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减一定金额的医疗开支（将削减范围限于并非急需治疗的外科手术和治疗上）有助于延长大多数富裕国家，尤其是漂亮国人的寿命。
为什么呢？让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基本凸性分析，简单地考察有条件的医源性损伤：对轻度患者进行治疗的错误会将他们置于凹性状况。现在看起来，好像我们非常清楚该如何去做。
只要将最严重的病情设为医疗干预的门槛即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医源性损伤的影响是非常小的。我们甚至应该提高这方面的开支，而减少非急需手术的支出，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好。
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向后推理，即从医源性损伤出发来考虑选用何种治疗方法，而不是背道而驰。只要有可能，就用人类的反脆弱性来替代医生。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则不要抗拒积极的治疗。
让我们来看看否定法的另一种应用：花更少的钱但活得更长，是一种减法策略。我们看到，医源性损伤源自干预偏见；肯定法，或者想要“做些什么”的倾向，导致了我们上述的所有问题。在此还是让我们应用否定法：消除某些东西可能是非常有效的行动（在实证上也更严格）。
为什么呢？消除一些没有经过进化历练的事物，有助于降低“黑天鹅”这种极端事件的发生概率，同时使人类有机会得到改进。如果人们能够改进，我们可以相当确信，它将在很大程度上消除看不见的副作
用比如，劝人不要吸烟似乎是过去60年中最大的医学贡献。德吕恩·布奇在《医药的真相》一书中写道：“吸烟的害处大致相当于战后发展起来的每一种医学干预所带来的益处的总和……戒烟带来的好处大于治愈每一种可能的癌症所带来的利益。”
同样的，幸福最好用否定的概念来阐释。现代的幸福研究人员（他们通常看起来很不幸福）往往都是心理学家转行成为经济学家（或反过来），当他们给我们讲幸福学时，就好像我们知道幸福是什么，知道它是否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东西。而且他们讲这些时，并不使用非线性和凸性效应。事实上，他们应该教我们了解什么是不幸福（我这么推测是因为那些讲授幸福学的人看上去并不幸福，而那些教授不幸福的人看上去却很幸福）；我们对不幸福了解得更多；“追求幸福”并不等于“避免不幸福”。我们每个人肯定都知道，是哪些原因让我们不快乐（例如，出版社的编辑、通勤、异味、疼痛、在等候室里看到的某本杂志等），也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去做。
让我们探究一下古老的智慧。普罗提诺写道：“有时候缺乏营养会让机体恢复。”古代人很相信洁净身体的必要性（洁净的一种方式就是，往往造成伤害但也经常有益的放血）。萨勒诺医学院的养生法则是：愉悦的心情、充足的休息，以及适当缺乏营养。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延长人类寿命的唯一方式就是限制卡路里摄入量。
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为糖尿病患者制定非常严格的饥饿式疗法，来刺激他们的肌体系统，从而治愈糖尿病——事实上，我们很久以前就经由启发法推导出了这一治疗机制，因为西伯利亚早就有使用饥饿疗法的机构和疗养院了。此外，有资料表明，英国40%的癌症通过否定法就可以消除（只要想想阻止人们吸烟的益处就知道了）。
店中有光泽的、据说能够让你远离医生的苹果小得多。
至于饮料，我的原则是不喝少于1 000年历史的饮料——因为人体对古老饮料的适应性已经过测试。我只喝酒、水和咖啡，不喝软饮料。也许最可能带有欺骗性的有毒饮料就是我们让可怜无辜的人们在早餐桌上喝的橙汁了，但同时我们却通过营销手段说服他们这是“健康的”。（除了因为早年我们祖先吃的水果没有那么甜，还因为他们从来不会在摄取碳水化合物的同时摄入大量的纤维。吃一个橘子或苹果，在生物学上与喝橘子汁或苹果汁并不等效）。从这个例子我得出一个规律，被称为“健康”食品的东西一般都不健康，就像“社交”网络阻碍了人类的正常社交，“知识”经济也往往是无知的一样。
我还想补充一点，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在消除了一些恼人的刺激物后，我的健康状况实现了一次飞跃：这些刺激来自出版社编辑，早报（只要提到诸如托马斯·弗里德曼、保罗·克鲁格曼等脆弱推手，就会让我心头涌上一股无名之火），老板，通勤，空调（不过供暖装置不在此列），电视，纪录片制片人发来的电子邮件，经济预测，股市消息，健身房的“力量训练”器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