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理論務虛會之後出現的種種問題和反覆，哪有此番“真理標準”討論再補課？
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經常出現“皇帝的新衣”那種故事，反覆上演“指鹿爲馬”那樣的鬧劇，那麼，這個國家、這個民族一定是生活在迷信、愚昧、思想專制 統治之中。在1978年年底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取得了重大勝利，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主題報告就生動說明了這一點。
他說：目前進行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143頁）
誰料三四個月後，社會上的輿論又出現“倒春寒”，批評、***三中全會和思想解放的聲音又再次擡頭。一些地方颳起的一股股“左”風，竟然還左右了當地的輿 論。如1979年5月16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頭條位置轉載了《遼寧日報》一篇題爲“莫把開頭當‘過頭’”的報道，支持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但當作者範 敬宜一聽該文公開發表，並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後，他竟腦袋“嗡”的一下，第一個反應就是“又闖禍了”！
時隔20年後，作者介紹了他當時的 思想狀態：1979年3、4月間，情況突然變化，社會上出現一股冷風，傳說什麼“三中全會的政策過頭了”，“現在農村中資本主義氾濫了”，“辛辛苦苦20 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把農村狀況描寫得一團漆黑。特別是4月間（注：疑爲３月間）《人民日報》在一版頭條發表一篇署名文章之後，否定三中全會路線的聲浪 更是甚囂塵上。《遼寧日報》社每天收到的來稿，大量是反映如何“反擊資本主義，堅持社會主義陣地”之類的報道。……如果三中全會的路線、政策真是“過了頭 ”，報紙今後如何繼續宣傳三中全會精神？（《新聞戰線》1999年第10期）
範敬宜同志長期在新聞領域工作，先後擔任過《經濟日報》和《人民日報》總編輯。三中全會開過之後，他本應更加意氣風發地報道我國出現的各種新生事物，卻有如此之重的思想壓力，這一事實不能不引起後人的注意和思考。
在歷史重大轉折關頭，在黨的路線方針重新定向的時期，耀邦同志的心情非常不平靜。他深感當前的任務極重，工作壓力很大。他那時已擔任中共中央祕書長和中 宣部部長，他必須綜合研究很多問題，已不能像在某一具體部門工作時那樣考慮問題了。1979年6月15日，在一次座談會上，他對當時不符合三中全會思想解 放路線的消極言論有所批評：
我們黨內有個非常壞的習慣和風氣，中央文件也不好好看，報紙更不好好看，就是颳風。今天刮這個風，明天刮那個風。最近一些地方和個人颳風相當厲害。有人傳說三中全會是“放”、“偏右”，三月份以後要“收”了，要反“右”了，形勢不好，要下馬了。
第二天，他在中央黨校一次會議上如實道出了自己內心的激烈矛盾。他說：
最 近一個時期以來，我的事情比較多，我已經向中央提出了建議，減少我一點兼職，不是說自己在偷懶，而是怕辦不好。事情辦不好，我們也是很痛苦的，辦不好我們 心裏也是感到很恥辱。我們的心思有時候不一定在講臺上講，甚至我們也不採取那麼一個辦法，告訴自己的祕書和子女。最要緊的還是抓緊自己的學習，還是抓緊自 己的工作，還是把自己的精神境界提得高一點。這是最對得起黨的，對得起家庭的，也是最對得起自己的。
耀邦同志這段表白，是敞開 胸襟無意中的自然述懷。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心境和情感呢？我認爲，隨着職務地位的變化，在他真誠執著的本性中多了一份憂患蒼勁的思考，在熱情奔放的性格中添 了一份孤獨的心緒。這種心境一直伴隨他，直到去世。這是我在1983年以後，才逐漸感受到的。很多人說他是一個熱情澎湃、易動感情的性情中人，非常對，但 他蒼勁孤獨的一面，很少有人察覺，這算是我觀察到的一點祕密吧。
廣大讀者興許要問：黨的三中全會之後，爲何會產生這種輿論上的逆轉呢？這還要從三中全會以後召開的那次理論工作務虛會談起。
理論工作務虛會
1979年初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最早是葉劍英同志在1978年9月提出的建議。這是因爲，在“真理標準”大討論中，雖然黨內正確意見已佔上風，但持反對意見的同志仍然不乏其人，有的同志還在黨內居於高位。這場爭論，一直延續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
歷史的進程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爲轉移。三中全會以後，理論工作務虛會之前，“文革”和歷次政治運動中積累如山的種種黨內問題、社會問題，集中爆發出來。 1979年元旦前後，西雙版納農場7萬知青罷工，要求返城，數千人下跪請願，羣體臥軌。邊疆出事，震驚了中南海。全國知青又何嘗不是如此？其情可哀，其怒 難平。
這年的1月，我在上海出差。一天晚上，親眼看到人民廣場上人山人海，絕大多數都是從新疆、雲南、黑龍江、江西、安徽返城的上山下鄉知識 青年。他們呼喊“回城過春節”、“回城參加四化”的口號，我呆呆站在那裏，默默在問：這如何是好，如何解決？在全國“中心的中心”天安門廣場也發生了示威 遊行。
據1979年年初的統計，中紀委成立不久便已收到羣衆來信三麻袋，中組部每月收信1萬多封，中央每月收信6萬多封，上訪常住人口4000多人……這些羣衆 上訪、來信，如同大江大河剛剛形成的洪峯，水位只漲不退，有的地方還發生了衝擊黨政機關，影響社會治安秩序等問題。當然，極個別違反法律的事件也時有發 生。
對黨中央來說，處理這些問題確實是個新的重大考驗。誰也不希望發生這種事情，但這種事情絕大多數確實又是多年來極“左”路線造成的，黨和 政府能不管嗎？能不糾正自己錯誤路線造成的影響嗎？如果不問不管，麻木不仁，還叫實事求是、對人民負責嗎？1956年和第二年上半年，我國很多地方發生過 工人、農民、學生等羣衆“鬧事”的問題。毛主席曾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對此進行分析。但在他有生之年，一直沒有真正處理 好帶有普遍性質的這類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包括如何對待所謂羣衆“鬧事”的問題，反而發起大規模的“反右”鬥爭。“文革”則是反其道而行之，其指導思想是發 動羣衆通過造反、鬧事、以“大民主”的方式解決黨內存在的官僚主義等問題和所引發的社會問題。
這些現象只能說明一個問題的緊迫性，即共產黨成 爲執政黨後，黨的領導責任和服務宗旨如何統一？如何“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與革命時期相比，一個根本的變化，就是共產黨成爲執政黨以後，必須儘快學會治 國平天下的本領，學會如何利用政權爲人民的利益服務，如何推動上層建築爲經濟基礎服務，如何用民主法治的辦法讓人們互相服務，全面提高執政能力和水平。共 產黨的領導權當然不能放棄，但在相當程度上來說，領導就是服務，不爲人民服務就沒有領導權，服務也是領導。
如何看待三中全會之後突然爆發的這 些社會問題，黨內個別同志相當敏感，反應相當激烈，有人認爲：三中全會不可避免地要發生，或引起一種趨勢，就是對毛主席全盤否定的傾向，或否定的情緒，這 種傾向、情緒、趨勢遠遠超過了分析毛主席一生的錯誤和缺點……現在的情況很多和1957年初相似。那時毛主席嚴厲批評了教條主義，結果出現了另一種傾向。 對於另一種傾向，我們要考慮到。現在的形勢比1957年初複雜得多。
