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 草堂鸝聲依舊,詩史留跡如煙

鄭重聲明:文章系原創首發,文責自負。


本文參與永冬泩雙月徵文第五期【煙】





帶一個小孩子去成都,杜甫草堂定是不容錯過的,因爲啓蒙當代小學生學好古詩的那兩隻黃鸝,就嘰嘰喳喳地落在草堂前的翠柳上。

也不知是原來的成都城太小了,還是這個城市的核心偏移了,總之,當年老杜在浣花溪畔建的那座草堂,如今已在錦官城的二環以內,離着熱鬧的寬窄巷子,直線距離出不了三公里。放在現在,那妥妥地是“坐擁城市繁華,宜居水岸麗景”的高端生活社區地段,然而當年在這裏,詩聖卻發出了“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呼號。

不得不說,面對歷史這個城市的變化真是太大了,它如今的千萬間廣廈,已經將那位大詩人的寒舍圍成了一個孤島。或許這城市如今的樣子,就是杜甫在飢寒交迫中,坐守在這裏所憧憬出的未來模樣吧。

如今那個孤島已經成了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當然,那個爲文物的茅草屋,是不可能從唐代流傳下來的,但我們一代人又一代人仍是在不予餘力地在保護着它。你說我們在保護着什麼呢?真的僅是一個文物嗎?或許還有這個國家如煙塵般濃重而又易逝的一段記憶吧。

總之這樣的疑惑一直在追問着我,我也是帶着這樣的迷思,與同同一道走進到了那座城市孤島之中。只是在踏入之前,還是要和那個小朋友一道複習一下。


兩隻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

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


草堂景區正門雖不似草堂般簡陋,但也沒有許多景區那樣的豪華鋪張,僅是白牆黑瓦的普通川西民居模樣。門頭的匾額“杜甫草堂”,其中草堂二字是康熙十七子果親王允禮留下的墨寶。雍正十二年,即1734年,果親王護送達**喇**嘛入藏時,曾路過成都,拜謁草堂,留下“少陵草堂”手跡。如今園中的少陵碑亭裏,當年的立碑仍在,先人緬懷詩聖的憂思猶存。

入園第一個建築,是一個通透敞廳——大廨,當中兩柱懸有一副楹聯“異代不同時,問如此江山,龍蜷虎臥幾詩客;先生亦流寓,有長留天地,月白風清一草堂”。這是清人撰寫的,其中稱頌的先生自然是詩聖杜甫。大堂正中,由一個黑色大理石面的敦厚基座,托起一個清瘦人物的跪坐銅像,那個人物自然也是杜甫,基座上用金字書寫了先生的生卒年代,公元712-770年。



好吧,就讓我們重新認識一下杜甫吧,我們印象中的唐詩意境裏,李杜似乎總要成對地出現的。但在我們想象中的李白多是青春狂放,杜甫多是老氣橫秋,其實杜甫比李白還小十一歲。我們總認爲李白是年少成才的神童,杜甫是將鐵杵磨成針的刻苦學習的好學生。其實鐵杵磨成針本就是李白參與的典故,而杜甫在他的《壯遊》中曾說自己“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這神童的水準,那是絕對不輸“鵝、鵝、鵝”的駱賓王的。

你是不是感覺杜詩讀得苦,便認爲杜甫也出身貧寒呢。杜甫出生於河南鞏縣,但他的姓氏卻是源自於關中地區的豪門士族京兆杜氏。京兆杜氏隋唐期間能人輩出,曾出過九個宰相,“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的杜如晦,《通典》的編纂者杜佑,晚唐大詩人杜牧,都是這個家族可圈可點的人物,當然詩聖杜甫更是其中最傑出的代表。

杜甫爺爺杜審言,也是初唐的文字大家,是當時的文章四友之一。杜甫曾不客氣地放出狂言“詩是吾家事”,對這位親爺爺,他的評價更是絕不臉紅的“吾祖詩冠古”。所以杜甫打小沒做過苦孩子,相反他是在濃厚的文學氛圍和優渥的生活環境中長大的。

正因如此,二十歲成年以後,杜甫並沒有忙着找工作,而是在父親的資助下開始了走遍齊越縱橫燕趙的壯遊。這期間,杜甫曾去洛陽參加了一次進士考試,不過他名落孫山,但這似乎沒有影響到他旅行的熱情,轉頭便登臨了泰山,那句“會當臨絕頂,一覽衆山小”便由此噴薄而出,那一年,他才只有二十四歲。

也正是在這樣的青春年歲裏,才情橫溢的杜甫寫出了“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的胡馬,寫出了“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的畫鷹。

