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羞惡易處世，忘榮辱難成人】
一、人之初 ，性本惡。
戰國時期趙國荀子在《性惡篇》中論述：
人的本性，一生下來就有喜歡財利之心，依順這種人性，所以爭搶掠奪就產生而推辭謙讓就消失了。
一生下來就有妒忌憎恨的心理，依順這種人性，所以殘殺陷害就產生而忠誠守信就消失了。
一生下來就有耳朵、眼睛的貪慾，有喜歡音樂、美色的本能，依順這種人性，所以淫蕩混亂就產生而禮義法度就消失了。
這樣看來，放縱人的本性，依順人的情慾，就一定會出現爭搶掠奪，一定會和違犯等級名分、擾亂禮義法度的行爲合流，而最終趨向於暴亂。
所以一定要有了師長和法度的教化、禮義的引導，然後人們纔會從推辭謙讓出發，遵守禮法，而最終趨向於安定太平。
由此看來，人的本性是邪惡的就很明顯了，他們那些善良的行爲則是人爲的。
所以彎曲的木料一定要依靠整形器進行薰蒸、矯正，然後才能挺直。
不鋒利的金屬器具一定要依靠磨礪，然後才能鋒利。
人的本性邪惡，一定要依靠師長和法度的教化才能端正，要得到禮義的引導才能治理好。
人們沒有師長和法度，就會偏邪險惡而不端正。
沒有禮義，就會叛逆作亂而不守秩序。
古代聖明的君王認爲人的本性是邪惡的，認爲人們是偏邪險惡而不端正、叛逆作亂而不守秩序的，因此給他們建立了禮義、制定了法度，用來強制整治人們的性情而端正他們，用來馴服感化人們的性情而引導他們。
使他們都能從遵守秩序出發、合乎正確的道德原則。
現在的人，能夠被師長和法度所感化，積累文獻經典方面的知識、遵行禮義的，就是君子；
縱情任性、習慣於恣肆放蕩而違反禮義的，就是小人。
由此看來，那麼人的本性是邪惡的就很明顯了，他們那些善良的行爲則是人爲的。
二、壞人是不會改好的。
“天命之謂性”，一切生物的本能是力求生存和發展，這難免引起生物之間的矛盾，性善又何從談起呢?
幹損人利己的事是壞人，而幹損人又不利己的事，則是壞人之尤者。
壞人，同一切有毒的動植物一樣，是並不知道自己是壞人的，是毒物的。
壞人是不會改好的。這有點像形而上學了。但是，我卻沒有辦法。天下哪裏會有不變的事物呢？哪裏會有不變的人呢？
我觀察的幾個“壞人”偏偏不變。幾十年前是這樣，今天還是這樣。我想給他們辯護都找不出詞兒來。
有時候，我簡直懷疑，天地間是否有一種叫做“壞人基因”的東西？
可惜沒有一個生物學家或生理學家提出過這種理論。
我自己既非生物學家，又非生理學家，只能憑空臆斷。
我但願有一個壞人改變一下，改惡從善，堵住了我的嘴。
好譽而惡毀，人之常情，無可非議。
古代豁達之人倡導把譭譽置之度外，我主張把譭譽置之度內。
置之度外，可能表示一個人心胸開闊。但是，我有點擔心，這有可能表示一個人的糊塗或顢頇。
我主張對譭譽要加以細緻的分析。
首先要分清：誰毀你？誰譽你？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由於什麼原因？這些情況弄不清楚，只談譭譽，至少是有點模糊。
一個人最心愛的人，只有一隻眼。於是他就覺得天下人都多長了一隻眼。這樣的譭譽能靠得住嗎？
還有“黨同伐異”、“臭味相投”等等。這樣的譭譽能相信嗎？
大千世界，芸芸衆生，最好是各人自是其是，而不必非人之非。
俗語說：“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每個人都會有友，也會有“非友”，我不用“敵”這個詞兒，避免誤會。
友，難免有譽；非友，難免有毀。
碰到這種情況，最好抱上面所說的分析的態度，切不要籠而統之，一鍋糊塗粥。
好多年來，我曾有過一個“良好”的願望：
我對每個人都好，也希望每個人對我都好。只望有譽，不能有毀。
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如果真有一個人，人人都說他好，這個人很可能是一個極端圓滑的人，圓滑到琉璃球又能長只腳的程度。
有人把不講禮貌的行爲歸咎於新人類或新新人類，我卻要爲他們打抱不平。
不過，話又要說了回來，新人類或新新人類確實在不講禮貌方面有所創造，有所前進，他們發揚光大了這種並不美妙的傳統，他們在光天化日之下，車水馬龍之中，擁抱接吻，旁若無人，洋洋自得，連在這方面比較不拘細節的老外看了都目瞪口呆，驚詫不已。
古人說：“閨房之內，有甚於畫眉者。”這是兩口子的私事，誰也管不着。
但這是在閨房之內的事，現在竟幾乎要搬到大街上來，雖然還沒有到“甚於畫眉”的水平，可是已經很可觀了。新人類還要新到什麼程度呢？
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壓力呢？
我認爲，是的。
佛家說：生、老、病、死、苦，苦也就是壓力。
過去的國王、皇帝，近代外國的獨裁者，無法無天，爲所欲爲，然而他們卻戰戰兢兢，時時如臨大敵。他們是世界上最孤獨的人，壓力比任何人都大。
大資本家錢太多了，擔心股市升降，房地產價波動，等等。
至於吾輩平民老百姓，“家家有一本難唸的經”，這些都是壓力，誰能躲得開呢？