在1979年1月3日召開的中宣部例會上，耀邦同志針對這種認識，即刻明確指出：
現在形勢很好，不要對某些地方、環節發生誤解、錯覺、偏差。
他接着傳達了華國鋒同志的意見：“無論如何不要反右派”，要“避免出現1957年那種反覆，千萬防止‘翻燒餅’。”
1月11日，在一次宣傳工作會議上，耀邦同志對這種社會現象又作了進一步分析：
這是一個歷史時期的特有現象，爲建國幾十年來所未有。此外，還有我們主觀上、工作上的問題。幹部、黨員、工人、農民的合理要求，如冤、錯案的平反昭雪沒有得到解決。中央規定的政策還沒有在他們身上落實。這些人的正當要求，長期以來沒有得到合理解決，必須看到這兩個方面。
理論工作務虛會的當天，我記錄了我與父親的一次談話：
乘 14次列車回到家中，父親午睡已醒，還未下牀時，我即找他談了上海頂替之事，滕谷生之事，溫州市面問題。父親談了他最近幾次講話的一個內容，就是現在社會 上，尤其是年輕人似乎有民主個人主義者的發展趨向，表現爲離開憲法要求自由、民主；離開發展生產要求提高生活；離開整體利益要求個人利益；離開馬列主義要 求解放思想。他說他只要求把問題講清楚，根本不要再爲此抓人，點名批判。
——1979年1月18日筆者《日記》
改 革開放以來，父親願意向子女們詢問一些社會上的情況，也願意和子女們討論一些政治觀點和社會問題。但有關他的具體工作、“黨內消息”則不會告訴子女，我們 也從不多問。他之所以給我講這些話，我之所以記錄得還算認真，是因爲我體會了他的用意：既怕子女們不謹慎、捅亂子，又想表明他的一種思想態度吧。
理論務虛會在這種情況下要想開得完全成功，使人人滿意，殊非易事。
但是，在這次會議上，理論界的同志們還是在解放思想、“真理標準”的旗幟下進行了深入有益的探索，例如，如何評價“以階級鬥爭爲綱”、“文化大革命”、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領導幹部終身制、國際共運的“反修大論戰”等問題。敬畏毛澤東同志爲神的種種禁區、禁令開始被打破，更有意義的是，這次會議 反映了我黨、我國人民重新思考我們祖國過去走過道路的經驗及教訓是什麼、今後應該怎樣走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道路。會議力圖爲因“真理標準”大討論引發 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新時期的改革開放，探討和提供一個新的理論基礎。會議提出很多問題、觀點和建議.近30年的實踐已經證明了解決這些問題是歷史發展的必 然，是時代的要求，意義重大。
這裏不能不提到蘇紹智和馮蘭瑞在1979年2月6日的聯合發言——《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階段問題》。發言者 開門見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階段問題，是一個還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過去也是一個禁區。發言者指出，自上世紀60年代初期開始，我黨在意識形態中 就強調在整個社會主義社會，直至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之前始終存在着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都有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因此階級、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 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發言者認爲，這一論斷缺乏依據並提出自己的觀點：實踐向我們提出劃分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階段問題。如何劃分呢？發言者提到：Ⅰ、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1）“過渡時期”。（2）不發達的社會主義。Ⅱ、發達的社會主義。Ⅲ、共產主義。……
發言者認爲，我們的社會就是這樣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發言最後嚴肅指出：把發達社會主義才應該做的事，拿到不發達社會主義階段來做，就會發生過早地消滅個體經濟、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業。想要取消按勞分配、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甚至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
兩位與會者的發言，結合實踐從理論上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以現在眼光看，只有說得不夠之處，哪有過分之嫌？但一直被人扣上“不願意承認我們的社會 是社會主義”的帽子。然而，實踐的發展最終還是將這一觀點的深入研究不斷推進下去，直至成爲黨的十三大報告的主題內容。他們的思考究竟是功是過，結論一目 瞭然。
務虛會的最後，是鄧小平同志作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報告。這次報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報告的基本精神已成爲新時期我黨基本路線的一個重要 組成部分。今天，如何全面掌握、運用黨的基本路線，用“真理標準”回顧總結改革開放的歷史，使“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關係更加緊密和諧，使基本路線和 科學發展觀更好結合起來，已成爲全黨全國人民頗爲關注的重大課題，事關今後全黨、全國的前進方向。
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經常出現“皇帝的新衣”那種故事，反覆上演“指鹿爲馬”那樣的鬧劇，那麼，這個國家、這個民族一定是生活在迷信、愚昧、思想專制 統治之中。在1978年年底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取得了重大勝利，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主題報告就生動說明了這一點。
他說：目前進行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143頁）
誰料三四個月後，社會上的輿論又出現“倒春寒”，批評、***三中全會和思想解放的聲音又再次擡頭。一些地方颳起的一股股“左”風，竟然還左右了當地的輿 論。如1979年5月16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頭條位置轉載了《遼寧日報》一篇題爲“莫把開頭當‘過頭’”的報道，支持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但當作者範 敬宜一聽該文公開發表，並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後，他竟腦袋“嗡”的一下，第一個反應就是“又闖禍了”！
時隔20年後，作者介紹了他當時的 思想狀態：1979年3、4月間，情況突然變化，社會上出現一股冷風，傳說什麼“三中全會的政策過頭了”，“現在農村中資本主義氾濫了”，“辛辛苦苦20 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把農村狀況描寫得一團漆黑。特別是4月間（注：疑爲３月間）《人民日報》在一版頭條發表一篇署名文章之後，否定三中全會路線的聲浪 更是甚囂塵上。《遼寧日報》社每天收到的來稿，大量是反映如何“反擊資本主義，堅持社會主義陣地”之類的報道。……如果三中全會的路線、政策真是“過了頭 ”，報紙今後如何繼續宣傳三中全會精神？（《新聞戰線》1999年第10期）
