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亚夫临危受命，率军南征。出发前，特意请示了景帝一件事。他说，楚兵剽悍劲猛，和他们正面交锋很难取胜，因此他想避开吴楚联军主力，断绝他们粮道，以此来制敌。
按照周亚夫在文帝晚年驻扎细柳时的风格，他完全可以自行军中主张，何以这一件事非要事先请示景帝呢。
这是因为如果不正面挑战吴楚联军，等于弃被围困的梁国而不顾。梁王刘武可是景帝的亲弟弟，更重要的是深受窦太后的喜爱。一旦梁王有所闪失，周亚夫也自知担不起责任，所以必须得到景帝的亲口许诺。
在景帝批准后，周亚夫这才启程，全军向荥阳（今河南郑州西）。到达荥阳后，又引兵往昌邑（今山东巨野县附近），驻扎在吴楚联军的东北方向，但坚壁不战，而另派弓高侯韩颓当率领一支轻骑兵，从泗水和淮水交汇口渡过，迂回到联军身后，抢占粮道，断绝吴楚后方往前线馈粮。
吴王见状，连忙下令加急攻打梁国。必须抢时间入城，否则就将面临弹尽粮绝的处境。
梁王听说周亚夫率汉军前来，仿佛看到了一线曙光，连连派使者前去求救，使者一波接一波折返，却始终不见援军前来助阵。梁王大怒，又派人向景帝处状告周亚夫拥兵自重、见死不救。景帝本应允了周亚夫，至此也不得不重新遣使催促他救梁。周亚夫却绝不听诏，仍然坚守不出。因为在他成功掐死吴楚联军的粮道之后，局面早已在他掌握之中。
很快，吴楚联军就陷入了绝食的慌乱。梁王趁机派大将韩安国、张羽等出战，夺回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吴王进无可进，退无可退，只好引兵转头去攻周亚夫。
吴兵疯一般的攻向汉营东南角，周亚夫略作观察，下令重兵把守西北角。不一会儿，吴兵主力果然涌向了西北。一番乱攻，汉营纹丝不动。
联军饿死、叛逃者无数，溃不成军，只好且战且退。周亚夫见时机已到，率精兵出击，大破吴楚联军。吴王刘濞率领数千人脱离大部队，落荒而逃。楚王刘戊见败势无可挽回，无奈自尽。
吴王带领残兵败将，渡过淮水，准备投奔东越。东越王假意迎接，将其杀死，向汉朝贡献首级示好。
最有希望的南面战场，也是七国之乱的主力，仅仅维持了三个月，就以失败告终。
把目光转向亲兄弟窝里斗，乱成一团的东面战场。
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四国围攻临时后悔城守的齐国，齐王派一名姓路的中大夫向景帝报信。景帝令路中大夫回去，告诉齐王汉兵已经击破吴楚，务必要坚守住。路中大夫返回途中，四国大军已将临淄城重重包围，不慎被拿下。四国逼其到城下大喊“汉军已破，速速投降，否则城下之日，必将屠城”。路中大夫佯装同意，等走近城，望见城头的齐王时，高声道：“大汉已发兵百万，使周亚夫太尉击破吴楚两国，正引兵来救齐。”言未毕，被杀死在城下。
其时，齐王因几国围逼，已有意商议投降，只是主意未定。因路中大夫一言，随即决定坚守。此时，栾布大军也已赶来，迅速击破四国军队，听说齐国本来也参与预谋，又欲移兵攻齐，齐王忧惧万分，饮药自尽。
四国兵败，各自逃回国中，纷纷畏罪自杀。
北面战场的郦寄将军攻赵王于邯郸城，整整七月未下。匈奴听说吴楚联军已败，不肯轻易犯险入边。栾布平齐后，移兵北上，引河水灌城，赵王也自戕而死。
至此，几乎席卷整个关东地区的七国之乱，经历半年多的时间，全部平定下来。
仔细考察七国之乱的失败，原因自然很多。计划过于仓促是其中之一。
景帝二年的六月，丞相申屠嘉死，八月，才以晁错为御史大夫。
“二年八月……丁巳，以内史晁错为御史大夫。”——《资治通鉴 卷十五 汉纪七》
到景帝三年的十月（十月为汉初岁首，诸王惯例入京朝请），削楚王东海郡，可见这时还没轮到惩罚吴王。
“三年冬，楚王来朝，错因言楚王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请诛之。诏赦，削东海郡。”——《汉书 袁盎晁错传》
