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零年我的父亲和母亲调到了新乡市工作，这里新建设了一个生产飞机座舱环境控制部件的航空工厂，也是属于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之一。
当时新乡工厂的厂长向部里坚持要求把我父亲调过来，而一一二厂坚决不同意放人，并将父亲车间的技术副主任调到新乡，谁知这个厂长不要给退了回去，最后父亲就到了新乡。谁知父亲来到了新乡才知道，适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个工厂暂缓建设了，坚持要调我父亲来的那个厂长也已经调到兰州去工作了。
已经调到新乡的大批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只好暂时都安排到了一一六厂工作，那也是一个生产燃滑油零部件的航空企业。父母亲原来在调令里给与的职务都不算数了，父亲被分配到一个很小的车间当主任，那个车间只有八十个人，和父亲在沈飞领导的那个有一千多员工车间相比就太小了，我们家就住到了一一六厂家属院的八号楼。
八号楼位置在新乡市的胜利路上，由工人文化宫向北约三百余米的路西，这是一座仿苏式建筑灰色的三层居民楼，有三个单元，我家在二单元二层，走进单元门楼梯两侧各有一个门洞，一边住三家，公用厨房和厕所。楼房坐东向西，我家在北边的门东里，两间房子窗户向东，窗外有一条大马路就是胜利路，和我们家做邻居的是两位工人徐师傅和孟师傅。楼门前隔着路是王村的农舍，那是一个挺大的村庄。我们家住在一套两居室房子里，是一个里外套间，在那里我们住了三年。
我随着父亲来到新乡后，认识的第一个大人就是父亲的朋友金伯伯，他是两航起义归来的技术专家，那时候他家住在马路对面的4号楼，爸爸带着我去他家玩，爸爸和金伯伯聊天，我就发现屋角放着一个蓝色的帆布大行李袋，和我家的那个一模一样，我觉得很奇怪，我们家的东西怎么会到他家里了？金伯伯对我很好，他送给了我一个砚台和毛笔，他写的毛笔字非常好，可惜我辜负了金伯伯的期望。金伯伯的小儿子那时候已经上初中了，他很聪明也很会玩，记得金大哥给我看他的宝贝，记忆深刻的是那些子弹头和子弹壳，从手枪到机关枪样样都有，太神奇了，那年我五岁。
一九六零年父母亲调到新乡参加一三四厂的建设，奶婶也跟着我们家来到了新乡。刚到新乡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开始，我那时候还小，许多事情记得并不太清楚。只记得那年的夏天，雨下的很大，我每天都在楼梯的半圆形玻璃窗前，坐在小椅子上看外面下雨。我们的楼前就是王村农民的土坯茅草房子，雨下的太久了，泡在积水里的房子眼看着就一座接着一座倒塌了。灾民们都涌进了我们的楼房里，楼梯和走廊里都是人。
那个叫做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大家都在饿肚子，一个个都是面黄肌瘦的，爸爸妈妈在工厂里吃大食堂，人都得了浮肿病。妈妈曾经说过，一次下班回家，看到我高兴得在叫妈妈吃好东西，结果一看只是一碗有几片白菜的汤，妈妈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幸运的是新乡的自由市场开放的比较早，尽管东西很贵，但是已经可以买到一些能吃的东西，爸爸说;奶婶只要看到能吃的东西，不管贵贱掏钱就买，红萝卜一买就是一口袋，一次奶婶几乎用了爸爸半个多月的工资买了一条大鱼。奶婶还对爸爸说：“大弟弟，钞票没有人重要。” 爸爸妈妈的工资在当时都是120元，属于比较高的，若论家庭收入，全厂几千人里也没有人会比我们家更多了，可是奶婶持家月月都不够用。
爸爸说：奶婶为家里吃饭买东西花钱从不手软，可是在家不肯多吃一点东西，经常饿的头昏眼花的。实在饿得受不了了，也是用自己的钱到街上买一块柿饼充饥。那时候邻居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孩子都是到外面捡菜叶子挖野菜找东西吃，我也五岁了，可奶婶看得我很紧，不让我出去乱跑。
不知道为什么，我来到新乡以后就开始生黄水疮，奇痒无比，一抓就破，结了痂一挠又揭掉了，奶婶不让我挠可也管不住，就只能每天给我身上涂紫药水，就这样破了长，长了破，满身都是紫药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才好了，直到现在我的胳膊和大腿上还有若隐若现的疤痕。
妈妈的肝炎越来越重，小妹妹出生下来就瘦弱，现在就更瘦了，也没有办法。后来妈妈带着弟弟和妹妹回上海看病，就把弟弟留在了上海大舅舅家里，上海的生活还是比新乡好得多。奶婶就让妈妈把小妹妹也送到浦东她乡下的家里养一段，妈妈说几个月下来妹妹竟也养的白白胖胖的。
