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 . 遊』川西紀行⒆ 諸葛大名垂宇宙

鄭重聲明：文章系原創首發，文責自負。

川西之旅的最後一日，我們在成都。

在酒店喫早點時我便在想，還是應爲這座城市最濃墨重彩的時代留下一筆，因而我對坐對面的同同說，“今天我們去武侯祠吧”。同同眨着眼睛問我，武侯是誰？我說是諸葛亮。那時那個孩子也已瞭解了些三國故事，因而他知道如劉備、關羽和張飛這樣的三國人物，當然，自也有那個神機妙算的諸葛亮。

我捧着大碗邊吸溜着熱乎乎辣斯斯的雲吞湯水，邊給那個孩子講解杜子美的《蜀相》，那個孩子就坐在我的對面，抱着他的大碗，咧着嘴，呲着豁牙，傻笑着看着我。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深樹鳴。

三顧茅廬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沾襟。

這首律詩的頭兩句我是很喜歡的，很有畫面感，以至最初讀它時，就對那座丞相祠堂有了嚮往。我對同同說，這是詩聖杜甫在諸葛亮去世五百年後，拜謁武侯祠時所寫的。那個孩子仍抱着他的大碗，咧着嘴，呲着豁牙，傻笑着對我說，他也想去。以至於坐在一旁的波，都嫌我話多了，耽誤了她寶貝兒子的早餐。

杜子美所云“何處尋”的“丞相祠堂”，就在如今以那座祠堂命名的武侯祠大街上。這座唐代還在錦官城外的祠廟，如今已在成都的一環以內，說它“坐擁城市繁華”，那是不帶一丁點凡爾賽的，甚至可以說，這座城市的繁華本就因它而存在的。

當然，即便門口的大街不歇氣地鼓譟着武侯祠的熱鬧，但武侯祠門頭的匾額，依舊不改初心地寫着“漢昭烈廟”。單看這個廟號，估計就有一半人以爲自己來錯了地方。“昭烈”是誰我不管，能先告訴我“武侯”在哪裏嗎？莫非是在隔壁？

這位“昭烈”是昭烈皇帝，他就是三國蜀漢赫赫有名的開國君主——劉備劉玄德，而漢昭烈廟就是祭祀劉備的帝王廟。其實在詩聖杜甫年代，諸葛亮的武侯祠確在劉備漢昭烈廟的西側隔壁。但在大明洪武年間，就藩成都的蜀王朱椿，或是見到了武侯祠香火的旺盛，想到了臣強君弱，進而擔心起了老朱家的江山，他在重新整修昭烈廟時，就將隔壁熱鬧的武侯祠一道整合進了帝王廟中。因而這兩處祠廟就進了一個大門，並美其名曰全國唯一的君臣合祀祠廟。

朱椿遷祠，多少應算是好心吧，試圖扶正君尊臣卑社會倫常，然而從後世發展來看，這種整合卻越發像是爲玄德公去掉遮羞布的惡搞。

進了廟門，一進院落裏有兩座紅牆灰瓦的碑亭，右手爲唐碑，左手爲明碑。唐碑爲撰文、書法、刻工皆爲高妙的三絕碑，是武侯祠中的國寶。我第一次去那裏，三絕碑在維修，幾年後的第二次去，纔始見真容。

明碑是嘉靖年間擔任右副都御使巡撫張時徹撰寫的，張巡撫到四川拜謁武侯祠，見此處破敗，遂下令維修，並親自撰文，追述昭烈皇帝的豐功偉績。顯然這明碑是寫給劉備的表揚信，但碑名卻是《諸葛武侯祠堂碑記》，是不是很有意思。

從洪武遷祠，到嘉靖立碑，不過百年時間，昭烈廟在民間的口碑裏，就已泯滅於武侯祠中了。

碑後是二門，門匾上題寫着“明良千古”，有了之前的種種疑惑，不免在這裏也會多問一句，能“千古”的“明良”是誰？解它的答案自在大門兩側的楹聯之中：

合祖孫父子兄弟君臣，輔翼在人綱，百代存亡爭正統；

歷齊楚幽燕越吳秦蜀，艱難留廟祀，一堂上下共千秋。

由此可見，這裏合祭的是君臣，君爲明君，臣爲良臣，他們在這裏“一堂上下共千秋”，這倒很有些《三國演義》中羣英會的熱鬧，當然，這裏是繼承兩漢“正統”的，蜀漢羣英會。

二門後，就是那座羣英會的大殿了，大殿匾額上藍底金字地題寫着“業紹高光”。這裏的高是漢高祖劉邦，光是漢光武帝劉秀，他們分別是兩漢的開國君主。而三國中，自稱繼承兩漢事業的，正是這位號稱中山靖王之後的劉皇叔，他認爲他是“高光”之後的第三位。

