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朔六年的六月，劉徹下詔新置武功爵，“以寵戰士”。衆所周知，漢初還實行着一種從秦朝繼承而來的二十等軍功爵。這兩者究竟是一種什麼東西呢？
先說二十等軍功爵（注：在本書寫作期間，國內研究秦漢軍功爵制的頂尖專家朱紹侯先生仙逝，享年96歲。本書關於該內容的絕大多數知識，都得益於朱先生對此長達六十年左右的不懈研究，在此向朱先生致以深深地敬意和哀悼。）。朱紹侯先生有過一個言簡意賅的定義。
所謂軍功爵制，就是因爲軍功（實際也包括事功）而賜給爵位、田宅、食邑、封國的爵祿制度。——朱紹侯《春秋時期軍功爵制的產生》
衆所周知的二十等軍功爵，是指徹侯、關內侯、大庶長、駟車庶長、大上造、少上造、右更、中更、左更、右庶長、左庶長、五大夫、公乘、公大夫、官大夫、大夫、不更、簪褭、上造、公士這二十級爵位（見下表），或許有人會以爲這是商鞅創制並早已定型的，裏面存在一些誤解。
首先，軍功爵制絕非到商鞅時纔有，只要有戰爭，論功行賞就是必然，因功賜爵也就是順勢而出的制度。根據文獻資料，春秋時期的晉、宋、楚等國就已經有了按照軍功賜爵的先例。即便是當時被視爲蠻夷的秦國，也能找到庶長、不更等後來出現在二十等軍功爵制裏面的爵位。
而商鞅所做的，是利用秦國的原有爵制，借鑑魏國等山東六國的變法經驗，形成了一套十七級的新軍功爵。然而更重要的並不是爵位名稱，而是秦人通過什麼方式才能獲得這些爵位。商鞅關於軍功爵制的指導思想是“利祿官爵，摶出於兵”，具體標準則是“計首授爵”，意思是秦國無論宗室大臣、平民百姓，只能通過上戰場砍下敵人的腦袋並統計數量，纔可以作爲賜爵的條件。
《韓非子·定法篇》稱，砍掉一顆敵首，就可以賜爵一級，如果本人願意，可以擔任俸祿爲五十石的官吏。砍掉兩顆，賜爵二級，可以擔任俸祿一百石的官員。韓非沒有繼續往後說，但按常理推斷，爵位越高，晉升一級需要斬首的敵人越多。
那麼獲得這些爵位有什麼好處，秦人何以要通過戰場搏命來汲汲以求呢？
首先從物質方面來看，獲得爵位的同時，會相應地賞賜農田和宅基地，達到一定級別後還可以擁有食邑，相當於有了固定的賦稅收入。從政治待遇來看，高爵位可以出任高官職，爵位還可以用來免除徭役、減輕刑罰、提早享受國家給予老年人的養老福利。爵位帶來的好處，體現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和每個秦人的生老病死、柴米油鹽都息息相關。故軍功爵的實質是，破除西周“王-諸侯-卿-大夫-士-平民”這種舊等級制度的同時，建立一種以軍功大小決定爵位大小的新等級制度。爵位高低往往決定着人的貴賤。比如有爵位者可以申請讓無爵位者成爲自己的“庶子”，每個月爲自己服務六日，上戰場的時候必須跟隨自己一起打仗。爵位越高，可以擁有的庶子數量越多。
這種把官爵和首級數嚴格捆綁的制度，顯然是爲了適應戰國時代的軍國主義特徵。和春秋時代不一樣，這一時期的戰爭更加頻繁、更大規模、更爲殘酷、更關係存亡。國力的外在表現，就是軍事實力。商鞅變法的目標，就是通過獎勵耕戰，把秦人變成一個個嗜血的賞金殺手，進而把秦國變成一部無人可以抵抗的戰爭機器。故他制定的這一套獎勵軍功的辦法，雖然晚於其它各國，卻集大成而效果最著。試想，一個秦國的平民百姓，既然註定無法逃脫兵役和戰爭，而軍功爵制又打通了財富和權位之途，讓其可以染指過去只有貴族世襲才能享有的一切，爲什麼不豁出去拿命搏一搏呢？反過來，“計首授爵”的標準又進一步加劇了戰爭中的屠殺。春秋時期的各國紛爭，還帶有象徵性的貴族榮譽感，並不過於崇尚殺戮；而進入戰國以後，戰鬥卻往往伴隨着大規模的死亡。每一個人頭都是加官進爵的籌碼，砍死敵人顯然比俘虜他們更爲有利。據朱紹侯先生統計，從商鞅變法至秦昭襄王五十一年，110年的時間裏，秦人在戰爭中有記錄的殺戮數爲1617000人。這種唯首級論的導向，不可避免地會增加“殺良冒功”的現象，比如殺死無辜的老弱婦孺。睡虎地秦簡中的一些斷案實例表明，有時士兵會故意把首級的頸部砍得較短，不保留喉頭部分，讓人無法分辨男女。
