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能是離着青春的年紀太遠了，不太能理解現在所謂青春文學的標準，我讀書那會的青春文學還是郭小四那種故作嬌媚，想來現在應該有所長進纔對。這兩年創意寫作催生的概念越來越多，從早期的打工文學，到當下的生態文學，越發雜亂的分類將文學肢解得面目全非，似乎忘記了寫作的初衷只是爲了心裏有話要說出來，這些文學類型的定義僅僅是催生出了許多的被動寫作，爲了迎合某個主題而硬凹，絕不由心而發的主動去寫，這也導致了這兩年數之不盡的文學獎項下來千千萬萬的獲獎作品而少有流傳開來的經典之作，我完全不能理解《煎餅姑娘》這樣的作品怎麼會在出版書籍中出現，尤其是在此之前還發布在知名的雨花雜誌上，誠如作者自序，煎餅姑娘的故事可以說“什麼都沒有，沒有任何意外懸念感動和悲傷，它所能有的，可能是它驟然結束。”在我看來，這也有些牽強了，因爲這篇文章裏並沒有故事，也就無所謂開始與結束，大約作者只是想截取大腦中某個閃過的思緒片段，這個片段不見得是一個完整的故事，也許只是純粹的一些思維意識，一些感動或者情緒，糟糕的是作者企圖用貼近寫實的手段表現一種脫離現實的親切，譬如開頭寫到“攤煎餅的鐵鍋”，作者說“一股濃濃的世俗生活的熱情會撲面而來”，但即便我的廣東同事也知道去買煎餅的時候所看到手藝人跟前的那個物件叫“鏊子”，即便業餘一些的手藝人也只能是用鐵板，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出身鐵鍋的煎餅，所以我的生活與作者的生活很難有產生交集的共鳴，即便如此，這篇所謂的青春文學依舊出現在我面前的這本書上，翻到作者簡介，看見“供職於出版社，副編審”，我也只能閉嘴了。
《東京兩記》的作者任職於南京大學文學院，《四首漢詩》的作者是副教授，《龍門的哭泣》作者也是大學執教。似乎跨界這個詞近兩年很流行，尤其在文藝圈裏，演戲的去唱歌就叫跨界了，很輕鬆，但我以爲跨界二字的精髓不在意行業的穿梭，更應該有社會地位的距離變化，你看這兩年大大小小的文學獎，都給了文學院的博士教授了，這不叫跨界，這叫斬草除根，當然如果你寫得好也就罷了，但現實所見往往都是與“老幹部體”不相上下，很難貢獻有營養的文字作品，這就讓人覺得膈應。
如果大衆能見的書籍都是這般境況，作爲一個普通讀者，我還是很擔心的，高傲的編輯常常對一些寫作者說，你的文章裏沒有生活，沒有新意。所謂的新，往往是題材上的選擇，這年頭，普通人恨不能把自己撕成八份過日子，天天忙得頭角倒懸就爲了養家餬口，日復一日奔波在固定的打工路上，你想讓他們的生活有什麼新意呢？有錢有閒的人出去旅個遊在倫敦巴黎的長街上發個自拍，胡謅幾句洋文雞湯，你就覺得有生活有新意，山溝溝裏的農民對着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嘮叨嘮叨鹹菜疙瘩就被嫌棄了，這是出版行業的恥辱。我可並不覺得描寫一個外國老頭在澳大利亞的咖啡館裏喝咖啡就一定比西部山區老農民逗弄狗崽子高雅有趣得多，或許是我這樣土氣的人實在無法共情那些精英人羣的上流生活吧，唉，沒辦法，我就是有一點點眼紅而已。
大頭馬是正經寫東西的，文字裏竟然讀到一點三毛的影子，但他這一大篇復活島筆記說得好聽是有些跳脫，說的難聽就是略顯瑣碎，看得累；東京兩記的上篇就像旅遊公司官網上的景點介紹一樣，又帶出濃郁的小紅書風格；我不懂詩，所以《四首漢詩》就不評價了；《在維斯比的最後一個夜晚》應該是很努力地想要走文化散文的路子了；《許先生與青皮橘》就是很普通的寫親情，回憶親人，拋開感情的真摯與否，這樣的散文很常見，實在不覺得有什麼特殊之處，尤其清明節前後，追思故人的文字有很多；房偉的教師心得讓我想起一段話，大意是從事寫作的人很難有朋友，因爲你永遠不知道某一天自己會以什麼樣的形象出現在他的文字裏；《柏林日記》還是很適合發到抖音上當文案用的。
並不是讓人看了頭疼的才叫先鋒文學、創意文學，相較其餘幾位的創新作品，反而是傳統敘事的《鼠患之年》更讓我覺得親切有意思，我總結一下，寫作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好好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