範敬宜同志長期在新聞領域工作，先後擔任過《經濟日報》和《人民日報》總編輯。三中全會開過之後，他本應更加意氣風發地報道我國出現的各種新生事物，卻有如此之重的思想壓力，這一事實不能不引起後人的注意和思考。
在歷史重大轉折關頭，在黨的路線方針重新定向的時期，耀邦同志的心情非常不平靜。他深感當前的任務極重，工作壓力很大。他那時已擔任中共中央祕書長和中 宣部部長，他必須綜合研究很多問題，已不能像在某一具體部門工作時那樣考慮問題了。1979年6月15日，在一次座談會上，他對當時不符合三中全會思想解 放路線的消極言論有所批評：
我們黨內有個非常壞的習慣和風氣，中央文件也不好好看，報紙更不好好看，就是颳風。今天刮這個風，明天刮那個風。最近一些地方和個人颳風相當厲害。有人傳說三中全會是“放”、“偏右”，三月份以後要“收”了，要反“右”了，形勢不好，要下馬了。
第二天，他在中央黨校一次會議上如實道出了自己內心的激烈矛盾。他說：
最 近一個時期以來，我的事情比較多，我已經向中央提出了建議，減少我一點兼職，不是說自己在偷懶，而是怕辦不好。事情辦不好，我們也是很痛苦的，辦不好我們 心裏也是感到很恥辱。我們的心思有時候不一定在講臺上講，甚至我們也不採取那麼一個辦法，告訴自己的祕書和子女。最要緊的還是抓緊自己的學習，還是抓緊自 己的工作，還是把自己的精神境界提得高一點。這是最對得起黨的，對得起家庭的，也是最對得起自己的。
耀邦同志這段表白，是敞開 胸襟無意中的自然述懷。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心境和情感呢？我認爲，隨着職務地位的變化，在他真誠執著的本性中多了一份憂患蒼勁的思考，在熱情奔放的性格中添 了一份孤獨的心緒。這種心境一直伴隨他，直到去世。這是我在1983年以後，才逐漸感受到的。很多人說他是一個熱情澎湃、易動感情的性情中人，非常對，但 他蒼勁孤獨的一面，很少有人察覺，這算是我觀察到的一點祕密吧。
廣大讀者興許要問：黨的三中全會之後，爲何會產生這種輿論上的逆轉呢？這還要從三中全會以後召開的那次理論工作務虛會談起。
理論工作務虛會
1979年初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最早是葉劍英同志在1978年9月提出的建議。這是因爲，在“真理標準”大討論中，雖然黨內正確意見已佔上風，但持反對意見的同志仍然不乏其人，有的同志還在黨內居於高位。這場爭論，一直延續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
歷史的進程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爲轉移。三中全會以後，理論工作務虛會之前，“文革”和歷次政治運動中積累如山的種種黨內問題、社會問題，集中爆發出來。 1979年元旦前後，西雙版納農場7萬知青罷工，要求返城，數千人下跪請願，羣體臥軌。邊疆出事，震驚了中南海。全國知青又何嘗不是如此？其情可哀，其怒 難平。
這年的1月，我在上海出差。一天晚上，親眼看到人民廣場上人山人海，絕大多數都是從新疆、雲南、黑龍江、江西、安徽返城的上山下鄉知識 青年。他們呼喊“回城過春節”、“回城參加四化”的口號，我呆呆站在那裏，默默在問：這如何是好，如何解決？在全國“中心的中心”天安門廣場也發生了示威 遊行。
據1979年年初的統計，中紀委成立不久便已收到羣衆來信三麻袋，中組部每月收信1萬多封，中央每月收信6萬多封，上訪常住人口4000多人……這些羣衆 上訪、來信，如同大江大河剛剛形成的洪峯，水位只漲不退，有的地方還發生了衝擊黨政機關，影響社會治安秩序等問題。當然，極個別違反法律的事件也時有發 生。
對黨中央來說，處理這些問題確實是個新的重大考驗。誰也不希望發生這種事情，但這種事情絕大多數確實又是多年來極“左”路線造成的，黨和 政府能不管嗎？能不糾正自己錯誤路線造成的影響嗎？如果不問不管，麻木不仁，還叫實事求是、對人民負責嗎？1956年和第二年上半年，我國很多地方發生過 工人、農民、學生等羣衆“鬧事”的問題。毛主席曾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對此進行分析。但在他有生之年，一直沒有真正處理 好帶有普遍性質的這類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包括如何對待所謂羣衆“鬧事”的問題，反而發起大規模的“反右”鬥爭。“文革”則是反其道而行之，其指導思想是發 動羣衆通過造反、鬧事、以“大民主”的方式解決黨內存在的官僚主義等問題和所引發的社會問題。
這些現象只能說明一個問題的緊迫性，即共產黨成 爲執政黨後，黨的領導責任和服務宗旨如何統一？如何“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與革命時期相比，一個根本的變化，就是共產黨成爲執政黨以後，必須儘快學會治 國平天下的本領，學會如何利用政權爲人民的利益服務，如何推動上層建築爲經濟基礎服務，如何用民主法治的辦法讓人們互相服務，全面提高執政能力和水平。共 產黨的領導權當然不能放棄，但在相當程度上來說，領導就是服務，不爲人民服務就沒有領導權，服務也是領導。
如何看待三中全會之後突然爆發的這 些社會問題，黨內個別同志相當敏感，反應相當激烈，有人認爲：三中全會不可避免地要發生，或引起一種趨勢，就是對毛主席全盤否定的傾向，或否定的情緒，這 種傾向、情緒、趨勢遠遠超過了分析毛主席一生的錯誤和缺點……現在的情況很多和1957年初相似。那時毛主席嚴厲批評了教條主義，結果出現了另一種傾向。 對於另一種傾向，我們要考慮到。現在的形勢比1957年初複雜得多。
在1979年1月3日召開的中宣部例會上，耀邦同志針對這種認識，即刻明確指出：
現在形勢很好，不要對某些地方、環節發生誤解、錯覺、偏差。
他接着傳達了華國鋒同志的意見：“無論如何不要反右派”，要“避免出現1957年那種反覆，千萬防止‘翻燒餅’。”
1月11日，在一次宣傳工作會議上，耀邦同志對這種社會現象又作了進一步分析：
這是一個歷史時期的特有現象，爲建國幾十年來所未有。此外，還有我們主觀上、工作上的問題。幹部、黨員、工人、農民的合理要求，如冤、錯案的平反昭雪沒有得到解決。中央規定的政策還沒有在他們身上落實。這些人的正當要求，長期以來沒有得到合理解決，必須看到這兩個方面。
理論工作務虛會的當天，我記錄了我與父親的一次談話：
乘 14次列車回到家中，父親午睡已醒，還未下牀時，我即找他談了上海頂替之事，滕谷生之事，溫州市面問題。父親談了他最近幾次講話的一個內容，就是現在社會 上，尤其是年輕人似乎有民主個人主義者的發展趨向，表現爲離開憲法要求自由、民主；離開發展生產要求提高生活；離開整體利益要求個人利益；離開馬列主義要 求解放思想。他說他只要求把問題講清楚，根本不要再爲此抓人，點名批判。
——1979年1月18日筆者《日記》
改 革開放以來，父親願意向子女們詢問一些社會上的情況，也願意和子女們討論一些政治觀點和社會問題。但有關他的具體工作、“黨內消息”則不會告訴子女，我們 也從不多問。他之所以給我講這些話，我之所以記錄得還算認真，是因爲我體會了他的用意：既怕子女們不謹慎、捅亂子，又想表明他的一種思想態度吧。
理論務虛會在這種情況下要想開得完全成功，使人人滿意，殊非易事。