天寶三年,公元744年,三十二歲的杜甫,與大他十一歲的李白相遇,他們從此結下了深厚的友情。他們自己或許不曾理解,他們的相遇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偉大意義。但做爲小迷弟的杜甫,卻是對那時已成爲大詩人的李白崇拜至極,他說“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而對他們在一起歡度的時光,杜甫說是“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

李杜的相遇,可以說是開元盛世的高光時刻,甚至可以說是盛唐文化乃至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高光時刻。他們一個是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一個是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們同爲唐代詩壇巨擘,同爲後世文壇的巔峯,他們的相遇或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的。上一次這樣文化巨人的相遇,或許就要追溯到春秋時期的老子和孔子了。

而李杜的相遇,或也是杜甫人生最高光的時刻了,這是他人生最快樂的時光。而他的快樂,也將隨着他青年時代的結束,中年時代的開啓,即將走到了盡頭。



如果以正門爲中軸的話,杜甫草堂的中軸主線上的三個建築便是大廨、詩史堂和工部祠。那座茅屋故居,不在這條中軸線上。或許這個公園的設計者在設計時,就在向走到這裏的遊客們發問,你們自然是知道詩聖杜甫的,但你們瞭解他嗎?你們如果不瞭解這位詩人,你們又能在那座茅屋裏找到什麼呢?

我就問過同同,知道杜甫嗎?那個小孩拍着胸脯驕傲地說“知道”,但你又知道他些什麼呢?面對我的問題,那個小孩迷茫了。其實這個問題何止是在問他,那也是在問我自己呀。我們知道的杜甫,不過是一首首唐詩下面的一個名字而已,上小學的我,上中學的我,真的走進過那些詩文裏嗎?

大廨之後是詩史堂,這是草堂博物館裏佔地面積最大的建築,裏邊陳列着清代以來,太多的墨客騷人在此憑弔時留下的太多的詩詞詠歎。這些憑弔儘管已是汗牛充棟了,但它們也不過是我們對詩聖滔滔詠歎中的滄海一粟。

我和同同說,這滿廊滿室的讚美,都源自那門額上的“詩史”二字。同同問我什麼是詩史,這何嘗不是我在寫高中語文試卷時,曾有的疑問呢?

高中語文老師講杜甫,都會冠以兩個稱號,一個是詩聖,這自然說的是杜甫在中國詩壇所具有的教主地位,其實那時懵懂的我們也多是難能讀出杜詩的好的。而“詩史”是什麼,我們語文老師的解釋往往就更是含混了,“你們記住三吏、三別,就成了”。

我高中時,在西單的中國書店買過一本黑龍江出版社的《杜甫詩選》,其實那時也沒怎麼看進去,不過是用來找尋杜詩名句。一晃那書也在書櫃裏躺了十好幾年,直到一年夏天,閒得無聊,再次將它拿起。

如今統計出存世杜詩有一千四百餘首,這本書不可能完成所有杜詩的展現,它僅收錄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八十餘首。然而它不一般的地方在於,每首詩的創作年份都有考證,那本詩集就按着杜甫一生的時間線,一首一首地將它們推出。

我在那個下午,基本上是一口氣,就把所選杜詩全部讀完了,在那本詩冊合上時,我突然間聽到了一口一口強勁的喘息聲,那是一個人一生中的沉重喘息,那也是一個時代的沉重喘息。



說杜甫是一位現實主義者,這有些像是留於膚淺的蒼白評價,但那些詩確是現實的。那時我就在想,杜甫與李白的區別是什麼?李白的浪漫只代表他個人,李白可以生存於任何時代,也可以超脫於任何時代,李白是飛在天上的。但杜甫不同,杜甫的詩是落在大地上的,是被踩進泥土裏的,是隻屬於那個時代的。

杜甫又那樣的勤奮,他留下的詩作浩如煙海。儘管那一首首詩都很渺小,但他如汪洋一樣的詩作,卻完全能夠給我們再現出了那個時代的風貌。就如《清明上河圖》再現出了北宋東京的繁華一樣,就如《金瓶梅》再現出了明代城市生活的市井風貌一樣,我想這纔是杜詩的史學價值所在。因爲那些詩讓我們看到了,身處唐代一個普通人的生活,這是官修的史書所未必能展現出來的,一個普通人的一生,一個底層人們生活的圖景。

而我們又那麼想了解,杜甫所處的那個年代,因爲正是在那個時代,安史之亂爆發了。安史之亂將大唐的盛世美景攔腰斬斷,甚至可以說它將我國古代史的第二王朝興盛期,也攔腰斬斷了,其後直到洪武北伐的六百多年時間裏,我們的歷史就再也沒有出現過一個昌盛的強大的統一的王朝。

