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省城读书时，曾买过一本《李笠翁小说十五种》，1981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当年购买时，不是什么稀缺版本，花了不到一块钱。书还没读完，一位朋友出差前看到书在我案头，便借去路上读。
他出差回来说，书被他在火车上弄丢了。到底是在卧铺上被人偷的，还是不小心忘在餐车被人顺走的，他已记不真切。那时候，好多书刚开禁重印，有人喜欢，顺手牵羊，也不足为怪。
都是朋友，抱歉的话说过了，我当然不好过多责怪，但是心中总有些遗憾。当年分配在集镇工作，偶尔才去一趟县城，那时没有淘宝，邮购也不正常，后来再想买这本书，一直未能如愿，心中始终是个缺憾。该书印着淡黄、浅绿双色长方框的封面，多年后一直都在我眼前晃动。
后来读岳南先生的《南渡北归》，知道书与主人聚散，这事稀松平常，特别是在战乱年代。
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就曾为生活所迫，用书换取粮食。当年，日寇侵华，东部沿海大批人南迁，昆明人口猛增，物价飞涨。“联大”教员的薪水无法保障家人的基本生活，只能靠借贷和变卖衣物度日。1941年春，闻一多将家中衣物典卖殆尽后，咬牙决定把自己从北平带来的几本线装书，卖给联大图书馆换钱买米。当他把几本书捧给管理人员时，满面凄楚，泪光闪闪，叮嘱管理员一定要把书看好管好，等他将来赎回。后来他客死异乡，未能回到北平，从此这些书不知流落何处。
大学问家钱穆喜爱买书。他从1930年起分别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任教，教书做学问之余，就到旧书市场淘书。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购书逾五万册，二十万卷左右。抗战爆发学校南渡时，钱穆的书难以运输，便临时赶制了二十个大箱子，将二十万卷藏书装入，租房存放。他与房主约定，等和平了再来取书。
抗战胜利后，钱穆在家乡江南大学任教。房主通过汤用彤催促其将书运走。汤用彤找到钱穆熟悉的一位书贾去取，书贾出了百石米价。钱穆嘱咐汤用彤让书贾妥为保存，等他回北平后，仍以百石米价赎回。
再后来钱穆流落到香港，偶见某友所购书，竟有《资治通鉴》一部，是自己大哥钱挚生前的阅读本，书中有很多大哥的手迹。此书现身香港，其他二十万卷藏书命运可想而知。这时汤用彤已经去世，北平藏书的下落无从查询，钱穆十分遗憾。
学问大家、知名人士的藏书命运尚且如此，我们普通人丢一两本书，能算什么？想到这些，我也渐渐释怀了。
谁知道，后来我竟有缘见到了我一直牵念着的书。
去年秋天，我在南京一家旧书店闲逛，看到了《李笠翁小说十五种》，居然就是1981年浙江文艺的版本。尽管书皮上有些污迹，书角已经卷起，但我还是眼前一亮，那淡黄、浅绿双色套印的封面，是那样眼熟。
我就像碰到了一个阔别多年的老友，喜出望外，随即就买下了。打开书，扉页有戳，印文是“牛首山铁矿图书专用章”。到底是这家铁矿成批处理的，还是被人借出未还，流落这里的，这些年又辗转几人之手，我无从得知。只有这本书它自己知道。
当时觉得，书籍如同好友，聚散有缘。只因有缘，千里才来相会相聚。至于当年我的那本《李笠翁小说十五种》，只要不是被列车服务员扫进垃圾桶，只要有人读它，今天不管躺在谁的书橱里，它就算物归其所，没有受到委屈。
书，来自人间，散在人间。不管它流落在哪里，书在，著书人的学问就在，灵魂就在。无论什么时候，总会有人把它们当作朋友，念着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