沒錯，這座大殿就是“漢昭烈廟”的主殿，當中供奉着的，便是那位漢昭烈皇帝劉備。這個二進院落裏還有東西兩個廂房的偏殿，分別供奉着劉備的兩個好哥們關羽和張飛。偏殿與主殿間，有連廊相接，主殿左手爲武將廊，右手爲文臣廊，人們耳熟能詳又熠熠生輝的那些歷史人物，便依次端坐在他們主公的兩側，趙雲、馬超、王平、姜維、黃忠等等在左，龐統、簡雍、費煒、董和、鄧芝等等在右，兩邊各十四人，除了那位“長使英雄淚沾襟”的諸葛丞相，開創蜀漢歷史的名臣良將便都在這裏聚齊了。

小時候看那種英雄傳奇小說時，總嚮往羣英會那樣的熱鬧場面，就如“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三國演義》中的蜀漢英雄似乎沒有這樣團圓的大場面，但民間對蜀漢猛人也有“四將軍”、“五虎將”的排次，武侯祠武將廊中延申了這種排次，最終定出了“蜀漢一十四名將”。這很有些像是東漢初年跟着劉秀打天下的“雲臺二十八將”，再或是大唐李世民所隆重請上高樓的“凌煙閣二十四功臣”，總之，是志同道合者們聚在一處的，好不熱鬧。

如果細究嚮往這樣熱鬧的根源，我們總似能看到草根的逆襲，看到通過打拼找到自己位置的人生希望。而這麼一羣人，他們在實現共同的人生追求時，又在努力構建着一個理想的社會模式，那是一個公平正義，相互信任，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理想社會，那個社會的根基，如果概括成一個字的話，就一定是個“義”字了。

三國時期，或許是我們古代歷史當中最爲慘烈而無義的一個時代。然而三國的故事，在後世的演變中，卻越發地背上“義”的責任。這或許跟唐宋以降，國家對儒家學說宗教化和教條化的塑造脫不開干係。在宋代，朱熹將蜀漢的歷史確定爲三國的正統，其後在三國中戰績並非超羣的關羽，卻逐步在脫離史實的演義中成長爲新一代戰神，並最終成爲與“文聖”孔老師平起平坐的武聖人。

如果說，被後世宗教化了的孔老師所揹負的社會責任是“仁”的話，關帝的責任自然便是“義”了。“仁義”，基本上就構築起了，宋明以來我國古代社會道德體系的脊樑。對於“仁”的理解，或許還需要一些有基礎的知識分子來解讀，而“義”，就可以直接推向普羅大衆，成爲理想社會里人與人相處的基本準則。而在“義”的打造中，明代羅貫中成書，清初毛宗崗定本的《三國演義》，自然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我們在最動盪、最難有義的三國時代，去尋求“義”的光芒，或許是出於戰爭年代裏人們對於“義”的渴求，或許是出於戰爭年代裏人們對殺戮的恐懼。儘管非常黑暗，我們也依舊願意製造出點點星光，而這些匯聚於劉備身旁名臣良將的熱鬧，不也正是我們對於那種理想社會的期許嗎？

劉備的昭烈廟後，纔是真正意義上的武侯祠。祠堂正殿的額匾上，黑底金字地寫着“名垂宇宙”四個大字。這是不是要比昭烈皇帝的“業紹高光”，大氣太多了。你玄德公還在自己的先祖中，比來比去地尋找驕傲時，他的軍師中郎將諸葛孔明先生已經直接在宇宙的留言簿上籤到了。

給出這個評價的，自然不是研究宇宙的科學家，而依舊是那位詩聖杜甫，它出自於杜子美大氣磅礴的那句“諸葛大名垂宇宙”。宇是空間，宙是時間，在無垠的空間和時間上都留下自己的痕跡，足見諸葛先生的重量。

大殿正中有一神龕，龕額懸匾“靜遠堂”，那出自諸葛亮《誡子書》中的名句“非寧靜無以致遠”。神龕中，諸葛先生在兩個小童的陪伴下，端坐當中，他手持羽扇，頭戴綸巾，身披鶴氅，神態安然，就似戲中扮相，在龕內燈光的照射下，三人就如在戲臺上一樣，只是這一幕被啞然地靜止於這高大的屋宇之中。

