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坑儒”說起
完整記錄此事前後因緣的，是《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帝三十五年（前212年），有兩名爲始皇求仙藥的方士盧生、侯生將他批評了一番，認爲他剛愎自用，以刑殺爲威，在這樣的環境裏工作實在沒有意義。兩名方士隨即逃之夭夭。始皇帝得知此事後大發雷霆，發了很長一段牢騷：“去年我把天下不中用的書籍全部燒燬，招了大批文學方術之士在身邊，目的就是爲了致太平，煉奇藥。誰知這羣煉藥者光耗廢錢財，全不見功效，倒是中飽私囊、以權謀私的醜聞天天傳到我耳裏來。盧生等人，我待之不薄，如今又誹謗我，毀壞我在天下人心目中的光輝形象。有司速速審問在咸陽的諸生，仔細盤問究竟還有沒有胡言亂語煽動百姓者。”於是在京城的諸生有四百六十餘人被坑殺，同時始皇把這樁大案公諸於世，令天下人都引以爲戒。
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巿等費以鉅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史記·秦始皇本紀》
前因後果很清晰，兩名方士說了不好聽的話，又玩失蹤。秦始皇感覺既遭到了背叛，又受到了侮辱。從他所說的話，以及拿來警示天下的要點來看，更讓他憤怒的是兩名方士對他的評價。始皇認爲這是對自己的“誹謗”，從而遷怒整個在咸陽的學士集團。故他讓御史審問的內容，也是諸生有沒有和兩名方士一樣，“爲妖言以亂黔首”。事件雖由方士引起，實質是言論問題。他要解決的問題，並非方士的逃走，而是要讓天下人知曉不可以隨意評論高高在上的自己。
但這個事件被後世和“焚書”並舉，概括爲“坑儒”，一下子就引起了爭論。爭論的關鍵在於：秦始皇所坑的，到底是方士，還是儒生？
從原文中看，激怒始皇帝的盧生確實是方士，但同時，也說到所審所坑的，爲“諸生”。似乎爭論雙方都有理由。
如果我們再考察《史記》其他各篇，還能找到兩處描寫“坑儒”事件的段落。
昔秦絕聖人之道，殺術士，燔詩書。——《史記·淮南衡山列傳》
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史記·儒林列傳》
這兩處無一例外，都用了“術士”的說法。這樣一來，支持“方士”說的人彷彿看到了新的證據，無不鼓舞。因爲用我們今天的語境來看，“術士”，不就是裝神弄鬼，玩弄奇術的“方士”嗎？
先別急着下結論。如果求諸《說文解字》，我們會得到相反的結果。《說文解字》：儒，術士之稱。歡欣鼓舞的立刻換成了支持“儒生說”者。
這撲朔迷離的證據，簡直搞昏人的腦袋。究竟孰是孰非，其實很簡單。我們只需要搞清楚一個事實即可，從先秦至漢，“術”是一個含義非常廣泛的統稱詞，它的意思等於“知識”“方法”。我們來看幾個同樣是《史記》中的例子：
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同上
故“術士”的含義相當於“知識分子”，它不是單指一個具體學派，無論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陰陽家等等，他們的學問都是“術”。再看幾個不同學派的例子：
招致儒術之士。——《史記·禮書》
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史記·封禪書》
其治要用黃老術。——《史記·曹相國世家》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史記·張儀列傳》