但是，在這次會議上，理論界的同志們還是在解放思想、“真理標準”的旗幟下進行了深入有益的探索，例如，如何評價“以階級鬥爭爲綱”、“文化大革命”、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領導幹部終身制、國際共運的“反修大論戰”等問題。敬畏毛澤東同志爲神的種種禁區、禁令開始被打破，更有意義的是，這次會議 反映了我黨、我國人民重新思考我們祖國過去走過道路的經驗及教訓是什麼、今後應該怎樣走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道路。會議力圖爲因“真理標準”大討論引發 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新時期的改革開放，探討和提供一個新的理論基礎。會議提出很多問題、觀點和建議.近30年的實踐已經證明了解決這些問題是歷史發展的必 然，是時代的要求，意義重大。
這裏不能不提到蘇紹智和馮蘭瑞在1979年2月6日的聯合發言——《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階段問題》。發言者 開門見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階段問題，是一個還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過去也是一個禁區。發言者指出，自上世紀60年代初期開始，我黨在意識形態中 就強調在整個社會主義社會，直至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之前始終存在着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都有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因此階級、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 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發言者認爲，這一論斷缺乏依據並提出自己的觀點：實踐向我們提出劃分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階段問題。如何劃分呢？發言者提到：Ⅰ、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1）“過渡時期”。（2）不發達的社會主義。Ⅱ、發達的社會主義。Ⅲ、共產主義。……
發言者認爲，我們的社會就是這樣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發言最後嚴肅指出：把發達社會主義才應該做的事，拿到不發達社會主義階段來做，就會發生過早地消滅個體經濟、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業。想要取消按勞分配、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甚至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
兩位與會者的發言，結合實踐從理論上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以現在眼光看，只有說得不夠之處，哪有過分之嫌？但一直被人扣上“不願意承認我們的社會 是社會主義”的帽子。然而，實踐的發展最終還是將這一觀點的深入研究不斷推進下去，直至成爲黨的十三大報告的主題內容。他們的思考究竟是功是過，結論一目 瞭然。
務虛會的最後，是鄧小平同志作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報告。這次報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報告的基本精神已成爲新時期我黨基本路線的一個重要 組成部分。今天，如何全面掌握、運用黨的基本路線，用“真理標準”回顧總結改革開放的歷史，使“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關係更加緊密和諧，使基本路線和 科學發展觀更好結合起來，已成爲全黨全國人民頗爲關注的重大課題，事關今後全黨、全國的前進方向。
“真理標準”的再補課
鄧小平同志作關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以後，耀邦同志的反應如何呢？他在4月3日理論工作務虛會的閉幕會上有篇講話。講話時他特別聲明：開幕式的講話稿報告了華主席、鄧副主席；閉幕會的講話準備得匆忙，沒有報中央審覈，他講的是個人看法。講話的主要內容爲：
我們這個會開得怎樣？最保險的辦法還是讓歷史去檢驗。我們不是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嘛！讓廣大幹部、廣大人民來檢驗，過一段時間再回頭來看看，讓歷史來檢驗。
耀邦同志重點對鄧小平報告的第二部分——“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談了他的認識：
在我看來，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小平同志說：這四條基本原則並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也是三中全會以來堅持的。這四條基本原則也是我們全黨絕大多數黨員和幹部、全國絕大多數人民所歷來堅信、堅持的。
之所以重提這個問題，他引用鄧小平的話說：一方面，黨內有極少數同志思想仍然不夠解放，認爲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方針政策是不符合四項基本原則的；另一方 面，社會上有極少數人正在散佈懷疑、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而黨內極少數人對這種思潮的危險性重視不夠或認爲根本算不得什麼危險。耀邦同志在務虛會的引 言中，也說到這類社會現象。
怎麼解決這一問題呢？耀邦同志認爲：
不存在再搞反右 鬥爭問題，也不存在什麼“收”的問題。我重複地說一下，要把社會上四個懷疑這一股小小逆流平息下去，主要是靠思想教育工作。只有對極個別的、觸犯刑律的害 羣之馬、反革命分子才採取組織措施。……主要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力量是用在做思想教育工作，千萬不要搞冒了。
鄧小平同志對思想理論戰線和務虛會在報告中是怎樣評價的呢？耀邦同志既有心中有數的一面，也有拿不準的一面，他說：
小 平同志在報告中講了對兩年半來我們理論戰線工作的評價。三中全會到現在四個月，這一段評價得低一點。如果我們冷靜地想一想，這也是公道的。成績比起來不是 那麼大，責任首先在誰？恰恰這幾個月我作宣傳部長，這個擔子由我挑起來。……我覺得這些話，你說是批評也可以，你說是勉勵也可以，你說是高標準、嚴要求也 可以。
以上的引語，只是想說明耀邦同志在“真理標準”大討論前前後後的真實思想，認真分析他思想的是非得失也是黨的寶貴財富。
耀邦同志講話中再次提到思想的僵化和半僵化問題，他說：
有 各種各樣的思想僵化和半僵化問題。……去年我們曾歸納了幾句話，叫做“過去的一切不許動，今後的一切都照搬”。這是粉碎“四人幫”以來最大的僵化。……但 是同志們也要注意，思想僵化不僅這一種。……片面地、孤立地、靜止地看問題都可能導向思想上的僵化，歷史前進了，你還是老一套，這不叫僵化、半僵化？
如何學習鄧小平同志關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論述？要不要把這種論述和他三個多月前的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精神聯繫起 來，進行統一有機的認識？我認爲應該這樣做。對廣大幹部羣衆來說，對小平指出的問題，要重視，要看實踐效果，但不能反應過度。
今天，尤其需要格外關注、深入研究小平同志這兩次講話的有機聯繫和內在統一性。這樣的根據大量存在。
