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25：眼前人與天下人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魯哀公問國政治理的方法。孔子說：“文王和武王的國政治理主張，都積累、沉澱在典籍上了。得到人的擁護，那些國政治理主張就得到貫徹執行；得不到人的擁護，那些國政治理主張就不能得到貫徹執行。治理人的要訣是勤於政事，經營土地的要訣是廣植樹木。國政治理呀，就像蒲盧育子。因此，爲政的關鍵在取得人的信任與擁護，取得人的信任與擁護關鍵在修身，修身的關鍵在對中庸之道的信從與持守，信從與持守中庸之道要從仁義做起。”
正因爲沒有包治百病的藥，人在應對和解決問題過程中的主觀能動性才尤其顯得珍貴。既然“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行不通，所行以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常情、常理、常道去應對一切已知、未知世界的問題。或許，這邊是“述而不作”的孔子，在兩千多年前爲後人找到的文明演進的根本方案——中庸之道。
魯國是孔子的母國，用今天的話講，“愛祖國”是每個公民的義務和自認。魯哀公問及國政治理的方法，孔子給出的都是乾貨。概括起來，人是國政治理的關鍵。周文王、周武王時代，是“有據可查”的最好的治理時代。堯、舜時期，當然也很好，典章制度已經不是孔子時代的人所能看到的了。
母國的君主問及國政治理的方法，孔子所能給出的是“有據可查”的治理最好的時代——文王、武王時期。文王、武王治理時期的典章制度就擺在那裏，只要想學習，隨時可以通過閱讀典籍來借鑑。問題是典籍中所列的具體制度，是爲着解決文武時代問題而存在的，未必有利於魯哀公時期國家治理問題的解決。因此，孔子進一步強調——“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國政治理的關鍵在人，得到人的擁護，國政治理的主張就能得到貫徹；不能得到人的擁護，國政治理的主張就是廢紙一張。即便是文王、武王給出的治理建議，如果沒有人的擁護，也只能是“教條”而已。
一、樹人與樹木
既然國政治理的關鍵在人，在實現人的擁護。抓住這個要害，在上位者國政治理的主張與理想便能得到貫徹與實行。今天，我們講“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兩千多年前，孔子講“人道敏政，地道敏樹”。
先前，孔子在談及千乘之國的國政治理時，強調“敬事而信”，強調“節用而愛人”，強調“使民以時”，說到底就是在談“人道敏政”——對於人的治理，關鍵在勤於政事，通過“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來發動人、贏得人、訓練人、完成人。
“地道敏樹”一方面可以理解爲經營土地的要點在廣植樹木，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爲參詳和學習大地不斷樹木的思路，在國政治理中重視樹人。孟子後來講，即便是舜帝那樣的聖賢，當“仁愛天下人”這一思想在短期內無法實現時，也會選擇先仁愛身邊的親人、賢人，進而推及到天下人。對於執政者而言，先讓自己的執政理想在身邊的親人、賢人身上形成共識，進而通過有共識的人推及到邦國、天下，不失是一種好的策略。《禮記》講“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就是這個思路。
二、蒲盧育子
《說文解字》中說：“蒲盧，蜾蠃，謂土蜂也”。《詩經》中有“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的詩句。螟蛉，俗名桑蟲。“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以成爲己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蒲盧之政，是勉勵當政者要善於學習“蒲盧”善道，把民衆比作桑蟲，當政者要把民衆當做自己的親人一樣對待，去親近他，愛護他，養育他，老百姓也會像桑蟲那樣，以“蒲盧”爲親，像對待親人一樣去護持當政者，親愛當政者，維護當政者。
在真僞上有較大爭議的《孔子家語》中，也有“魯哀公問政”一篇，其中寫“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如果這個說法的確出自孔子的話，孔子強調的便是依道而行，自能輕鬆自在。天道天然的有好生之德，人道天然的利於政事的推行與傳播，地道天然的以樹木爲根本使命。如此以來，國政治理貴在轉化。用蒲盧育子的方式，把百姓轉化爲自己的子民，治國理念的推行自然也就沒有了阻力。
今天，我們強調治理時的幾個根本問題——依靠誰、爲了誰、我是誰，就是通過“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從根本上實現“人道敏政”。
三、如何贏得人
既然國政治理的關鍵在人，在贏得民衆的擁護。那麼，黨政者該如何贏得人呢？
孔子指出，贏得人的關鍵不在人身上，而在自己身上，根本在修身。實際上，這個思路又回到了《大學》八條目中的修、齊、治、平。在這裏，因爲是給君王做老師，孔子講得更爲淺顯、明白些。贏的人關鍵在修身，修身關鍵在依大道而行，依大道而行從仁義入手。
說到底，老先生還是要販賣自己“仁者愛人”“以德行仁”的思想的。畢竟，這是堯舜以下至三王經周公發揚光大的最爲孔子所推崇的根本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