壓力是好事還是壞事？
我認爲是好事。
壓力如何排除呢？
一被動；一主動。
天災人禍，意外事件，屬於被動，這種壓力，無法預測，只有泰然處之，切不可杞人憂天。
主動的來源於自身，自己能有所作爲。
能做到遇事不嘀咕，就能排除自己造成的壓力。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
一個“考”字，宛如如來佛的手掌，你別想逃脫得了。
幼兒園升小學，考；小學升初中，考；初中升高中，考；高中升大學，考；大學畢業想當碩士，考；碩士想當博士，考。考，考，考，變成烤，烤，烤；我們的人生還談什麼完滿呢？
人人有一本難唸的經，這是一個平凡的真理。
對己，可以不煩不躁；對人，可以互相諒解。
三、知恥近乎勇。
孟子曰：“羞惡之心，義之端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的確，一個人若少了羞惡之心，他對美醜的感知就會隨之變得麻木，其言行必然失去規範。
羞恥心是一種重要的道德情感，是一種爲善而鬥爭的精神力量，是對於卑鄙無恥的事物的一種強有力的抗毒劑，是義務感和責任心的道德情緒的支柱。
羞惡之心如此重要，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卻有許多人不知羞惡。
有的人在損公肥私、中飽私囊時，他們不知羞恥；
有的人在欺上瞞下、虛報政績時，他們臉無羞色；
有的身爲執法人員，卻幹着違法勾當時，他們不以爲羞，反以爲榮。
這樣的人真可謂不知羞惡之心爲何物。
行爲適宜或恰到好處，須從羞惡之心出發。
朱子分羞惡爲兩事，以爲“羞是羞己之惡，惡是惡人之惡”。
其實只要是惡，在己者可羞亦可惡，在人者可惡亦可羞。
只拿行爲的惡做對象說，羞惡原是一事。
不過從心理的差別說，羞惡確可分對己對人兩種。
就對己說，羞惡之心起於自尊情操。
人生來有向上心，無論在學識、才能、道德或社會地位方面，總想達到甚至超過流行於所屬社會的最高標準。
如果達不到這標準，顯得自己比人低下，就自引以爲恥。
恥便是羞惡之心，西方人所謂榮譽意識的消極方面。
有恥才能向上奮鬥。
一方面自尊情操不容我居人下；一方面社會情操使我顧慮到社會的譭譽。
所以，知恥同時有自私的和泛愛的兩個不同的動機。
對於一般人，知恥可以說就是道德情操的基礎。
他們趨善避惡，與其說是出於良心或責任心，不如說是出於羞惡之心，一方面不甘居下流，一方面看重社會的同情。
中國先儒認清此點，所以佈政施教，特重明恥。
管子甚至以恥與禮儀廉恥並稱爲“國之四維”。
人須有所爲，有所不爲。羞惡之心最初是使人有所不爲。
孟子說：“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羞惡之心可使人恥爲所不應爲，擴充起來，也可以使人恥不爲所應爲。
爲所應爲便是盡責任，所以“知恥近乎勇”。
人到了無恥，便無所不爲，也便不能有所爲。
有所不爲便可以寡過，但絕對無過實非常人所能。
儒家與耶教都不責人有過，只力勸人改過。
知過能改，須有悔悟。悔悟仍是羞惡之心的表現。
羞惡未然的過惡是恥，羞惡已然的過惡是悔。
恥令人免過，悔令人改過。
孟子說：“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恥使人自尊自重，不自暴自棄。
近代阿德勒一派心理學說很可以引來說明這個道理。
有羞惡之心先必發現自己的欠缺，發現了欠缺，自以爲恥。
覺得非努力把它降伏下去，顯出自己的尊嚴不可。
於是設法來彌補欠缺，結果不但欠缺彌補起，而且所達到的成就還比平常更優越。
德摩斯梯尼本來口喫，不甘受這欠缺的限制，發奮練習演說，於是成爲希臘的最大演說家。
貝多芬本有耳病，不甘受這欠缺的限制，發憤練習音樂，於是成爲德國的最大音樂家。
中國左丘明因失明而作《國語》，孫子因臏足而作《兵法》，司馬遷因受宮刑而作《史記》，也是很好的例證。
孟子講羞惡之心，似專就己一方面說。
朱子以爲它還有對人一方面，想得更較周到。
我們對人有羞惡之心，才能嫉惡如仇，才肯努力去消除世間罪孽過惡。
凡道德情操深厚的人對於過惡必有極深的厭惡。
世間許多人沒有對象可五體投地地去欽佩，也沒有對象可深入骨髓地去厭惡，只一味周旋隨和，這種人表面上象爐火純青，實在是不明是非，缺乏正義感。
社會上這種人愈多，惡人愈可橫行無忌，不平的事件也愈可蔓延無礙，社會的混濁也就愈不易澄清。
社會所藉以維持的是公平，一般人如果沒有羞惡之心，任不公平的事件不受裁製，公平就無法存在。
過去社會的遊俠，和近代社會的革命者，都是迫於義憤，要“打抱不平”，雖非中行，究不失爲狂狷，仍是有他們的用處。
個人須有羞惡之心，集團也是如此。古人談兵，說明恥然後可以教戰，因爲明恥然後知道“所惡有勝於死者”，不會苟且偷生。
罪過如果在自己，應該懺悔；如果在旁人，也應深惡痛嫉，設法加以裁製。
丁俊貴
2023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