有一天，奶婶早晨起来做饭，就晕倒在了厨房里，我的记忆里还有那天混乱的场面，不知道奶婶生了什么病，我猜可能是营养不良低血糖之类的毛病吧。再后来，奶婶说她要走了，她的女儿红莲大学毕业到四川工作，结婚成家生孩子需要她去照顾。记得奶婶走的那天，坐在三轮车上搂着我，我拿着奶婶给我的一个梨抽抽嗒嗒的在哭，那时我还没有上学，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奶婶。
住在这一栋楼里的孩子很多，我们家对门是冬玲家，冬玲的爸爸也姓徐，是个七级工，在那时候也算是高薪阶层，冬玲的爸爸还会用火枪打兔子，所以她家总有兔子肉吃。我们家隔壁是黑蛋家，他还有个妹妹叫小丑，弟弟叫胜利，黑蛋家姓孟，他爸爸只是一个三级工，妈妈还不上班，所以家里的生活就很紧张。可是我父亲说，别看黑蛋家挣钱少，日子过得也不差，黑蛋妈会过日子，家里总是收拾的干干净净，吃穿并不显得比别人差，每过一段时间还能吃顿肉。
一楼的贾东全和陈建军是我在一一六厂子弟小学的同班同学，虽然二年级的时候我转学了，可是到了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又成了平原中学的同学。三楼有一家姓李的，家里有兄弟俩，记得李家的弟弟大拇手指甲盖中间有条缝是两半的，他家里有许多的小人书很吸引我，他们还带着我爬上楼顶上玩。我们住的是坡顶的楼房，楼顶上是一道道的三角形房梁，里面黑咕隆咚的，还有许多蝙蝠，我们扰动了它们，只记得蝙蝠飞起来翅膀忽闪起的尘土好呛人。
我上的幼儿园也是一一六厂的，对那里我没有什么记忆，唯一的印象就是吃饭时喝的一种黑乎乎的汤。妈妈对我们的学前教育还是挺重视的，家里有很多的书和识字课本，上学前妈妈就教我写字认字。记得我总是坐在家里的方凳子前写字，那种纸质很粗糙颜色黑灰的方格写字本，我写了好几本，后来我去报名上学时，妈妈还带着我的作业本给老师看。
七岁那年妈妈带我去学校报名上学，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记忆里，面试的老师不要我，好像是他认为我的智力有问题。我要上的学校是一一六厂的子弟学校，于是妈妈就带我去找校长，还带上了我在家里练习写字的作业本。其实在我记忆中，我的智力一直是不错的，还在幼儿园的时候，我就学会了下象棋，有时候爸爸和人下棋的时候也会让我下一盘试试。最后学校收下了我，事实证明我一直都是班里的好学生。
1962年我到了一一六厂职工子弟小学读书，我和楼下的贾东全，陈建军成了一个班的同学。在这个校园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唱歌老师，唱歌课老师姓李，是我同学的爸爸，记得他弹着脚踏风琴教我们唱的是第一首歌是儿童歌曲，李老师低哑的嗓音，那歌词和旋律直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 我和唱歌老师的儿子李万祥成了好朋友，一放学我就到他家里一起做作业。他家住的是平房，我们在院子里写作业，同学有个姐姐叫小梅，我觉得她长得可好看了，写作业的时候老想偷偷的看她。
杨老师是我一年级的班主任，她个子不高很和蔼。那时候的孩子们可要比现在的小孩顽皮，以现在的眼光看，那可是一群野孩子。过去的冬天比现在冷多了，早晨教室里取暖的煤炉灭掉了，小孩子们自己找劈材生火，那些调皮的孩子，用木材点着火之后嫌不够旺，就找来建房用的沥青块投入炉子，然后插上铁皮烟囱拔火，一会儿火焰就冲出烟囱向着木头的房顶舔去，铁皮烟囱被烧得通红，火被烟囱越拔越旺，眼看着木头的房顶就要被点着了。孩子们都被这情景吓傻了，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场火灾就要发生了。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把脖子里的围巾扯下来，包住通红的烟囱，硬把烟囱从炉口拔了出来，火势立即落了下来，危险过去了，那惊心动魄的场景现在想起来好像还历历在目。班主任杨老师来了，看着我问我怎么样？我手捧着烧焦的围巾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围巾是妈妈刚买的一条羊毛围巾，白绿相间的横条纹非常好看，此时已经烧出几个大洞，我哭是怕妈妈吵我。后来，杨老师陪我回家向妈妈说了情况，妈妈把这条烧坏的围巾改成了几个围脖，仍然很好看。
1963年上二年级的时候，妈妈给我转学到了工人街小学，这个学校离一一六厂小学并不远，从家里到学校的距离都差不多，只不过这是一所正规的老学校，教学质量更好一些，那年大妹妹也到工人街小学上学了。
1963年的初秋，我忘记了是几月了，那天我从工人街小学放学回家，却发现家里大门敞开，屋子里空荡荡的一片狼藉，我一下子就傻了眼，还是楼下的贾东全告诉我家里搬家了，他还带着我到我们的新家，一三四厂家属院三号楼三单元八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