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昭君，我想记录我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今天是我每日一篇文章的第1373天。
昨天分享了《东方快车谋杀案》的创作蓝本“小林白绑架案”，也谈到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巧夺天工的叙事视角转换。
今天分享下作品的核心主题和矛盾对立点。金牌作词人黄俊郎从头到尾看了五遍“福尔摩斯系列”之后，在《夜的第七章》中写下来这样一段词。
事实只能穿向没有脚印的土壤，突兀的细微花香，刻意显眼的服装，每个人为不同的理由戴着面具说谎，动机也只有一种名字，那叫做欲望。
可以说一句话道出了犯罪心理学的本质，欲望普遍存在于人性之中，于是文学作品中经常谈论的重要课题。
在弗洛伊德关于“自我理论”中，也将人的成长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其中的“本我”就是完全被欲望，被本性支配下的人性。
当人完全放弃社会规则，依靠“本我”的欲望进行社会活动的时候，也就是“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的时候，社会秩序就会荡然无存。
也正因为有着社会道德、约定俗成的控制，人才会克己复礼、遵守规定，但事实上，人的欲望并不是寂静无声的寒潭，而是有一座随时会喷发，会寻求发泄出口的火山。
在《东方快车谋杀案》这本书里，阿加莎用最精简的笔墨，呈现了各色社会人物的群像。这桩奇异的谋杀案，被戏剧化地浓缩在了一列豪华列车的一节车厢上，而且只与和这次旅行而聚集在一起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乘客有关。
这就便于将矛盾集中化，让不同的人性类型进行集中体现。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在故事里，两件谋杀案虽然时间是错位的，但讨论却是完全同步并行的。
在调查美国富商卡塞蒂之死时，几乎每一条线索都和小黛西·阿姆斯特朗的绑架案相关，两个案子就像是拧麻花一样紧紧相连，而卡塞蒂杀死黛西却是因为对于金钱的贪婪诉求，是完全泯灭人性的低级欲望所致。
反观车上的12个嫌疑人，犯罪行为却不是出於单纯的杀戮。相反，是在法律之外寻求公平公正，但如此一来，低劣卑鄙的人性和正义冲动的人性形成了对立。一场注定没有胜利者的战争开始了。
如果卡塞蒂活着，那真正的大恶逍遥法外，如果卡塞蒂死了，那每个参与者都会成为“屠夫”。随着真相被逐步揭露，读者却感觉不到一丝丝的开心或是庆幸，相反看到了更多的绝望和悲凉。
这就让作品超脱了西方流行的那类完全缺乏社会意义的“犯罪小说”的水平，其实本质上来说，《东方快车谋杀案》中出现了两层经典的审判，西方有一种“十二人陪审团制度”。
这十二人会对法官最后的裁定进行投票。法官也会参考陪审团的意见，作出最终的判决，显然，故事中出现的12个凶手，对应的就是那12个人的陪审团，而他们审判的是儿童绑架犯罪集团的头目卡塞蒂。
然而需要明确的是，东方快车上的12人陪审团和传统法院中的陪审团毫不相干。这12人并不依赖于任何的法律，他们仅仅按照自己的基础诉求，复仇的欲望组建了这个理想化的陪审团，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杀戮原则，裁决了恶徒卡塞蒂的生死。但是这种杀戮真的有正义吗？
其实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东方快车谋杀案的12个参与者只有两个人和黛西一家有血亲关系，一个就是哈伯德太太，也就是小黛西的外婆，怀孕身死的阿姆斯特朗夫人的母亲。
那另一个就是伯爵夫人海伦娜·瓦瑟斯坦。她是黛西母亲阿姆斯特朗夫人的亲妹妹，如果说一个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复仇，一个妹妹为了给自己的姐姐复仇，倒也是合情合理。
反观其他人，其实并没有一定要去杀人的必要的。但是身为教母的俄国公主，仅仅是家庭教师的德本汉小姐，甚至是关系更加远一些的保姆、厨师、司机、办案检察官的儿子也参与其中了。这代表了什么呢？
这十二陪审团的社会关系覆盖面极广，几乎囊括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东方快车的董事布克先生曾经说过，我们周围的人，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年龄段，三天的旅程把这些互不相识的人聚集在一起，而阿加莎设计这些人存在的意义就是要形成一种极端的反差。