景帝三年一月，七国之乱起。可见从晁错建议削吴，再到公卿、列侯等商议此事，再到晁错公开治袁盎受吴王贿赂，再到吴王正式出兵，这一系列事情，满打满算也就四个月不到的时间，这四个月的时间里，吴王派出了前往齐、楚、淮南等各国的使者进行游说，最远的一直到北境的燕国，来回又不少路程。吴王还亲自前往胶西国沟通。如此大费周章，建立遍布全国的同盟，很难在短时间内制定好周全的计划。
也正因如此，真正到出兵时，燕国、齐国、济北国、淮南国都反悔了，即使是真正出兵的几国，行动节奏也不完全一致，各行己事，没有统一部署，导致被各个击破。
对于汉帝国来说，这一场叛乱虽然也来得突然，来得猛烈，却总算是顺利地挨了过去。诸侯王实力过强的问题，不是景帝朝才有，而是高帝刘邦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经贾谊的建议，文帝的实施，这个局部已经解决。从理论上说，它就像一个烂疮，慢慢地施以药物，静静地予以调养，未必不能见效，这是谨慎的文帝选择的方式。而景帝和晁错则选择了下一剂猛药，宁愿自己承受巨大风险和痛苦，也要短期内将病灶彻底根治。
这当然是一种冒险式的生死考验。好在，景帝赢了。经此一役，实力强大的几个诸侯王国都经历重创，没有能力阻止景帝之后的一步步制裁。景帝得以顺利实施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各项措施。
从诸侯王的封国和领地来看，景帝继续以削地、改封、除国等手段，缩小诸侯国统治的面积。据唐功赞先生的《吴楚七国之乱与西汉诸侯王国》中统计，至景帝后三年，也就是即位后的第十六年，诸侯王国从刘邦时期的10个变成了24个，但是占有的郡从42个变成了26个，除江都、齐国各有2郡以外，其余王国皆只有1郡，再也没有刘邦时期那种领有7郡、4郡、3郡的大国了。
其次，景帝把国家边境原来属于诸侯王国的郡，全部收归中央，使得北方的诸侯国，不得于匈奴联通，南边的诸侯国，不得与东越、南越等来往。这应该也是吸取了七国之乱中，赵国曾尝试联合匈奴，吴国曾尝试联合东越的教训。
“是以燕、代无北边郡，吴、淮南、长沙无南边郡。”——《史记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从诸侯王的权利来看，景帝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制。比如，起初诸侯王国各级官员的名称，许多都与中央一致，现在要么改名，要么去掉这一官职，为的是从礼制上体现出与汉朝廷的尊卑之分。再如，令诸侯王不得再参与政事，全部交由内史一职来主政，内史之于诸侯国，就相当于太守之于一郡。同时，诸侯国四百石以上官员，全部由中央任命，防止诸侯王身边笼络一批占据要位的大臣。
在这样的改制下，诸侯王名义上是一国之主，实际上已沦为地方财政供养的无实权贵族而已。
尽管到景帝儿子汉武帝时期，仍然通过推恩令等继续在削弱诸侯国。但不得不说，诸侯王坐大的问题在景帝朝，已经从根子上彻底解决。这也给汉武帝得以专心对付匈奴外患、极力向四方扩张，创造了稳定的内部环境。
七国有七国失败的原因，汉朝廷则有汉朝廷成功的理由。
周亚夫坚决不执行救梁国，而是以奇兵绝粮道，这是很重要的因素。窦婴在荥阳监天下兵是另一个因素。但所有这一切，功劳都比不过梁王刘武在正面战场三个月的顽强抵抗。
“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吴楚破，而梁所破杀虏略与汉中分。”——《史记 梁孝王世家》
梁国以劣势、守势，所杀的敌人，竟然和周亚夫在胜势下几乎相等，可见经历了多少次九死一生的浴血奋战。
“不敢过而西”，则说明了梁国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它就像是长安城的一道天然屏障，阻挡在敌人面前。
梁国本来是一个面积很小，实力很弱的国家，对长安根本起不到任何保护作用，毕竟在和平时期，谁都不会想到这一点吧。