正所謂“國家不幸詩人幸”,杜甫生活在這樣一個苦難的年代裏,依舊筆耕不輟,他用他精彩樸實的詩篇,他用他浩如煙海的詩篇,記錄下了那個苦難的年代,這纔是“詩史”的氣魄。

我們前邊也說過,杜甫的青少年時代是在快樂中度過的,詩人在那個時期的生活裏,只有詩與遠方,沒有生活的苟且。然而隨着那個青年時代的結束,杜甫的人生苦難也開始了。首先父親過世,家境每況愈下。其次參加玄宗的選賢考試,卻因權相李林甫導演出的“野無遺賢”的鬧劇而落榜。這次落榜,杜甫再無“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青丘旁”的勇氣和財力,他不得不留在長安,寄食權貴門下,過上了“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窘困生活,而那時,距離安史之亂爆發,還有八年時間。

正是困居長安的生活,讓杜甫的詩從理想主義的高空,迴歸到現實主義的大地,他這時纔看清了生活的本質,其實就是“眼前的苟且”,他多有無奈地說“紈絝不餓死,儒冠多耽身”。儘管身在窘境,但現實也擦亮了他的雙眼,看清社會腐朽的現實,他在《兵車行》中批評窮兵黷武“武皇開邊意爲已”,他在《麗人行》中批評權貴荒淫“楊花雪落復白蘋”。他在與高適等諸公登大雁塔時,發出了“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的驚呼,一般都認爲,這是詩人在開元盛世的歌舞昇平中,看到了巨大的社會危機。

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冬季,杜甫討得一個看軍械倉庫的胄曹參軍的小官。上任前,他回了趟奉先縣探望妻兒,他將一路所見,寫在了他的杜詩名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就在這首長詩裏,他寫下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千古名句,也是在這首詩作的結尾處,他也寫下了“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的個人苦難。

個人的失意、人民的疾苦和國家的危難,在那一刻聚集在了一起,而杜甫的創作,也在那一刻昇華到了一個全新的境界。他一個人的苦難和這個社會的苦難同流了,杜詩之前很少有傑出的詩人具有這樣關注社會苦難的眼界,杜詩之後再也無人能超越這樣融入社會滾滾洪流的眼界。

也是在那一歷史性時刻,安史之亂的叛軍,已經踏上了禍亂的征程。



草堂中軸三建築的第三座是杜工部祠,那裏自然是紀念詩聖的地方。當中的石像,是明萬曆年間石刻的半身杜甫像。清人似乎是嫌詩聖太寂寞了,便又請來了宋代的黃庭堅和陸游來陪祀杜甫,因而這裏又稱爲三賢堂。

我和同同在那個祠堂裏,向大名鼎鼎的先賢鞠躬,也希望能沾上點先賢的才氣。

不過這樣祭拜過後,尤覺得有些滑稽,杜甫是神嗎?李白可以成仙,王維可以成佛,但杜甫是人,是成爲聖的人。這個人,儘管因爲他的苦而被我們拒之千里,但他就站在我們身邊,不曾離去。

身逢盛世,太平安康,那其實是我們的幸運,如果真的流落在亂世之中,我們的生活會是個什麼樣子?《北征》、三吏、三別,杜甫的詩你可以一篇一篇地拿過來看,他寫下了他在那個黑暗時代所看到的。叛軍攻陷長安搜抓顯貴,他看到了“身上無有完肌膚”、“不敢長語臨交衢”的王孫;驚聞陳陶兵敗,他寫下了“野曠天清無戰聲四方義軍同日死”的悲慟;再或在一個月夜裏,一個人於離亂中思念家人,他發出了“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幹”的感慨。

當然最膾炙人口的,還是他被叛軍俘虜,抓至長安寫下的那首。


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如果我們不幸,真的掉入到那樣的時代裏,或許這就是我們該具有的生活。

我在想如今的WKL,那裏的人民如今的生活是怎樣的?在那樣的生活裏,會不會也有一杆筆將那樣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寫下來,留給未來呢?我想如果真有人將它寫下,那一定是詩史級的鉅著,就像《戰爭與和平》和《靜靜的頓河》,就像詩聖留下的詩史。



出工部祠,過少陵碑亭,就到那座茅屋了。同同猴子一般,出溜一下竄了進去,等我還未走到近前,他已經走了出來,失望地說,“啥也沒有”。我問他,那你想要看到什麼?他搖晃着小腦袋,說“我也不知道”。

說老實話,我見到那座茅屋時,也是有些失望的。或許是環境太好了,那茅屋的窗前是靜謐的小湖,屋後是茂密的竹林,如果說諸葛亮在這裏“躬耕隴畝”,或者說是陶淵明在此有“草屋八九間”,那我是信的,但他們都是大賢隱士。

我覺得那些隱士的茅屋,總有些行爲藝術的感覺。而杜甫的茅屋不是藝術,它裝下了他窘迫的生活。他就在這間茅屋裏寫下了,“牀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溼何由徹”?