用个人与家族的复仇变成了某个社会性的集体意识。他们越是与受害者阿姆斯特朗一家的关系疏远，越是代表了阿姆斯特朗一家是多么地正直善良，赢得社会公众的同情，普罗大众的关心，这一家人本不该死，而害得他们家破人亡的凶手，才是多么地罪该万死。但还是这个问题，这十二个人的审判是绝对正义的吗？
显然不是，即便是代表公正公平的法律，都让罪不容诛的卡塞蒂逍遥法外。事实上没有人能代表绝对的正义，在精英阶层的信念坚持江河日下的时候，1946年，阿加莎在写过一本游记《情牵叙利亚》。
她这样说，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她和一批考古学家，军官朋友们灯下促膝闲谈。有个人挑起一个话题，你在沙漠中独行，看见一个人倒在路边奄奄一息。
试问在没有目击者，唯有舆论压力。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谴责你见死不救行为的情况下，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会真正救助另一个人呢。
结果大家并没有众口一词，而是各有各的说法，不救有不救的考虑，救有救的理由，三思而行的结果往往是什么都不做。归总起来是这样的一个意识，如果我的行为可以免除一切外在的约束和惩罚，我为什么要做一个道德的人。
从真实的角度看，当规则细致到每个人的身上时，会存在着天差地别的差异。阿加莎考虑到了每个复仇人的实际情况，她让这刺入凶手身体的十二刀有深有浅，有的是扎人心脏的致命一刀，有的只是浅浅地划了一道小口子。
十二个人对卡塞蒂的审判，的确也是对邪恶人性的惩罚和审判。他们能用一场血淋淋的谋杀，让罪恶的源泉永远地销声匿迹。在那个夜晚，他们是正义的捍卫者，执行了对于阿姆斯特朗一家迟到了五年的判罚，可是谁能保证这十二个人永远是正确的呢。
私设公堂，建立陪审团或许能够短时间地通过灰色手段暗中操作，让正义得到暂时的伸张和维护，但是长远来看，如果这十二人中有一个、两个变坏了怎么办？如果这十二人处于一个完全不被法律道德约束的区域，又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呢？会不会出现另一种凌驾于法律之上，完全凭借个人意识和认知，形成的新的审判体系，会不会诞生第二个恶魔卡塞蒂。
这一切都是未知数。所以阿加莎又设计了第二层的审判，是对第一层审判的监督，是大侦探波洛，对于十二个“裁决者”的监察。
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波洛始终认为破案的关键在于寻找出犯罪的动机。所以破获这个案件最难的片段就在于通过“复燃法”得到黛西的名字，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尤其要注意的一个细节。当时暴风雪阻止了列车前进。波洛其实是和外界完全失联的，但是即便如此，他还用自己丰富的积累和阅历，准确地说出了黛心妹妹那非常冷门的姓氏。
还有黛西家族那庞大又复杂的社会关系，这说明波洛其实在询问之前，已经有了大概的答案了，但他依然选择了平静地和每个凶手进行对话，通过直言不讳，旁敲侧击，假装试探，激怒讽刺等等方法，听到了每个人内心最真实的声音，最终理清了全部的真相。
不管这个嫌疑犯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波洛也在通过重复细致的观察，强有力的质疑和询问，对每个人的内心进行了一次良心的拷问，所以最终在揭开案情之前，波洛提出了两个选择，一个是漏洞百出的盗贼杀人论。另一个是十二人协同作案论。
在做出选择之前，波洛摒弃了自己的主观好恶，还请了列车董事长布克先生，助手康斯坦丁医生一起裁定，到底哪一个选择才是正确的呢？
最终正义的天平发生了倾斜，波洛选择了道德上的正义，也就意味着他开始接受世界的不平衡、不公正了，因为所有复仇者的动机都是源于爱，源于对惨遭不幸的小女孩和她的家人深深的怜悯。所以波洛选择了放过，宣判了最终的结果。
两层审判是同一个结果。当今的社会，法律、道德和人性的息息相关，面对情与法的冲突，到底该怎么抉择？
法律是坚定的铁则，是冷酷的，无情的规定，而人性是温暖的火苗，闪烁着共情共融的光辉。因为法律的不完善，恶魔卡塞蒂逃脱了审判而逍遥法外，致使那十二个人走向了犯罪的极端，这是人性中的恶。但是在特定环境的特殊处理，波洛的做法也是合乎人情的，这又是人性中的善。仿佛善与恶的微妙平衡。
这个故事用一种相对开放性的选择，满足了社会大众和正义的心理追求，也将所有的争议留给了读者，让大家自由讨论。或许“本我”中的原罪和欲望无法避免，但是审判的正义也从不会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