不，有人能想到。
十多年前，有个年轻人想到了，他向当时的天子文帝建议，应该把你最信任的子孙放到梁国来，然后扩大梁国的面积，这样一个梁国就可以抵挡吴、赵。相信我，准没错。
这个年轻人，叫做贾谊。
“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亡山东之忧矣。”——《汉书 贾谊传》
幸运的是，文帝照做了，把儿子刘武迁徙到了梁国，以睢阳为都，并增加封地。
问题是，那怎么保证梁王刘武就一定会尽心竭力为汉朝廷效力，而不是迫于兵威，和其他诸侯王勾结呢？难道仅仅靠他和景帝的亲兄弟之情吗？
让我们把时光往前推一推，推到七国之乱前的两个多月前，也就是景帝三年的冬天十月。
按照规矩，这个月是新年伊始，诸侯王都要入京朝拜，除了自称身体不便像吴王那样的。
梁王刘武开开心心来到京城，拜见了哥哥天子景帝，又拜见了自己的母亲窦太后。
窦太后尤其疼爱这个儿子，看到他来，眉开眼笑，合不拢嘴。
景帝心情看上去也非常好，设私宴和母亲、兄弟团聚欢饮，一家人和乐融融，好不开心。
不知道景帝是喝多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神情越来越开怀，话也渐渐多起来，他拉着梁王说道：“等我千秋万岁之后，就把这皇位传于王弟。”
梁王一听，心里一颤，连忙道：“陛下喝多了，臣弟岂敢！”
梁王不知景帝是不是真心实意如此说，但心里就是特别受用，尤其是他转头看母亲窦太后，也露出欣慰的神情，似乎也十分赞同景帝这个建议。
只有窦婴趁敬酒，向景帝说：“天下是高皇帝所定的天下，父子相传的规矩，世代遵守，陛下怎么可以传给梁王呢。”
窦太后十分生气，认为窦婴离间兄弟之情，甚至因此开除了窦婴出入宫殿的资格。
窦婴这番话说道理，也有道理，毕竟父子相传是默认的继位模式。但说没道理，也对，毕竟文帝就是实际上孝惠帝之后的兄终弟及（前后少帝被认为非孝惠子排除在正统之外）。
更何况此时景帝确实还没有立太子，因此梁王越想越兴奋，尤其是看到窦太后的态度之后。
如此，就能理解梁王坚守的意义了。
他为景帝坚守，某种程度上是为自己的江山坚守。
亲情，加上对皇位的期待，成为了平定七国之乱的一条潜在因素。
那么，景帝会不会是有意在私宴上说出了那句话，以巩固梁王自愿为汉朝廷作屏障之心呢？
史书没有明说，但从前后事迹来看，极有可能。
如前所说，三年十月，景帝削楚，并谋划削吴，同在这个月，暗示自己会传位梁王。虽然景帝并不能预料诸侯王会不会反，谁将反，但梁国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决定了，必须要依赖梁王以防万一。
如果这还只是巧合，那么在平定七国之乱后景帝的一个操作，则非常可以说明问题了。
“四年夏，四月，乙巳，立子荣为皇太子。”——《资治通鉴 卷十六 汉纪八》
也就是说，在梁王立完平叛首功的半年之后，景帝迫不及待地立了儿子刘荣为太子。这还是在窦太后明确支持梁王的情况下。
立刘荣为太子，从种种迹象看，都是临时之举，意在告诉天下，皇位继承人以及确定了，可以暂时消除很多像梁王这样觊觎皇位者的念头。
为什么说是临时之举呢。这是因为景帝一即位，就确立了皇后薄氏。按照道理，太子应从皇后的儿子中选。偏偏薄氏无宠也无子。既然如此，立刘荣也不是问题，但母凭子贵，立刘荣之后，就应该很快册封刘荣之母栗姬为皇后，但景帝又迟迟拖着不肯。这充分说明，景帝并不十分中意刘荣，之所以快速地立他，只是平定纷争的一种权宜之计。
梁王和太子刘荣，都被景帝无奈地暂时放在了继承人之位上，而这个位置，终究不会真正属于他们。
就在立太子的同一个月，另一名年幼的皇子被封为了胶东王，如果命运没有任何波澜的话，很有可能他就要在遥远的东海边做一辈子衣食无忧、平平淡淡的诸侯王了。
他的名字叫做刘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