比如，小平同志對理論工作務虛會說：這次會議是根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舉行的。……在三中全會以後召開的這次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大家敞開思想，各抒 己見，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問題，總的說來開得是有成績的。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過，我們要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現 在還是要堅定不移地執行這個方針。……如果認爲中央的政策是“收”了，說發揚民主的方針改變了，這是完全錯誤的。（《鄧小平文選》第二卷158頁－159 頁）
他還進一步說道：無論如何，思想理論的研究和討論，一定要堅決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一定要堅決執行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 子的“三不主義”的方針，一定要堅決執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方針。這些都是三中全會決定了的，現在重申一遍，不允許有絲毫動搖。（《鄧 小平文選》第二卷183頁）
爲何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奉行“三不主義”呢？鄧小平同志有段回顧，說得很生動：我們已經承認自然科學比外國落後 了，現在也應該承認社會科學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說）比外國落後了。……應該指出，所以形成這種落後狀況，責任首先在於中央和各級黨委對於思想理論工 作的領導方法不對，禁區太多，關心和支持太少。今天我代表中央向大家作自我批評。（《鄧小平文選》第二卷181頁）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 鄧小平，在全黨全國人民的心目中的威望更高了，廣大幹部、羣衆都把他作爲黨內最重要的領導人來看待。但是，在中國人民命運轉折的關鍵時刻，習慣勢力和各種 消極力量自然不可小視。各種社會力量，各種思想的差別、矛盾也處於一個活躍期，所以，對務虛會和小平同志講話的反應相當不同，錯誤的言行也未消歇片刻。什 麼“知青鬧事是發揚民主引起的”，“落實政策是燒紙引鬼”，“務虛會是胡鬧會”，“亂子是務虛會這幫秀才們鬧出來的”，總之，現在的矛盾是三中全會和四項 基本原則的矛盾。這種“三”“四”之爭的對立之說，一時間還有了更大的市場。
耀邦同志在務虛會閉幕講話之前，也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和對未來的預期。據吳江同志記錄，耀邦同志在家中對他說：
小平的報告有重要意義，但確實要把解放思想、堅持反對教條主義和四項基本原則統一起來。今後我們的工作出問題，很可能出在這上面，即將思想路線和四項原則割斷開來，或對立起來，弄成兩張皮。
——吳江《政治滄桑六十年（冷石齋憶舊）》225頁
遺憾的是，他沒有把這種考慮和如何預防這種可能性的出現在閉幕會上講出來，也沒有批准想對這一問題予以闡述的同志在大會結束時作一個發言。這是他在組織會議工作時的不足，也反映了耀邦同志當時思想的某些侷限性。
如何把“真理標準”、解放思想、黨的三中全會和四項基本原則的精神實質統一起來，已成爲廣大幹部羣衆迫切要求解決的思想認識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吳江同 志把在務虛會上準備而沒有發言的稿子，整理成一篇題爲“分清兩條思想路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理論文章，在《理論動態》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登 載。這也可以印證耀邦同志當時的部分意見吧。
對這個問題，李洪林同志5月、6月、9月先後寫了三篇理論文章，完全是站在歷史轉折的角度，論述解放思想和中國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領導的關係，卻遭到黨內有些人蠻橫的打擊和誣陷：“這三篇文章，都是從反面提問題，不是積極宣傳基本原則……”
耀邦同志也未能倖免。在6月18日的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上，耀邦同志說出了他當時的境況和主張：
我 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希望大家都在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儘管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以及這次人大會議上，不少同志點名也 好、不點名也好，批評我揹着中央，支持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民主化運動，助長無政府主義，但我仍要保留我自己的看法。
耀 邦同志這種說法，是否太固執、不願聽取批評意見呢？我認爲，他心中非常有數，能沉住氣。他在務虛會上的脫稿講話，就明確指出了應予注意的這種思潮苗頭和傾 向。同時，他對克服這種思潮充滿了信心。他認爲，最重要的還是要把全國的各項工作做好，使廣大羣衆的思想問題和切身利益問題得到切實的解決，並獲得法律 上、制度上的保障。
比如關於廣開門路擴大就業問題，當時，他就對我說過這樣的話：
我今年下半年就抓兩件事，一是抓輕工生產；二是抓750萬青年的就業問題。鄧陳在經濟問題是打攻堅戰，我是打麻雀戰。經濟改革搞好，我們的生產上去得會很快。8000萬噸糧食（注：筆者有誤，應爲8000億斤）從明年算起，三年就可以達到，不必到85年。
——1979年6月29日筆者《日記》
這是黨中央交給他的一項政治任務，我想也是第一次交給他的一項經濟工作。他對建國以來的經濟建設興趣極大。另外，這是否也是對1979年初以來，一些人對知青所謂“鬧事”並歸咎於解放思想的一種迴應呢？
再如，耀邦同志在務虛會上究竟脫稿說了些什麼呢？好在黨的文件上有準確的記錄：
現在總的思想傾向是好的，是要搞四個現代化的。但去年黨內有那麼一個思潮，就是“一切照辦”，今年社會上也有股小小的思潮，表現在上訪的問題上。上訪的人多數是有委曲、有冤屈的，百分之九十八、九十九的人要求是合理的。這是主流。
——《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58頁
對這部分人的問題，他認爲，有“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使他們吃了苦頭的原因”，但也說了另外一種人的情況，並以“民主個人主義”相稱。這一稱謂，毛主席在1949年也曾用過。他說：
但 是否也有那麼千分之一、萬分之幾的人，他們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妥當的。有的舉大標語遊行，和外國人掛鉤，對這種情況，怕是不要怕，也不要隨便抓人。這些人 的思想，是不是民主個人主義傾向。……主要表現有四條，一、離開憲法的基本原則、離開具體的歷史條件講民主自由。憲法的個別條文，不是不可以修改。但是， 諸如我們的國家是共產黨領導、要搞社會主義、以馬列主義爲指導思想等等，這些基本原則不能違背。這些人離開具體的歷史條件要民主、自由，這就不對了……。
——《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59頁