細心的人會發現，上表中商鞅最初制定的爵位裏，並沒有“徹侯”和“關內侯”這兩個侯爵，大良造就已經是最高爵，商鞅本人的爵位就是大良造。爲什麼此時不設侯爵，原因其實也很簡單，因爲當時的秦國國君爲秦孝公，自己仍稱“公”，這個“公”從屬周朝五等爵“公侯伯子男”稱號系統，也就是說“公爵”和“侯爵”都是周王對諸侯的分封，秦孝公當然不可能分封臣下爲侯爵與自己平起平坐。所以秦國出現侯爵，一定是秦國國君去“公”稱“王”以後。
商鞅制定了十七級爵位，秦始皇統一之後制定了完整的二十等軍功爵，也即漢朝繼承的我們所熟知的那一套，不過仍有一些小小區別。秦始皇時期第十九級爵位，可能還不叫“關內侯”，而稱“倫侯”。秦始皇二十八年琅琊臺刻石題名中有這麼一句話：
列侯（注：秦時爲徹侯，武帝時避劉徹諱改爲列侯或通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從，與議於海上。——《史記·秦始皇本紀》
從這段刻石文字來看，秦朝把侯爵列於丞相之上，體現了爵位高於官職的導向，這一導向到漢朝時便扭轉了。
漢高祖劉邦在起事之後，因爲打的是楚國旗號，軍中自然也採用楚國的舊爵，一統之後立刻換成了秦國的二十等軍功爵。秦人對爵位非常看重，除了軍功以外，很少因其他事賜爵，而漢人則會在皇帝即位、立皇后或太子、改元、自然災害、出現祥瑞等各種大事件裏普遍賜吏民爵位，賜爵對象有時爲全天下男子，有時爲戶主，有時爲每戶法定繼承人。漢高祖在位期間非軍功原因賜爵1次，惠帝3次，呂后3次，文帝1次，景帝8次，武帝5次。也即是說，一名漢人假如足夠長壽，又沒有獲罪，即使沒有在戰場上立功，他的爵位也會因爲朝廷的賞賜而越來越高。賜爵越多，自然越輕賤，故漢朝又對爵位的獲取加以限制，非官吏身份的平民，只能獲得一級公士到八級公乘這些爵位，再往上則屬於官吏才能擁有的高爵。當一位漢朝的平民已經到達八級公乘這一上限，再得到爵位賞賜，只能轉給兄弟子侄。同時，朝廷在一些特殊情況裏允許吏民通過交錢交糧來購買爵位，價格大約在每級數千到一萬錢不等，這自然使得爵位越來越貶值，尤其是八級民爵，幾乎毫無價值，等同於虛銜。
在二十等軍功爵裏，最高的兩級爲侯爵，即：列侯與關內侯。這兩者差異其實也很大。在分封列侯時，會將一縣作爲其封國，原縣令（長）則改稱爲相。這一縣每戶的賦稅都要按比例繳納給列侯。漢初，因爲列侯都是開國功臣，大部分在朝中任官，住在長安。漢文帝即位後，鑑於“誅呂之變”的教訓，爲了避免列侯們在肘腋之下形成威脅，曾聽從賈誼的勸告，下詔命令列侯紛紛“之國”。所謂“之國”，就是讓他們離開長安，回到自己所封之縣去居住。
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馴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史記·孝文本紀》
從文帝的詔書來看，列侯似乎對其國內的縣民還存在着教化的責任，其實這只是個漂亮話。列侯在封國內，也只是享受財政供養，社會、經濟和軍事權都歸相掌管。同時，該封國實質上是一縣，故仍歸原先上級郡領轄。比如絳侯周勃的封國絳縣隸屬河東郡，周勃雖是開國元老，但在被文帝趕回封國後，每次河東太守巡視到縣內，他都膽戰心驚怕被問罪。
漢初由於戰亂，縣內戶民流失，故列侯雖稱“萬戶侯”，實際封戶大者不過萬家，小者只有五六百戶。文景時期生活安定，人口繁衍，列侯的封國內已經大可至三四萬戶。戶數多少決定了他們可以收繳的財富。
而關內侯不可有封國，甚至有些連食邑都沒有，有食邑的也只是從某縣劃出一小部分，大約在三五百戶到兩千戶之間。同時，關內侯尚受連坐法約束，而列侯則無須。因爲有這樣的區別，朱紹侯先生等學者傾向於把關內侯劃分在官吏爵中，而劉敏女士等學者則站在能否食邑、能否世襲等角度，傾向於把關內侯和列侯一起歸爲貴族爵。
說完軍功爵，下面再來說一說何爲武功爵。
