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零年我的父親和母親調到了新鄉市工作，這裏新建設了一個生產飛機座艙環境控制部件的航空工廠，也是屬於蘇聯援建的156個項目之一。
當時新鄉工廠的廠長向部裏堅持要求把我父親調過來，而一一二廠堅決不同意放人，並將父親車間的技術副主任調到新鄉，誰知這個廠長不要給退了回去，最後父親就到了新鄉。誰知父親來到了新鄉才知道，適逢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這個工廠暫緩建設了，堅持要調我父親來的那個廠長也已經調到蘭州去工作了。
已經調到新鄉的大批工人技術人員和幹部只好暫時都安排到了一一六廠工作，那也是一個生產燃滑油零部件的航空企業。父母親原來在調令裏給與的職務都不算數了，父親被分配到一個很小的車間當主任，那個車間只有八十個人，和父親在沈飛領導的那個有一千多員工車間相比就太小了，我們家就住到了一一六廠家屬院的八號樓。
八號樓位置在新鄉市的勝利路上，由工人文化宮向北約三百餘米的路西，這是一座仿蘇式建築灰色的三層居民樓，有三個單元，我家在二單元二層，走進單元門樓梯兩側各有一個門洞，一邊住三家，公用廚房和廁所。樓房坐東向西，我家在北邊的門東里，兩間房子窗戶向東，窗外有一條大馬路就是勝利路，和我們家做鄰居的是兩位工人徐師傅和孟師傅。樓門前隔着路是王村的農舍，那是一個挺大的村莊。我們家住在一套兩居室房子裏，是一個裏外套間，在那裏我們住了三年。
我隨着父親來到新鄉後，認識的第一個大人就是父親的朋友金伯伯，他是兩航起義歸來的技術專家，那時候他家住在馬路對面的4號樓，爸爸帶着我去他家玩，爸爸和金伯伯聊天，我就發現屋角放着一個藍色的帆布大行李袋，和我家的那個一模一樣，我覺得很奇怪，我們家的東西怎麼會到他家裏了？金伯伯對我很好，他送給了我一個硯臺和毛筆，他寫的毛筆字非常好，可惜我辜負了金伯伯的期望。金伯伯的小兒子那時候已經上初中了，他很聰明也很會玩，記得金大哥給我看他的寶貝，記憶深刻的是那些子彈頭和子彈殼，從手槍到機關槍樣樣都有，太神奇了，那年我五歲。
一九六零年父母親調到新鄉參加一三四廠的建設，奶嬸也跟着我們家來到了新鄉。剛到新鄉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開始，我那時候還小，許多事情記得並不太清楚。只記得那年的夏天，雨下的很大，我每天都在樓梯的半圓形玻璃窗前，坐在小椅子上看外面下雨。我們的樓前就是王村農民的土坯茅草房子，雨下的太久了，泡在積水裏的房子眼看着就一座接着一座倒塌了。災民們都湧進了我們的樓房裏，樓梯和走廊裏都是人。
那個叫做三年自然災害的年代大家都在餓肚子，一個個都是面黃肌瘦的，爸爸媽媽在工廠裏喫大食堂，人都得了浮腫病。媽媽曾經說過，一次下班回家，看到我高興得在叫媽媽喫好東西，結果一看只是一碗有幾片白菜的湯，媽媽難過得流下了眼淚。
幸運的是新鄉的自由市場開放的比較早，儘管東西很貴，但是已經可以買到一些能喫的東西，爸爸說;奶嬸只要看到能喫的東西，不管貴賤掏錢就買，紅蘿蔔一買就是一口袋，一次奶嬸幾乎用了爸爸半個多月的工資買了一條大魚。奶嬸還對爸爸說：“大弟弟，鈔票沒有人重要。” 爸爸媽媽的工資在當時都是120元，屬於比較高的，若論家庭收入，全廠幾千人裏也沒有人會比我們家更多了，可是奶嬸持家月月都不夠用。
爸爸說：奶嬸爲家裏喫飯買東西花錢從不手軟，可是在家不肯多喫一點東西，經常餓的頭昏眼花的。實在餓得受不了了，也是用自己的錢到街上買一塊柿餅充飢。那時候鄰居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孩子都是到外面撿菜葉子挖野菜找東西喫，我也五歲了，可奶嬸看得我很緊，不讓我出去亂跑。
不知道爲什麼，我來到新鄉以後就開始生黃水瘡，奇癢無比，一抓就破，結了痂一撓又揭掉了，奶嬸不讓我撓可也管不住，就只能每天給我身上塗紫藥水，就這樣破了長，長了破，滿身都是紫藥水，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纔好了，直到現在我的胳膊和大腿上還有若隱若現的疤痕。
媽媽的肝炎越來越重，小妹妹出生下來就瘦弱，現在就更瘦了，也沒有辦法。後來媽媽帶着弟弟和妹妹回上海看病，就把弟弟留在了上海大舅舅家裏，上海的生活還是比新鄉好得多。奶嬸就讓媽媽把小妹妹也送到浦東她鄉下的家裏養一段，媽媽說幾個月下來妹妹竟也養的白白胖胖的。