這裏聊聊諸葛先生名垂宇宙的功績吧，小談三點。其一謀劃，未出茅廬已定三分天下的《隆中對》，是年輕的諸葛亮交給劉備的是一份，對於國家未來構建的路線圖，也可稱爲是戰略規劃書。其實這樣的戰略規劃，史上非他獨有，韓信就曾爲漢王劉邦做過《漢中對》。這兩部策對都是史上掛了號的精彩，這兩位策劃者也都是史上掛了號的牛人，但他們所面對的領導還是有一定差距的，彼時的劉邦已經是雄霸一方的諸侯，而那時的劉備呢？雖也有自己的武裝，但也還得寄居於各位地方大員之下來討生活，沒有自己的根據地，撐死算一個垃圾股中的潛力股，可見《隆中對》的實現難度，還要更大一些。

其次聯吳，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舌戰羣儒的精彩，但拋開演義的成分，再設想一下這樣的舌戰，多少就有些天方夜譚般地畫大餅了。就說孫劉聯軍，孫與劉遠沒到平起平坐的地步，以一個岌岌可危的地方雜牌軍，要與強大東吳搞聯合，放在現在，是不是可以定性爲大忽悠呢？但這個年輕人拿下了這個Case，而劉備也從此翻了盤。

其三治蜀，我們國家不缺少統一時期的大治年代，但在周圍戰爭壓力下，很好地完成區域國家治理的案例卻並不多，這其實要求領導者要有更高超的軍政能力。而在這方面有兩個人物在歷史上是可圈可點的，一位是前秦的王猛，另一位便是蜀漢的諸葛亮。

對於國家治理的理念，武侯祠大殿門口的一副木聯說得很是耐人尋味：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

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

1958年，主席來武侯祠參觀時，就曾在此聯前駐足良久，反覆玩味，或許在那一沉默的時刻裏，兩位雄才大略者就已經完成了跨越時空的對話。

武侯祠後還有三義廟，那裏祭拜的自然是劉關張三人的兄弟之“義”，主殿的門額上就寫着“義重桃園”。

走到這裏時，我問同同“義”是什麼？那個小孩喜歡桃園結義的故事，他說義就是結爲異姓兄弟，一起喝酒，一起殺敵。你別說，我覺得他說得有些道理。

“義”或許就是非血緣的人們之間的一種，相互信任的關係。《三國演義》中關於“義”的故事很多，其中最精彩的一定是關雲長千里走單騎了。在那個故事裏關羽掛印封金，千里尋兄，過五關斬六將，最終完成義兄劉備的重託，將兄嫂送歸兄長的身旁，自己也棄曹歸漢，成爲“義薄雲天”的戰神化身。

當然，這個故事爲了講述得精彩，其中注入了大量演義的成分，不過在三國史實裏，卻也真有一件託付與不辜負的故事。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中記載: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這就是歷史有名的白帝城託孤，而諸葛先生用他後半生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完成了先主的重託。如果說關羽完成託付，還給劉備的是一個女人和一個良將，那諸葛亮完成託付，還給劉備的就應是一個國家了。

相對於前者，後者莫不是更大的“義”，依我看，武鄉侯諸葛亮對於少主劉禪的鋪政，纔是三國故事中最大的義，是最讓人動容的信任與不辜負的佳話。只是由於時間線太過冗長而丟失了故事的精彩，也模糊了“義”的內涵。而讀者似乎更喜歡前者故事的暢快和鮮活，寫者似乎也更願意在暢快與鮮活的故事中去淺顯地解讀“義”的內涵罷了。

三義廟向西，過聽鸝館可到盆景園，我和同同沿着兩道紅牆夾持的狹窄過道南行，終至惠陵。那是蜀漢締造者，那位漢昭烈皇帝劉備的陵墓。

當初這座帝王廟，自然就是爲了祭祀這座陵墓而修建的，只如今，人們似乎走到了這裏，纔會驚奇地發現這裏居然還有一座帝王陵。更何況，人們來到此地的原因，多半也不是因爲那座帝王廟，而更是想一睹那位帝王的臣子。這或許是那位帝王的尷尬，在歷史的長河中，也是會有大浪淘沙的，哪一位能在歷史中走得更遠，或許是他們生前的功績所決定的，而非地位。