他這番話是在中央批准的會上公開講的，先是先念同志、後是小平同志都予以稱讚。以後講的是四項基本原則，他這次先講了三項基本原則，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卻 很少提，他講得更多的是“民主”“法制”或“人民民主專政”。這怎麼能說耀邦同志是“揹着中央，支持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民主化運動，助長無政府主義 ”？可見當時絕不是什麼思想解放過頭了。歷史新時期的新思想、新觀念纔剛剛開頭，“小荷才露尖尖角”。
但有人上綱上線上得實在可怕，以後還經 常變換手法，對歷史進步、對發現解決新的實際問題起着阻礙作用，尤其對我國廣大農村興起的土地承包，及其帶動下的魚塘承包、荒山承包、山林承包、社隊企業 承包影響極大。這段時間發生的許多生動、真實的小故事，定將作爲寶貴的史料留在我國改革開放的編年史中。
由於“兩個凡是”對三中全會的方針路 線還處處起着阻礙作用，還由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仍需全黨、全民繼續進行下去，並付諸新的實踐，這年5月和6月，四川、江西、安徽和廣東省委的第一 把手趙紫陽、江渭清、萬里、習仲勳四同志，先後對解放思想、貫徹三中全會精神、繼續批“左”作了針對性、指導性很強的講話，代表省委作了工作重點轉移的革 新部署。《人民日報》陸續作了報道。
鄧小平同志又一次抓住時機，提出了“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補課的問題。5月21日，《解放軍報》發表題爲“堅定不移地繼續貫徹三中全會精神”的評論員文章，透露了這一信息：我們軍隊的同志要抓緊補上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這一課，要重新好好學習三中全會文件。
《人民日報》積極配合，第二天即予轉載。鄧小平同志這一時期更是馬不停蹄去天津、山東、上海等地考察，一路大講黨的思想路線、組織路線，重新提出要警惕“兩個凡是”的問題。
7月29日，鄧小平接見中共海軍委員會常委擴大會議全體同志，對真理標準的問題提出再學習，重新補課的問題。他說：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是基本建設，不解 決思想路線問題，不解放思想，正確的政治路線就制定不出來，制定了也貫徹不下去，……這場爭論的意義太大了，它的實質，就在於是不是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 思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191頁）
鄧小平同志也察覺到務虛會以後，抵制反對三中全會的主要危險來自何方，他說：我們要注意，現在反對黨 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的，還大有人在。他們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幫”那樣一種思想體系，認爲中央現在是搞倒退，是右傾機會主義。他們打着擁護毛主席的旗 幟，搞“兩個凡是”，實際上是換個面貌來堅持林彪、“四人幫”那一套。（《鄧小平文選》第二卷192頁）
鄧小平同志講到關鍵之處，似乎動了感情，他特別提到了王洪文：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說，十年後再看。現在也有十年後再看的問題。我們對林彪、“四人幫”的影響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鄧小平文選》第二卷192頁）
鄧小平同志最後還說：“你們不要以爲中國亂不起來。”他把這種思想體系的危險性說到極致了。今天不是還有“再來一次文革”的論調嗎？鄧小平同志這次講話 還講了一個更爲深刻的道理，是一切教條主義、極“左”路線不願正視的問題，那就是，我們所以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要體現這四個方面比資本主義確有優越 性。
鄧小平同志接着又在10月4日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上，在10月30日的第四次文代會上，繼續講了解放思想、“真理標準”的思想路線問題。
這樣，“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理論聯繫各行各業的實際工作問題，又興起了一場重新的學習，亦稱“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補課。劉瀾濤、宋任窮同志還請吳江 同志到中央統戰部、中央組織部，或座談釋疑，或演講作報告。中央各部門、地方各省市也都組織了相應的學習和深入的討論。
沒有務虛會之後出現的種種問題和反覆，哪有此番再補課？“真理標準”思想路線的建設，用此標準進行思想理論領域中的大破大立，一直延續到十一屆六中全會，爲我黨作出《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做出了巨大貢獻。■
胡耀邦：1977年3月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12月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980年至1987年任中共中央總書記。1989年4月15日逝世
胡德平：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胡耀邦長子
“耀邦同志在‘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前前後後”上篇和中篇分別刊於《財經》2008年第9期、第12期
本文同時刊載在即將於8月18日出版的2008年第17期《財經》雜誌“改革憶事”專欄
鄧小平同志作關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以後，耀邦同志的反應如何呢？他在4月3日理論工作務虛會的閉幕會上有篇講話。講話時他特別聲明：開幕式的講話稿報告了華主席、鄧副主席；閉幕會的講話準備得匆忙，沒有報中央審覈，他講的是個人看法。講話的主要內容爲：
我們這個會開得怎樣？最保險的辦法還是讓歷史去檢驗。我們不是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嘛！讓廣大幹部、廣大人民來檢驗，過一段時間再回頭來看看，讓歷史來檢驗。
耀邦同志重點對鄧小平報告的第二部分——“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談了他的認識：
在我看來，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小平同志說：這四條基本原則並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也是三中全會以來堅持的。這四條基本原則也是我們全黨絕大多數黨員和幹部、全國絕大多數人民所歷來堅信、堅持的。
之所以重提這個問題，他引用鄧小平的話說：一方面，黨內有極少數同志思想仍然不夠解放，認爲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方針政策是不符合四項基本原則的；另一方 面，社會上有極少數人正在散佈懷疑、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而黨內極少數人對這種思潮的危險性重視不夠或認爲根本算不得什麼危險。耀邦同志在務虛會的引 言中，也說到這類社會現象。
怎麼解決這一問題呢？耀邦同志認爲：