軍功爵和武功爵有一個相同之處是相關文獻和研究都非常少，大量成果都要歸功於出土簡帛提供的補充資料。這裏面，武功爵由於存世時間更短、影響更小，記載尤其少，故直到如今仍衆說紛紜，更多地只是停留在猜想階段。這裏還是先把原始材料先列舉一下：
有司言：“天子曰：‘……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蹛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值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史記·平準書》
《漢書》中的《武帝紀》和《食貨志》中也有相關記載，和《史記》相差無幾。這段材料裏，說清楚了一些事情，比如設置武功爵的目的，正是爲了獎賞此年春天衛青率領下漢軍對匈奴的這場大勝。雖然將官們都已得到了封侯拜爵，但大量軍士們的賞賜卻無法兌現，因爲每場戰鬥中，除了爵位以外，還有數額巨大的賞金。1981年敦煌酥油土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的簡文《擊匈奴降者賞令》，恰好被認定爲武帝初期的軍事制度，其中有兩條，一條爲“……能擊降匈奴8000人以上者，即可封爲列候，若官位已至二千石，還可賜黃金500斤”，一條爲“能擊降二百戶、五百騎以上者，賜爵十六級少上造，黃金50斤，可食邑”。這些簡文證實了黃金和爵位都是軍功獎賞之物。同時，即使達不到賜爵的條件，只要有功，也要賞賜若干錢幣。然而，經過只不到二十年的連續征伐、大興土木、開置新郡、遷徙平民，漢朝曾經“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的國庫竟然已經拮据到無法兌現這些士兵的功勞，故不得不商議放開爵位交易，讓士兵可以把爵位賣給他人來換回物質獎勵。所以實際上這一策略是政府轉移支付，讓天下吏民一起來爲這場戰爭買單。問題是，過去的二十等軍功爵已經因種種原因氾濫而輕賤，平民即使購買也只能買至第八級公乘，自然無人問津，在這種情況下，武功爵作爲一種新的爵位制度就被推了出來。
原始材料沒有說清楚的是，武功爵到底有多少級，可以怎麼交易，“級十七萬，凡值三十餘萬金”更是說得雲裏霧裏。新莽時期，赤眉軍在長安附近大肆發掘西漢帝陵，在武帝的茂陵中帶出了一批簡牘，被稱爲《茂陵書》，其中恰好有武功爵的等級明細，共十一級：
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閒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
把這個分級對應到《史記》的原材料裏，對武功爵的理解就又清晰了幾分。“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意思是買新的武功爵到第五級官首開始，就可以優先當公務員，新爵第七級千夫，相當於舊爵第九級五大夫，有罪可以減輕二等，而民間交易最多隻可以到第八級樂卿。
不過，這樣仍然沒有能夠成功解釋清楚“級十七萬，凡值三十餘萬金”的概念，古往今來很多學者都試圖算清楚這筆交易帳，然而都不是很成功，所以仍然只能停留在“三十餘萬金”這筆總數目上。漢時一斤黃金大約等於一萬錢，三十餘萬金差不多是三十多個億，這是新出臺的武功爵轉移到天下百姓身上的一筆支付訂單。
晉文先生認爲，“作爲應急措施，武功爵實際是一種國家暫時沒錢而被迫實施的臨時性賞官。這種臨時性賞官的最大特點，就是單純應急，而沒有長期規劃。”這一概括比較精準。武功爵的弊端確實一目瞭然，它既無法解決財政短缺的根源問題，也沒有很好地解決新舊爵制如何並行的問題，更何況，士兵雖有新爵，能不能賣出去也是需要考慮的現實困境，假如不能，則無異於拼死爲國戰鬥卻只換來一張空頭支票。鑑於以上原因，武功爵問世不久就被中止，只成爲了戰爭殘酷的一個荒唐印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