當然即便生活已如此不堪,但他依舊會奮筆疾書。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風雨不動安如山!

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小時候,每讀起這些詩句時,都不覺發問,這位杜先生到底在想什麼?他這是在沽名釣譽嗎?他這是在凡爾賽嗎?而當我看完那本《杜甫詩選》時,我不禁慚愧自己曾經的所想,這個世間確實是有那麼一種人,自己都還沒飯喫,卻在擔心別人喫飽了沒,自己都沒好房子住,卻在擔心別人的屋子漏沒漏雨。

這是一種愛,一種大愛。孔夫子所說的“仁者愛人”,在士大夫即便困頓的生活裏,也閃現出它的光芒。

就像主席在《紀念白求恩》中所說的,“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杜甫,就是這樣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其實與安史之亂中生活的窘困和親人的離散相比,杜甫在四川的六年時光裏,還是獲得了短暫的安寧。他在後任劍南節度使的嚴武等朋友的幫助下,蓋起這座茅草屋。他就是在這“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裛紅蕖冉冉香”的草堂之中,又寫出了“欲填溝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的青春詩作中常有的奔放。

也是在成都的這座草堂裏,他寫下了“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巾”的諸葛先生,他寫下了“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的初唐四傑。有客來時,他寫下了“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江畔獨步時,他寫下了“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

也是在這座草堂裏,他寫下了窗前的景緻,有黃鸝翠柳,有白鷺一行,有西嶺雪山,有泊岸客船。這些我們似也在翠色如滴的浣花溪畔,在“牀頭屋漏無干處”的陋舍堂前,都看到了,都看到了。

中國詩壇的後一千年,或許都要感謝成都的一場春雨,因爲它召喚出了一個潦倒詩人的歡喜。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

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在成都,和其後去的夔州,是杜詩創作的高峯時期。這時歷時八年的安史之亂也已接近尾聲,這位漂泊一世的老人還在幻想着“白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雖然他“即從巴峽穿巫峽”地離開了四川,但他並沒有“便下襄陽向洛陽”地回到故鄉。相反,三年以後,他客死在異鄉的一艘小舟之上,享年五十九歲。



在杜甫離開成都後,這座草堂就已經傾毀,這其實也不難想象,終歸不過是個茅草屋。後來這片地被唐大曆年間的四川節度使崔寧的小妾,佔據爲私宅。

這位小妾也不一般,在崔寧回朝述職時,她率領軍民勇敵叛亂,守住了成都,最後被朝廷加封爲冀國夫人,如今浣花溪畔還有座浣花祠,祭祀便是她。

唐昭宗光化三年,公元900年,杜甫離開草堂故居的一百三十餘年後,大唐末世的詩人韋莊入蜀,協助前蜀君主王建治理蜀國。

韋莊在浣花溪畔,尋着杜甫草堂舊址,又建了一座草堂,做爲自己在成都的新居。他在這裏寫下了“桃花春水淥,水上鴛鴦浴。凝恨對殘暉,憶君君不知”。

韋莊在懷念着誰?是杜甫嗎?韋莊將自己的詩集起名爲《浣花集》,這是在向“詩聖”致敬嗎?韋莊自然知道,杜甫雖身份低微但卻憂國憂民,“詩史”便是他留給那個國家的如長河般的詩作。

而如今,那個被安史之亂折斷的大唐,已經剩下不了幾年的氣數了。不過即便那個朝代熄滅了,但大唐上空璀璨的羣星猶在。而這其中,最耀眼的光芒,自然是那位“詩聖”留下的“詩史”。

浣花祠外有紅牆夾出的花徑,通往大雅堂。在大雅堂前,我們又見到了一尊清瘦的杜甫像。我和同同說,我們就在這裏在給這位先生鞠個躬。

我們在草堂遇見了杜甫,也遇見了那段如煙的歷史。歷史的記憶珍貴也脆弱,就如那一縷煙,當你嗅到它的芳蹤時,或也正是它將消散之際,只是它真的能散盡嗎?

只要它來過了,就有了不一樣的,人間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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