不存在再搞反右 鬥爭問題，也不存在什麼“收”的問題。我重複地說一下，要把社會上四個懷疑這一股小小逆流平息下去，主要是靠思想教育工作。只有對極個別的、觸犯刑律的害 羣之馬、反革命分子才採取組織措施。……主要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力量是用在做思想教育工作，千萬不要搞冒了。
鄧小平同志對思想理論戰線和務虛會在報告中是怎樣評價的呢？耀邦同志既有心中有數的一面，也有拿不準的一面，他說：
小 平同志在報告中講了對兩年半來我們理論戰線工作的評價。三中全會到現在四個月，這一段評價得低一點。如果我們冷靜地想一想，這也是公道的。成績比起來不是 那麼大，責任首先在誰？恰恰這幾個月我作宣傳部長，這個擔子由我挑起來。……我覺得這些話，你說是批評也可以，你說是勉勵也可以，你說是高標準、嚴要求也 可以。
以上的引語，只是想說明耀邦同志在“真理標準”大討論前前後後的真實思想，認真分析他思想的是非得失也是黨的寶貴財富。
耀邦同志講話中再次提到思想的僵化和半僵化問題，他說：
有 各種各樣的思想僵化和半僵化問題。……去年我們曾歸納了幾句話，叫做“過去的一切不許動，今後的一切都照搬”。這是粉碎“四人幫”以來最大的僵化。……但 是同志們也要注意，思想僵化不僅這一種。……片面地、孤立地、靜止地看問題都可能導向思想上的僵化，歷史前進了，你還是老一套，這不叫僵化、半僵化？
如何學習鄧小平同志關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論述？要不要把這種論述和他三個多月前的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精神聯繫起 來，進行統一有機的認識？我認爲應該這樣做。對廣大幹部羣衆來說，對小平指出的問題，要重視，要看實踐效果，但不能反應過度。
今天，尤其需要格外關注、深入研究小平同志這兩次講話的有機聯繫和內在統一性。這樣的根據大量存在。
比如，小平同志對理論工作務虛會說：這次會議是根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舉行的。……在三中全會以後召開的這次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大家敞開思想，各抒 己見，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問題，總的說來開得是有成績的。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過，我們要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現 在還是要堅定不移地執行這個方針。……如果認爲中央的政策是“收”了，說發揚民主的方針改變了，這是完全錯誤的。（《鄧小平文選》第二卷158頁－159 頁）
他還進一步說道：無論如何，思想理論的研究和討論，一定要堅決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一定要堅決執行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 子的“三不主義”的方針，一定要堅決執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方針。這些都是三中全會決定了的，現在重申一遍，不允許有絲毫動搖。（《鄧 小平文選》第二卷183頁）
爲何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奉行“三不主義”呢？鄧小平同志有段回顧，說得很生動：我們已經承認自然科學比外國落後 了，現在也應該承認社會科學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說）比外國落後了。……應該指出，所以形成這種落後狀況，責任首先在於中央和各級黨委對於思想理論工 作的領導方法不對，禁區太多，關心和支持太少。今天我代表中央向大家作自我批評。（《鄧小平文選》第二卷181頁）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 鄧小平，在全黨全國人民的心目中的威望更高了，廣大幹部、羣衆都把他作爲黨內最重要的領導人來看待。但是，在中國人民命運轉折的關鍵時刻，習慣勢力和各種 消極力量自然不可小視。各種社會力量，各種思想的差別、矛盾也處於一個活躍期，所以，對務虛會和小平同志講話的反應相當不同，錯誤的言行也未消歇片刻。什 麼“知青鬧事是發揚民主引起的”，“落實政策是燒紙引鬼”，“務虛會是胡鬧會”，“亂子是務虛會這幫秀才們鬧出來的”，總之，現在的矛盾是三中全會和四項 基本原則的矛盾。這種“三”“四”之爭的對立之說，一時間還有了更大的市場。
耀邦同志在務虛會閉幕講話之前，也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和對未來的預期。據吳江同志記錄，耀邦同志在家中對他說：
小平的報告有重要意義，但確實要把解放思想、堅持反對教條主義和四項基本原則統一起來。今後我們的工作出問題，很可能出在這上面，即將思想路線和四項原則割斷開來，或對立起來，弄成兩張皮。
——吳江《政治滄桑六十年（冷石齋憶舊）》225頁
遺憾的是，他沒有把這種考慮和如何預防這種可能性的出現在閉幕會上講出來，也沒有批准想對這一問題予以闡述的同志在大會結束時作一個發言。這是他在組織會議工作時的不足，也反映了耀邦同志當時思想的某些侷限性。
如何把“真理標準”、解放思想、黨的三中全會和四項基本原則的精神實質統一起來，已成爲廣大幹部羣衆迫切要求解決的思想認識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吳江同 志把在務虛會上準備而沒有發言的稿子，整理成一篇題爲“分清兩條思想路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理論文章，在《理論動態》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登 載。這也可以印證耀邦同志當時的部分意見吧。
對這個問題，李洪林同志5月、6月、9月先後寫了三篇理論文章，完全是站在歷史轉折的角度，論述解放思想和中國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領導的關係，卻遭到黨內有些人蠻橫的打擊和誣陷：“這三篇文章，都是從反面提問題，不是積極宣傳基本原則……”
耀邦同志也未能倖免。在6月18日的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上，耀邦同志說出了他當時的境況和主張：
我 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希望大家都在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儘管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以及這次人大會議上，不少同志點名也 好、不點名也好，批評我揹着中央，支持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民主化運動，助長無政府主義，但我仍要保留我自己的看法。
耀 邦同志這種說法，是否太固執、不願聽取批評意見呢？我認爲，他心中非常有數，能沉住氣。他在務虛會上的脫稿講話，就明確指出了應予注意的這種思潮苗頭和傾 向。同時，他對克服這種思潮充滿了信心。他認爲，最重要的還是要把全國的各項工作做好，使廣大羣衆的思想問題和切身利益問題得到切實的解決，並獲得法律 上、制度上的保障。
比如關於廣開門路擴大就業問題，當時，他就對我說過這樣的話：
我今年下半年就抓兩件事，一是抓輕工生產；二是抓750萬青年的就業問題。鄧陳在經濟問題是打攻堅戰，我是打麻雀戰。經濟改革搞好，我們的生產上去得會很快。8000萬噸糧食（注：筆者有誤，應爲8000億斤）從明年算起，三年就可以達到，不必到85年。
