛》,是1980年6月《电影手册》的特刊。并不全是评论集,其中有一些精美的随笔,偏文学性的。倘若您与我一样,都是对电影与文学带有浓厚的兴趣,并尊重电影的艺术属性,那么《绿眼睛》会打开一种新视野,去观察电影与文学。

题目来自书中,原文是:

“我与电影之间是谋杀关系,对我而言,电影的成功根植于写作的溃败,电影最主要的且最具有决定性的魅力,就是在于它对写作的屠杀,这场屠杀如桥梁一般,将我们引向阅读本身。”

读者会认为“屠杀”这个词过火,很容易结合中文语境中残忍、病态的状态。其实不然,在读外国名著时,语境很重要。

“存在即合理”(黑格尔)为“存在的事物一定合乎理性”而非“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我思故我在”(笛卡尔)为“我思考即为我存在的证据”而非“我思考世界就存在”。

同样,这里的屠杀并非是定义中的杀戮,而是将“写作外表的内容剔除,从而挖掘阅读的本质。”在杜拉斯看来,电影一定意义上冲击了人们想象与沉浸的能力,但正因如此,又简化了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关系,将更直接的体会带给观众。这种体会就是“阅读”本事。注意,阅读是一个广义概念,它指的是感悟能力的合集,例如对经历的感悟、对景色的感悟、对艺术的感悟……所以,电影也是一种阅读。

在《绿眼睛》中,杜拉斯谈论文学与电影关系的短文是《书与电影》、《书,电影》,倘若您是一个想写电影剧本的文学爱好者,对于电影思维与写作思维的对立很是困惑,不如先去看看这两章,会对自己安抚。笔者亲证。

若您正在被批评困扰, 尤其对金钱崇拜价值观的赞扬让你对坚持自己艺术道路很迷茫,不如看看《电影观众》与《电影批评》两章。杜拉斯在《电影观众》中写道:

“我永远迎合不了这些观众,也不愿去迎合他们。我知道他们是谁。我知道他们无法改变,无法触及。但我们也是高不可攀的。我们与他们面对面,彻底分离。他们永远无法占据全部人口。我们,即文本、书和电影的作者们,永远在那里,尽管偏居边缘。我们不知道如何称呼他们这样的观众,如何给他们命名,但我们并不召唤他们。”

或许会为您的坚守提供一些理论基础。

在书中也有对一些电影大师的评价。例如戈达尔、雷诺阿、伍迪艾伦、卓别林。有一章叫《伍迪艾伦、卓别林》,对两位在美国影坛有相同内核的电影人进行评价。注意,不要过于纠结所谓“踩一捧一”,很多人对这种非理智的批判很是鄙夷,误以为理智一定能带来绝对的客观。其实不然,比较是一种批判方法,是难以客观的科学方法。这种对比较的谬论不该成为一种道德。一种封闭的否定。杜拉斯一定是喜爱卓别林的。

“从未有人在有声电影中达到过卓别林电影中无声的境界。”

也一定是不爱伍迪艾伦的。

“应该是个很可怕的人,他肯定没有爱过生活里的任何事物。作品是由一些碎片和碎块缝合而成的,能看出缝合的痕迹。”

我很喜欢伍迪艾伦,可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冒犯。欣赏不意味认定完美。

《绿眼睛》还有一些杜拉斯自己的政治观点。政治,很对立的事情。希望不要因为政治观点不合而错失了一本优秀的书籍。毕竟,玛格丽特·杜拉斯是法国人。


by 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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