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
加繆死於車禍。在此之前，他也是一位成熟有地位的作家，也是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不過我們總覺得加繆志業未成。
加繆坦承不信教，不過他的憤怒會讓人想起約伯的問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以及史上很多的事例: 上帝爲全能又善良，則其存在如何解釋得了人類社會不當受苦而受苦的情況？
這種問天或指控，很清楚的出現在加繆最富雄心——如果長度可以算是雄心的體現——的小說中。《鼠疫》裏有一景: 一位教士徵引正統基督教說法來回答上述的難題，不過聽的人並未心服口服。加繆堅稱本書爲歷史而非小說，其內容是由一位第一人稱的醫生所述，他目睹鼠疫發生，施虐一座小鎮，使之必須與國中其他地區隔離。
疾病在小說的背景發生、惡化，然後逐漸消退，人們便在其中扮演各自扮演的不同角色，從犧牲奉獻到無法無天，不顧別人死活的都有。有些批評家認爲這本書是現代世界難得一見的寓言之作，帶來瘟疫的鼠輩正是納粹黨，而隔離的小鎮不是法國，便是納粹佔領下的歐洲。雖然如此，加繆的小說，卻不是任何基本特徵都吻合史實，硬要比附，無異緣木求魚。在小說裏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人，也無一真的站在鼠輩一邊，很不幸的，納粹控制下的法國，情形並非如此。
加繆的第1一部長篇是《局外人》，出版於1942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問題便存乎這本書中。和《卡拉馬佐兄弟》一樣，書裏有人遇到槍殺，同樣有位無辜的人，因此荒唐得背叛有罪。德米特洛未犯殺父之罪，不過一連串事情隱指他爲兇手，而他也因此判刑定罪。《局外人》的主角莫爾索倒真的犯有謀殺之罪，不過我們可以說這是無心之過，那把阿拉伯刀在正午烈日下閃閃發亮，虎視眈眈，莫爾索隨手扣發衣袋內的左輪，幾乎是一種本能上的反射動作。
從法律上講，莫爾索應獲判無罪，因爲他是自衛殺人。他所以令人起疑，憤憤難忍，原因出在態度上: 他隨時都像是要揭開常情習俗的表裏不一，令人倍感威脅。他所犯的第一個錯誤是在母親的葬禮上沒有掉下一滴淚，社會可以入人於罪，可是社會不瞭解這個年輕人，不會向流俗低頭，他像是個異鄉人，因爲行爲怪異而被判死刑，不過他也因此反求諸己，好像從來沒有自我反省過一般。他從痛苦的沉思中醒過來時，仍然不願臣服在命運之下，但此時他內心留過一絲喜悅，感受到自然界溫柔的冷漠，夜空繁星萬點，夜色中飄來芳香，而空氣帶着鹹鹹的味道。
這位主角從前的態度是什麼事都“沒有道理，無關緊要”。《局外人》大獲成功，此一態度是根本原因，傳統習俗忸怩作態，卻是社會蕭牆內穩定進步的動力。異鄉人不瞭解、不尊敬又不順服傳統因襲，難免變成疏離或逃避型青年的典範，就好比在時地的可能性限制之下，他也不再隨俗波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正不知有多少繆沙德在人間浮沉。
同樣出版於1942年的《西西弗斯的神話》，以較理論的方式重述了《局外人》用小說傳遞的訊息，西西弗斯觸犯衆神，受罰做徒勞無功的苦功。對加繆來講，這是荒謬英雄的原型，不過就某種意義而言，他的西西弗斯並未受到懲罰，他知道工作不會有任何結果，推上山頂的巨石難免掉到山腳，乾脆以愉快的心情來重複這件工作。應該汲取的教訓是: 要當個快樂的西西弗斯。
加繆在行動中發現快樂和世界完全而且完美的結合在一起時，樂已在其中矣。不過還是有個問題不請自來，在一個沒有神的宇宙，任何事情都可以做，也就是說在一個人不會因恐懼報應而畏首不前的宇宙裏，難道人真的可以爲所欲爲嗎？加繆分別用小說、散文和戲劇來追索這個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問題，最後他得到一個結論: 人處於人際之間，可能會犯罪。
1959年的《墮落》再度探討罪與自由幅度的問題，也再度讓我們想到《卡拉馬佐夫兄弟》一書，尤其是有關宗教大法官一章。身兼敘述者的主角自稱“悔罪法官”，他在爲自憐虛榮的一生告解: “我，我，我就是我一生的重複。”虛榮導致心口不一，因爲自行創造的自我形象，會維護自己的角色，也會要求別人肯定此一角色。
就社會期望而言，此一形象越顯得正直，想贏得的喝彩聲就會越多，然而沐浴在掌聲和溫馨中的個人，卻可能會處身於和形象相抵的現實中，而繼續靠着謊言生活，扮演一半自加另一半他人所加的角色，這種情況會不斷造成事故，直到擾亂了平靜的心池爲止。
這本小說裏的我並非單指一人，實指我們。一般而言，這種情形也可用來理解加繆典型的角色，雖然如此，這種角色仍然栩栩如生，即興喜劇裏的小丑或上場角色，一般都已經過大而化之的處理。在加繆的小說裏，要看到這種人並不容易，但這些角色仍然擁抱整個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