頗採鄒衍之術。——《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僕嘗受相人之術。——《史記·張丞相列傳》
所以把“術士”簡單等同於“方士”，顯然是把“術”的意思理解狹隘了。司馬遷兩處都提到了殺術士，或坑術士，一處提到“諸生”，說明他所採用的原始資料裏，都是認爲秦始皇殺死的，是一批統稱的“知識分子”，或者說“學者”，並沒有刻意提到這些學者，究竟是儒家、方家、還是其他諸子學派。按照秦始皇時設有不同學派的七十博士，而各博士在京又各有弟子來看，所坑的四百六十餘人，只怕波及範圍不小，最大的可能是各家學派都不免有人遇難。
那麼問題就來了，既然沒有特指學派，把這一事件徑直概括爲“坑儒”，是不是也狹隘化了呢？是不是儒家有意突出自己的受害者身份呢？另外，《說文解字》說：儒，術士之稱。爲什麼也把“知識分子”這一統稱徑直歸爲“儒”了呢？
這就要說到“儒”和“儒家”的區別了。
從儒到儒家
德國人Karl Jaspers提出了著名的“軸心時代”理論，他認爲大約在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這一時段裏，世界各個地區不約而同出現了哲學流派的大爆發。中國在此時期，正處於先秦諸子時代。
學術之大進，固然和社會制度之大變有不可分割的聯繫，但沒有任何一種思想，是無源之水，是可以脫離傳承而到了諸子時代就突然憑空出現的。在討論各種思想潮流紛繁湧現的同時，每個有心人都忍不住會去關心和追溯知識的更早源頭，去探索一下智慧是如何從先民世代延續，然後引發了諸子時代的爆發。然而由於原始資料的缺乏，西周早期的事情我們甚至都已經很難驗證，遑論更古老的人類啓蒙時代。
所幸，我們擅長建立模型，從模型裏探討一些普遍的經驗和規律。
韓非是戰國晚期人，他在《韓非子·顯學》篇說：
“自孔子之死，有子張氏之儒，有子思氏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儒分爲八。”
這段話就是一個典型的知識傳播的模型。它揭示了知識傳播第一個規律，路徑總是“從上到下、從少到多”的；第二個規律，即使起初所傳是同一老師，同一內容，最後也會在傳播途中因人而異，有所取捨，既有舊的知識被忽略，又有新的個人觀點被加入，從而最終分裂成不同的學派。拿韓非子所舉的儒家爲例，孔子死後，經過若干代傳承到戰國晚期，大家至少能看到八個不同學派。就好像孔子是一顆大樹的主幹，在他身上逐漸伸出了不同的枝幹，這些枝幹都由孔子本人生髮，屬於同一個根源，但隨着傳承的世代距離漸遠，他們又各自不同，有着明顯屬於自己的特色。這樣一個樹形的形態，就是知識的傳播路徑。
有了這個模型，我們就可以通過一個問題倒推諸子學說的來源。這個問題是：孔子所代表的儒家，以及其他諸子各家，有沒有可能並不是一棵獨立的樹，他們也是從同一個主幹生髮而來的呢？甚至，生髮他們的主幹，會不會又是另一個主幹的枝幹呢？
這個答案是必然的。如果我們一直往前追溯，大約可以把主幹推及到上古先民部落裏掌握祭祀和占卜特權的少數人。這些人是最早掌握系統知識甚至文字的特定人羣，因爲壟斷了大事的解釋權、主持權，而成爲了族羣裏的上層。隨着部落進化到早期國家形態，上層貴族也就變成了掌握國家權力的官僚系統。當時的知識都是爲“牧民”，即管理族羣而存在的，和其在族內、國內所任職務有很大關聯性，故知識只在職務內部進行傳承，從上一任直接傳授給下一任。