有一天，奶嬸早晨起來做飯，就暈倒在了廚房裏，我的記憶裏還有那天混亂的場面，不知道奶嬸生了什麼病，我猜可能是營養不良低血糖之類的毛病吧。再後來，奶嬸說她要走了，她的女兒紅蓮大學畢業到四川工作，結婚成家生孩子需要她去照顧。記得奶嬸走的那天，坐在三輪車上摟着我，我拿着奶嬸給我的一個梨抽抽嗒嗒的在哭，那時我還沒有上學，自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見過奶嬸。
住在這一棟樓裏的孩子很多，我們家對門是冬玲家，冬玲的爸爸也姓徐，是個七級工，在那時候也算是高薪階層，冬玲的爸爸還會用火槍打兔子，所以她家總有兔子肉喫。我們家隔壁是黑蛋家，他還有個妹妹叫小丑，弟弟叫勝利，黑蛋家姓孟，他爸爸只是一個三級工，媽媽還不上班，所以家裏的生活就很緊張。可是我父親說，別看黑蛋家掙錢少，日子過得也不差，黑蛋媽會過日子，家裏總是收拾的乾乾淨淨，喫穿並不顯得比別人差，每過一段時間還能喫頓肉。
一樓的賈東全和陳建軍是我在一一六廠子弟小學的同班同學，雖然二年級的時候我轉學了，可是到了上中學的時候，我們又成了平原中學的同學。三樓有一家姓李的，家裏有兄弟倆，記得李家的弟弟大拇手指甲蓋中間有條縫是兩半的，他家裏有許多的小人書很吸引我，他們還帶着我爬上樓頂上玩。我們住的是坡頂的樓房，樓頂上是一道道的三角形房梁，裏面黑咕隆咚的，還有許多蝙蝠，我們擾動了它們，只記得蝙蝠飛起來翅膀忽閃起的塵土好嗆人。
我上的幼兒園也是一一六廠的，對那裏我沒有什麼記憶，唯一的印象就是喫飯時喝的一種黑乎乎的湯。媽媽對我們的學前教育還是挺重視的，家裏有很多的書和識字課本，上學前媽媽就教我寫字認字。記得我總是坐在家裏的方凳子前寫字，那種紙質很粗糙顏色黑灰的方格寫字本，我寫了好幾本，後來我去報名上學時，媽媽還帶着我的作業本給老師看。
七歲那年媽媽帶我去學校報名上學，不知道爲什麼，在我的記憶裏，面試的老師不要我，好像是他認爲我的智力有問題。我要上的學校是一一六廠的子弟學校，於是媽媽就帶我去找校長，還帶上了我在家裏練習寫字的作業本。其實在我記憶中，我的智力一直是不錯的，還在幼兒園的時候，我就學會了下象棋，有時候爸爸和人下棋的時候也會讓我下一盤試試。最後學校收下了我，事實證明我一直都是班裏的好學生。
1962年我到了一一六廠職工子弟小學讀書，我和樓下的賈東全，陳建軍成了一個班的同學。在這個校園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唱歌老師，唱歌課老師姓李，是我同學的爸爸，記得他彈着腳踏風琴教我們唱的是第一首歌是兒童歌曲，李老師低啞的嗓音，那歌詞和旋律直到今天我還記憶猶新，“戴花要戴大紅花，騎馬要騎千里馬，唱歌要唱躍進歌，聽話要聽黨的話。” 我和唱歌老師的兒子李萬祥成了好朋友，一放學我就到他家裏一起做作業。他家住的是平房，我們在院子裏寫作業，同學有個姐姐叫小梅，我覺得她長得可好看了，寫作業的時候老想偷偷的看她。
楊老師是我一年級的班主任，她個子不高很和藹。那時候的孩子們可要比現在的小孩頑皮，以現在的眼光看，那可是一羣野孩子。過去的冬天比現在冷多了，早晨教室裏取暖的煤爐滅掉了，小孩子們自己找劈材生火，那些調皮的孩子，用木材點着火之後嫌不夠旺，就找來建房用的瀝青塊投入爐子，然後插上鐵皮煙囪拔火，一會兒火焰就衝出煙囪向着木頭的房頂舔去，鐵皮煙囪被燒得通紅，火被煙囪越拔越旺，眼看着木頭的房頂就要被點着了。孩子們都被這情景嚇傻了，誰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一場火災就要發生了。當時我也不知道哪來的勇氣，把脖子裏的圍巾扯下來，包住通紅的煙囪，硬把煙囪從爐口拔了出來，火勢立即落了下來，危險過去了，那驚心動魄的場景現在想起來好像還歷歷在目。班主任楊老師來了，看着我問我怎麼樣？我手捧着燒焦的圍巾哇的一聲哭了起來，圍巾是媽媽剛買的一條羊毛圍巾，白綠相間的橫條紋非常好看，此時已經燒出幾個大洞，我哭是怕媽媽吵我。後來，楊老師陪我回家向媽媽說了情況，媽媽把這條燒壞的圍巾改成了幾個圍脖，仍然很好看。
1963年上二年級的時候，媽媽給我轉學到了工人街小學，這個學校離一一六廠小學並不遠，從家裏到學校的距離都差不多，只不過這是一所正規的老學校，教學質量更好一些，那年大妹妹也到工人街小學上學了。
1963年的初秋，我忘記了是幾月了，那天我從工人街小學放學回家，卻發現家裏大門敞開，屋子裏空蕩蕩的一片狼藉，我一下子就傻了眼，還是樓下的賈東全告訴我家裏搬家了，他還帶着我到我們的新家，一三四廠家屬院三號樓三單元八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