那座陵冢，下層是花崗岩長石磊就的一人高的圍堰，圍堰攏抱成巨大正圓的基座，圍堰上是高高的冢丘。成都氣候溫潤，適合植被生長，如今冢丘上已草木森森，如一盆大號的花草盆景，與陵墓圍牆外，探過高牆的茂盛翠竹，綠意盎然地相得益彰。

這裏沒有武侯祠堂前那麼多的人，來此的人們，多會繞着陵冢輕鬆地閒轉上幾圈，與同伴在輕聲交談中，吐槽一下那段歷史，緬懷一下那位人物。只是我們似乎也很難說請，哪個是那個人物在歷史中的真實，哪個是那個人物在小說中的虛構。

我跟同同講，我對劉備的認知更多是來自《三國演義》的，不要認爲小說中的一些虛構情節就不真實。一本名著在時間中的傳播與弘揚，也同樣是歷史的一部分，它們也在一代一代地塑造着，我們對於歷史的認知。

而在我心目中，劉備就不像個帝王君主，而更像個帶頭大哥。

民國史學家蔡東藩先生評價劉備“起自寒微，以一販履織蓆之貧民，獨能具有大志，交結英雄，爲國討賊”，說他與關張誓同生死，這既說明他有“駕馭英雄”的能力，又有“令人傾倒、樂爲用命”的個人魅力。

主席生前對劉備的評價更是中肯，說他“善於用人，善於團結各方人士，終成大事”。我們知道劉備敦厚重義，他與關張桃園結義是流傳千古的佳話，而他人生最大的貴人，卻不是他最好的兄弟，而是小他二十歲的諸葛孔明。就像一箇中子，他與關張的相遇，不過是一箇中子又遇到了另外兩個中子，變成了三個中子。而他與諸葛亮的相遇，就不是又多了一箇中子，而是爆發出讓人恐懼的核能。

在遇到諸葛亮之前的二十年，劉備的創業可謂步履艱難四處碰壁，而遇到諸葛亮之後的十三年，劉備的人生就像開了掛一樣，一路高歌猛進所向披靡，最終三分天下有其一。

劉備和諸葛亮，很難說誰成就了誰，就像《三國志.蜀書.先主傳》中所說的，“其（劉備）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有一句我們常用來形容小夫妻的詞，用在他倆身上似乎更貼切，那就是“金風玉露一相識，便勝卻人間無數”。

但劉備成在個“義”字上，敗也在個“義”字上，他不顧諸葛亮的勸阻，爲給兩個好兄弟報仇，不惜與東吳徹底絕裂，最終兵敗夷陵，命喪白帝城，將新生蜀漢政權的大好形勢葬送，讓人讀此莫不扼腕嘆息。

主席說劉備的失敗在於沒有分清主次矛盾。個人覺得，劉備重義，但他“義”的格局還是小了些。

爲什麼諸葛先生能名垂宇宙，那是因爲他有以國家爲格局的大義。就像諸葛亮在《出師表》開篇所說的那樣，“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

與這樣的格局相比，劉關張的義，是否還羈絆在人與人相處的哥們義氣中不能自拔呢。後世的《三國演義》似乎也更願意着筆於這種哥們義氣的暢快抒發，而埋沒了這種更宏大的義。

魯迅先生說《三國演義》將諸葛亮描寫得“多智而近妖”，我們讀者也在作者的引導更崇拜於諸葛亮的聰明才智，將他奉爲智慧的化身，其實這不是恭維，而是對諸葛亮最大的抹殺。學了很多的知識，身有很強的才幹，如沒有強大的正能量的德行做支撐，知識和才幹也可能會化爲反動的作用,就如西漢末年篡漢的王莽。而在諸葛亮的精神世界裏，知識和智慧或許並不重要，他精神氣質的核心價值還應是“忠義”，忠於漢室，義於先主，這或許纔是他人生最大的追求。

說了這些過去的人與事，其實也是無用的，我們不是當時人，沒有當時人事的羈絆自可以於無聊中暢快吐槽。而我們自己，又何嘗不是當下的時人，被當下的時事所牽扯，而重複着轉着歷史的圓圈呢。

如今想起了武侯祠，想起了曾與同同一遊的經歷，也又想起了那些三國的人與事，不覺留下這多筆墨。

寫於此處，天過子時，一首渾厚的男低音老歌從暗夜的意識深處悠悠響起，就以它來做個結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