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周黃列傳（七）

黃瓊的孫子叫做黃琬（141年～192年），字子琰。他在年少時父親去世，早年聰慧，能言善辯。他祖父黃瓊開始時擔任魏郡太守，在147年正月發生日食，京師洛陽都看不到太陽，黃瓊向朝廷奏報異象。太后詔問太陽被喫掉了多少，黃瓊正考慮應該如何回答。黃琬這年才七歲，他在祖父身邊，就提醒說：“爲什麼不回答說日食剩下的部分，很像月牙呢？”黃瓊聽到後大驚，立即用這個話來回答太后詢問，心中對黃琬驚奇，更加喜愛這個孫子。

後來黃瓊擔任司徒，黃琬以公卿子孫的身份被封爲童子郎，他推辭有病拒絕上任，因而聞名於京師。這時司空盛允患病，黃瓊派黃琬前去探望。正好江夏郡呈報來有關蠻夷賊寇的副本，送到司空府，盛允打開副本看完，知道黃琬是江夏人，就對黃琬開玩笑說：“江夏郡是一個大邦，可惜蠻夷太多，士人太少。”黃琬拱手回答說：“蠻夷危害華夏，其責任全在司空。”說完後拂袖起身辭別，盛允對黃琬的敏捷回答十分驚訝。

黃琬慢慢升任爲五官中郎將。這時，陳蕃擔任光祿勳，對黃琬非常敬重，多次和他商議朝政。舊的制度，光祿大夫負責舉薦三署中的郎官，把功高、任職時間長久、有才德和特別優秀的作爲秀才四科。這時，權貴富裕人家的子弟大多因爲有錢受到舉薦，那些貧窮儉約守志的因爲無錢遭到埋沒，所以京師洛陽中有歌謠唱道：“欲得不能，光祿秀才。”

黃琬和陳蕃同心協力，致力於選拔有志之士，平原人劉醇、河東人朱山、蜀郡人殷參等都因爲有才德受到舉薦。陳蕃和黃琬因此受到權貴富裕郎官進讒言中傷，事情交給御史中丞王暢和侍御史刁韙審理。王暢和刁韙平時一向看重陳蕃和黃琬，沒有處理他們。漢桓帝的身邊左右又誣陷王暢和刁韙袒護朋黨，王暢受牽連被貶職爲議郎，陳蕃被免掉官吏，黃琬和刁韙則全都遭受禁錮。

刁韙字子榮，彭城郡人，後來陳蕃被徵召，很多說事的都替刁韙申訴，他又被封爲議郎，後升任尚書。刁韙在朝中堅持耿直敢言的節操，出京擔任魯國和東海兩郡的國相。刁韙性情剛烈有膽識，被稱讚爲“神人”。刁韙用法律端正自身，家裏人從未見過刁韙任何怠惰。

黃琬被禁錮廢棄了近二十年。到了光和末年，大尉楊賜上書舉薦黃琬有撥亂反正的才幹，於是朝廷徵召他封爲議郎，後提拔爲青州刺史，升任侍中。中平初年，黃琬出京擔任右扶風，徵召封爲將作大芹、少府、太僕，又出京擔任豫州牧。這時賊寇肆虐豫州，整個州郡境中殘破不堪，黃琬率軍征討平定，威名大震。他因政績優異，被封爲關內侯。

在董卓秉持朝政後，因爲黃琬是當世名臣，徵召他封爲司徒，轉任太僕，改封爲陽泉鄉侯。董卓提議遷都長安，黃琬和司徒楊彪勸諫，董卓不聽。

黃琬退朝後駁斥說：“當年周公營建洛邑以安定姬氏，光武皇帝占卜定都洛陽從而興盛漢朝，這是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然安定，怎麼能隨意遷都，讓天下人驚慌不定呢？”

這時的人們都擔心惹怒董卓，那樣黃琬肯定會被害，就勸阻他不要再講。黃琬回答說：“當年白公在楚國作亂，屈廬冒着白刃向前；崔杼在齊國弒君，晏嬰並不畏懼死亡。我雖然行事不德，卻也仰慕古人的志節。”黃琬因爲反對遷都被免職。