——1979年6月29日筆者《日記》
這是黨中央交給他的一項政治任務，我想也是第一次交給他的一項經濟工作。他對建國以來的經濟建設興趣極大。另外，這是否也是對1979年初以來，一些人對知青所謂“鬧事”並歸咎於解放思想的一種迴應呢？
再如，耀邦同志在務虛會上究竟脫稿說了些什麼呢？好在黨的文件上有準確的記錄：
現在總的思想傾向是好的，是要搞四個現代化的。但去年黨內有那麼一個思潮，就是“一切照辦”，今年社會上也有股小小的思潮，表現在上訪的問題上。上訪的人多數是有委曲、有冤屈的，百分之九十八、九十九的人要求是合理的。這是主流。
——《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58頁
對這部分人的問題，他認爲，有“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使他們吃了苦頭的原因”，但也說了另外一種人的情況，並以“民主個人主義”相稱。這一稱謂，毛主席在1949年也曾用過。他說：
但 是否也有那麼千分之一、萬分之幾的人，他們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妥當的。有的舉大標語遊行，和外國人掛鉤，對這種情況，怕是不要怕，也不要隨便抓人。這些人 的思想，是不是民主個人主義傾向。……主要表現有四條，一、離開憲法的基本原則、離開具體的歷史條件講民主自由。憲法的個別條文，不是不可以修改。但是， 諸如我們的國家是共產黨領導、要搞社會主義、以馬列主義爲指導思想等等，這些基本原則不能違背。這些人離開具體的歷史條件要民主、自由，這就不對了……。
——《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59頁
他這番話是在中央批准的會上公開講的，先是先念同志、後是小平同志都予以稱讚。以後講的是四項基本原則，他這次先講了三項基本原則，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卻 很少提，他講得更多的是“民主”“法制”或“人民民主專政”。這怎麼能說耀邦同志是“揹着中央，支持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民主化運動，助長無政府主義 ”？可見當時絕不是什麼思想解放過頭了。歷史新時期的新思想、新觀念纔剛剛開頭，“小荷才露尖尖角”。
但有人上綱上線上得實在可怕，以後還經 常變換手法，對歷史進步、對發現解決新的實際問題起着阻礙作用，尤其對我國廣大農村興起的土地承包，及其帶動下的魚塘承包、荒山承包、山林承包、社隊企業 承包影響極大。這段時間發生的許多生動、真實的小故事，定將作爲寶貴的史料留在我國改革開放的編年史中。
由於“兩個凡是”對三中全會的方針路 線還處處起着阻礙作用，還由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仍需全黨、全民繼續進行下去，並付諸新的實踐，這年5月和6月，四川、江西、安徽和廣東省委的第一 把手趙紫陽、江渭清、萬里、習仲勳四同志，先後對解放思想、貫徹三中全會精神、繼續批“左”作了針對性、指導性很強的講話，代表省委作了工作重點轉移的革 新部署。《人民日報》陸續作了報道。
鄧小平同志又一次抓住時機，提出了“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補課的問題。5月21日，《解放軍報》發表題爲“堅定不移地繼續貫徹三中全會精神”的評論員文章，透露了這一信息：我們軍隊的同志要抓緊補上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這一課，要重新好好學習三中全會文件。
《人民日報》積極配合，第二天即予轉載。鄧小平同志這一時期更是馬不停蹄去天津、山東、上海等地考察，一路大講黨的思想路線、組織路線，重新提出要警惕“兩個凡是”的問題。
7月29日，鄧小平接見中共海軍委員會常委擴大會議全體同志，對真理標準的問題提出再學習，重新補課的問題。他說：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是基本建設，不解 決思想路線問題，不解放思想，正確的政治路線就制定不出來，制定了也貫徹不下去，……這場爭論的意義太大了，它的實質，就在於是不是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 思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191頁）
鄧小平同志也察覺到務虛會以後，抵制反對三中全會的主要危險來自何方，他說：我們要注意，現在反對黨 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的，還大有人在。他們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幫”那樣一種思想體系，認爲中央現在是搞倒退，是右傾機會主義。他們打着擁護毛主席的旗 幟，搞“兩個凡是”，實際上是換個面貌來堅持林彪、“四人幫”那一套。（《鄧小平文選》第二卷192頁）
鄧小平同志講到關鍵之處，似乎動了感情，他特別提到了王洪文：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說，十年後再看。現在也有十年後再看的問題。我們對林彪、“四人幫”的影響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鄧小平文選》第二卷192頁）
鄧小平同志最後還說：“你們不要以爲中國亂不起來。”他把這種思想體系的危險性說到極致了。今天不是還有“再來一次文革”的論調嗎？鄧小平同志這次講話 還講了一個更爲深刻的道理，是一切教條主義、極“左”路線不願正視的問題，那就是，我們所以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要體現這四個方面比資本主義確有優越 性。
鄧小平同志接着又在10月4日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上，在10月30日的第四次文代會上，繼續講了解放思想、“真理標準”的思想路線問題。
這樣，“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理論聯繫各行各業的實際工作問題，又興起了一場重新的學習，亦稱“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補課。劉瀾濤、宋任窮同志還請吳江 同志到中央統戰部、中央組織部，或座談釋疑，或演講作報告。中央各部門、地方各省市也都組織了相應的學習和深入的討論。
沒有務虛會之後出現的種種問題和反覆，哪有此番再補課？“真理標準”思想路線的建設，用此標準進行思想理論領域中的大破大立，一直延續到十一屆六中全會，爲我黨作出《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做出了巨大貢獻。■
胡耀邦：1977年3月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12月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980年至1987年任中共中央總書記。1989年4月15日逝世
胡德平：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胡耀邦長子
“耀邦同志在‘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前前後後”上篇和中篇分別刊於《財經》2008年第9期、第12期
本文同時刊載在即將於8月18日出版的2008年第17期《財經》雜誌“改革憶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