這個答案是必然的。如果我們一直往前追溯，大約可以把主幹推及到上古先民部落裏掌握祭祀和占卜特權的少數人。這些人是最早掌握系統知識甚至文字的特定人羣，因爲壟斷了大事的解釋權、主持權，而成爲了族羣裏的上層。隨着部落不斷融合，進化到早期國家形態，上層貴族也就變成了掌握國家權力的官僚系統。知識庫裏除去原有的“神道”，融入了更多的“世務”。當時的知識大部分是爲“牧民”，即管理族羣和國人而存在的，和其在族內、國內所任職務有很大關聯性，加上官位世襲，故知識先只在職務內部、家族內部進行傳承，從上一任直接傳授給下一任，上一代直接傳授給下一代。國家形態越來越複雜，官僚分工越來越細密，所以即便傳播範圍有限，也仍然符合着“從上到下，從少到多”的規律。
春秋時期是社會形態開始大變革的重要階段，貴族沒落已成社會普遍之態。故種種官學、家學加速從上層覆蓋到平民社會也漸成不可阻擋之勢。而“儒”，就是一羣當時以傳授知識爲職業的羣體。
所謂儒，是一種有知識有學問之專家，他們散在民間，以爲人教書相禮爲生。——馮友蘭《原儒墨》
這些“儒者”，也就成爲了生髮諸子百家思想的主幹。班固在《漢書·藝文志》裏，給出過一種更爲理想的傳承模型，他認爲諸子的區別就是王官職業的區別，所以儒家出自於上古的司徒官，司徒相當於是後世的丞相，負責協助人君治理天下；道家出自於史官，負責從歷史興亡中吸取教訓，總結規律；陰陽家出自於羲和官，負責上觀天象，制定曆法；法家出自於理官，負責刑獄和賞罰；名家出自於禮官，負責制定和維護各種禮制；墨家出自於清廟之守，負責宗族事務和祭祀，所以他們主張兼愛族人和敬畏鬼神；縱橫家出自於行人官，負責外交；雜家出自於議官，負責掌握各種知識，以言論來補缺輔政；農家出自於農稷官，負責勸農助耕，養育百姓；最後還有一個小說家，出自於稗官，負責收集街談巷語，道聽途說。
班固的這個思路對後世學者啓發很大，因爲知識“從上到下”，即從官方到民間的傳播路徑，幾乎是顛撲不破的事實。後世學者很多建論都是從這個起點開始的。但班固的模型過於理想，又過於分裂，他認爲諸子百家有着各自涇渭分明的傳播途徑，而忽略了一個事實，即所謂的諸子學派，除了墨家有嚴密的組織，其他學派在先秦幾乎沒有自然的界限，甚至沒有被命名，比如楊朱、鄒衍、公孫龍，他們並不知道自己該屬於哪一學派。又如現在已知，墨家基本可以確認脫胎自儒家，而被歸爲法家的李斯、韓非也師出儒家的荀子。究其原因，在於諸子傳播的知識，原先都來自於上層的官學，有幾乎統一的來源，在數百年的傳承裏，又不斷融入個人的、地域的、時代的新知，最後才散爲不同的百家，故百家思想雖有徑庭之異的主張，卻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不少觀念異常一致，可以找到同出一源的痕跡。
孔子本人，首先就是一名從事教書相禮工作最知名的“儒者”，從他這顆主幹上，生髮了儒家。
孔子曾教育弟子子夏說：“你要做君子式的儒，不要做小人式的儒。”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論語·雍也》
錢穆先生註釋此處的儒說：
“儒在孔子時，本屬一種行業，後逐漸成爲學派之稱。孔門稱儒家，孔子乃創此學派者。本章儒字尚是行業義。”——錢穆《論語新解》
可以佐證儒是行業義的，正是此處孔子叮嚀教育的子夏，他的本名叫卜商，字子夏，是孔子的絕對高徒。孔子死後，子夏到魏國傳教，李悝、吳起等人皆爲弟子，而李悝屬於法家，吳起屬於兵家，這既是儒爲行業的證明，也是先秦諸子百家傳承並無界限的表現。
由上可知，“儒”不等於“儒家”。或者說，“儒”字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儒”，指傳授知識的學者、知識分子，和“術士”是同義的；狹義的“儒”，則單指孔子創始的儒家。由此我們可知，《說文解字》說“儒，術士之稱”，一點問題都沒有；“坑儒”之說，從廣義來看，也是合理的。部分人覺得有爭議，只是把“坑儒”，理解成狹義的儒家學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