董卓還是敬重黃琬的名聲，另外他還是名門大族，最後也沒有敢加害他。黃琬後來和楊彪同時封爲光祿大夫，在遷都長安後，黃琬被改封爲司隸校尉，和司徒王允一起謀劃誅殺掉董卓。董卓的部將李傕、郭汜攻陷長安後，逮捕黃琬關入監獄中處死，享年五十二歲。

論曰：古代各諸侯每年要向天子進獻士人，如果進獻的是賢士會受到獎賞，如果進獻的不是賢士會被貶黜。進獻的士人先集中在司馬府，通過答辯考察其才能，量才錄用，有了官職就可以享受俸祿。因此，帝王事業是否興旺在於得人。官員在任上恪盡職守，輔佐帝王治國理政，這種選用官員的方法由來已久。漢朝在建國初年，高祖皇帝下詔書，要求地方上舉薦賢良、方正之人，州郡舉薦孝廉、秀才，這是向朝廷進獻士人的主要途徑。光武中興以後，又增加了敦樸、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等方面的士人。選拔士人的途徑更加廣泛，各種人才就難以判定了，有些人盜世欺名，參加舉薦選拔，權貴外戚請託之風盛行。從左雄任職以來，朝廷選拔官員提出年齡限制，還要經過考試，雖然有不完善的地方，卻能夠因時制宜。黃瓊、胡廣、張衡、崔瑗等人，都拘泥於左雄的選官辦法，彼此之間相互駁議，莫衷一是，循名者強調長處，求實者譏諷才華。在左雄擔任尚書時，天下州郡不敢隨意舉薦官員，十多年時間，朝廷獲得了一大批人才，這不正是實事求是選拔人才的結果嗎？漢順帝幼年繼位，繼承大統，號令天下，政由己出，懂得知人善任，官員在此期間充分發揮才能，天下士人無不仰望。當時，朝廷準備玄纁玉帛，以禮聘請南陽郡人樊英，漢順帝走下寢殿，設置專席，尚書引領樊英來到玉寢殿，漢順帝向他虛心詢問朝政得失，以進用賢士爲要務，以虛心降己爲尊賢，於是鄉間隱士、荒村儒生忘記拘謹之禮，摘下拂巾，脫去粗布衣服，摩拳擦掌，等待朝廷徵召，英才成風，俊傑任事。像是李固、周舉等人學問淵博，深謀遠慮，左雄、黃瓊等人堅持原則，堅守正義，桓焉、楊厚等人憑藉儒學進身，受到重用，崔瑗、馬融等人通過文章顯示才能，吳佑、蘇章、種暠、欒巴等人成爲治政的良吏，龐參、虞詡等人是將帥之才，王龔、張皓虛心納諫，推舉賢士，張綱、杜喬堅持大義，糾察不法之徒，郎縯用陰陽術謀劃周到，張衡用機械術巧奪天工。洛陽的士人在當時達到極盛。如果朝廷能夠始終如一採納這些賢士的良言嘉謀，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幹，帷幄之中包容他們的直言進諫，按照他們的建議行事決策，那麼光武和孝宣皇帝時期的興旺景象，難道不是又可以重現了嗎？《詩經》中說：“做人做事做官沒有人不肯善始，但很少有人善終。”確實令人可惜！到了漢桓帝繼位後，具備大德的有識之士仍然後繼有人，像陳蕃、楊秉在朝中可以稱得上是賢能宰相，皇甫規、張奐、段熲（音jiǒng，迥）可以稱得上一代名將，王暢、李膺勇於彌補缺失，朱穆、劉陶敢於匡正時弊，郭有道善於品鑑人物，陳仲弓弘揚教化。其他的飽學鴻儒心胸曠達，廉潔高尚，激揚風流者，更是不可計數。但是，因爲漢室衰微，福祚難以延續，文武官員凋零，堅持大義的官員遭到誅殺，士人因言獲罪遭到禁錮。前車雖然損毀，後車依然在途。漢室傾危遲遲未傾覆，堤壩破損尚未潰決，難道不正是因爲這些仁人君子盡心竭力的結果嗎？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