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返生，生者無愧”。唯有那些在黨內民主生活中成長起來，又以偉大事業爲己任、以人民利益爲終身目標的國事決策人，纔能有這樣的勇氣、智慧和信義
是什麼歷史背景激發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下稱“《實》文”）發表？又是什麼現實原因引發了這場“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併爲黨的十一屆 三中全會召開創造了良好的輿論環境、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我整理了當時一些個人日記。本文只想結合自己的親筆記錄及相關資料，分析一下耀邦同志當時大致 的思想發展軌跡。
耀邦同志在大討論中的心態和人品
1978年5月的那些天，對思想極度困惑的中國人來說，是很不平常的日子。
“《實》文”先在中央黨校的《理論動態》發表，後在《光明日報》公開發表，隨後，又被《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九家主流報刊相繼轉載。輿論宣傳的 焦點，強烈刺激了我和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同事們。大家眼見的，耳聽的，嘴上議論的，頭腦思考的，都集中到這篇文章上來，人們興高采烈地閱讀着這篇文章。
5月13日，下班回家以後，我興沖沖地向耀邦同志談了自己的感受，並轉述了館內同事所提的一些問題。他當時的心情很好，回答的底氣很足。他爽朗地說：
德平，《反杜林論》你根本就沒有看懂。歷史的發展根本就不以誰的意志爲轉移，歷史的發展是兩種力量鬥爭的合力。
1969年以前，我個人得失想得比較多，69年以後，我徹底丟開了這些。76年過於悲觀了一些。
－－1978年5月14日筆者《日記》
耀邦同志當時的神態和語氣是我多年來從未見過的。現在回想起來，他真有一種要迎接暴風雨到來的那種興奮和激情。好在恩格斯關於歷史發展合力的論述不少，我館的李洪林同志亦向全館做過理論輔導，其中說到合力、“力的平行四邊形”，對此我深有印象，還能與父親做些答對。
其實，耀邦同志在與我談話之前，高層壓力就已落到他的頭上。也就是在5月13日的當天，他在家中對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組的成員們說：
多少年都是在毛主席直接領導下工作，對毛澤東的著作和思想，我自己是反反覆覆學習，真可 以說達到過“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的程度。但是對他老人家的缺點和錯誤提出一點不同的看法，怎麼就上綱成是反對他老人家呢！這種把學術爭論、理論爭論一下 子上升到政治上，斯大林的時期是這樣，我們黨十幾年來也是這樣！這個風氣再不改變怎麼得了呀！
可能是爲了緩和氣氛吧，他隨即傳達了很長一段有關耿飈同志訪問朝鮮的內容，認爲訪問非常成功，接着，又回到主題：
歷史潮流是無法阻擋的。總的說，歷史潮流滾滾向前，不可阻擋。但往往有三種情況，……一 是飛躍前進的時候，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基本一致的時期。社會主義從列寧到斯大林時期還是飛躍時期。我們從抗戰開始到“文化大革命”前，也是飛躍。資本主義 社會也是這樣，上升時期是黃金時代。二是發展不大，停滯時期，或基本上停滯。第三，某種倒退復辟。這三種現象有深刻的原因、背景，往往不以某些人的意志爲 轉移。……歷史逆流的來（臨），往往也不以某些人的意志爲轉移，有許多因素造成的。
最後，他講到“四人幫”在歷史上的兩種作用及廣大羣衆的內心要求：
“四人幫”帶來的“覺悟”，是任何金錢買不來的。由於這個而帶來今後的大發展，這是“四人幫”反面的功勞。歷史潮流不可阻擋，怎麼個不可阻擋，要把這個問題講透一點。思想先驅就是在現有條件下起一點呼喊的作用，可起一定的歷史啓蒙者的作用。
……現在《人民日報》每天二千封信。解放以來，它的威信（從來沒有現在這樣高），現在，一個月不發特約評論員文章，人民不造他的反啊！未婚子都有人收容，現在一個堂堂共產黨，都沒有人理，行啊？
不幾天，我也感到一些高層話語的壓力，敏感的神經立刻繃緊起來。社會上不少人也爲這篇文章在思慮，在觀望。
5月18日，晚飯後，耀邦同志見了幾個年輕人。客人走後，他對我說：
我們《理論動態》下一期要出一篇，“歷史潮流和心有餘悸”。我這半年來是很振奮的，越戰越勇。……檢驗真理的標準是社會實踐，這篇文章是能站住腳的。我希望有人來駁，駁後我們再寫一篇。
－－1978年5月18日筆者《日記》
一個多月後，“再寫一篇”文章的諾言兌現了。6月30日，文章在《理論動態》第70期上發表，標題定爲“歷史潮流滾滾向前”。
文章說：在“四人幫”唯心主義盛行的年代裏，造成了一種惡劣的風氣，根本無視人民的喜怒哀樂，專門講究摸“四人幫”的脈搏，摸江青的脈搏，靠所謂“摸 精神”吃飯。有的人摸來摸去，摸得一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氣味都沒有了。……心中裝着人民的人是最強大的人，他們無所畏懼地在驚濤駭浪中沉着前行。心 中沒有人民的人是最虛弱的人，最後難免被歷史的巨浪淹沒或拋到一邊。
這篇文章，耀邦同志看了五遍，華國鋒同志看了兩遍。
耀邦同志對“《實》文”的觀點、思想沒有動搖，胸懷十分坦蕩。他對人的批評絕不搞影射和人身***，或施以陰謀手段；若有與他意見相反但又持之有故的 人，他也是非常尊重對方的。“文革”前，即便是對他大加批判、幾乎置他政治生命於絕境的某位上級領導，也曾說過這樣的話：“耀邦，陽性子，好處。”
當大討論的形勢已有明顯好轉時，社會上又傳言這篇文章的矛頭是對着中央某某人的。我頗感驚愕。6月8日，我小心翼翼地向他問及此事，他徐徐而言：
（過去）有人不同意（《實》文），我反覆看了幾遍，認爲這篇東西駁不倒，能夠立住腳。最好不同意（這篇文章）的同志，能夠寫出文章來，駁一下嘛！今天講，我們這篇東西就是正面闡述，根本不是針對誰，（現在我又）有“新三胡”之稱。
－－1978年6月8日筆者《日記》
我認爲這是他的真實思想，文章不是針對任何個人的，而是針對一種根深蒂固的“極左”思維。因爲他那時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多換思想少換人”。他反覆考慮的問題，還是理論觀點，文章能否立住腳，能否被駁倒，又如何反駁。
正如本文“上篇”中所說，“人有品格，理論和思想也有品格。”有人說耀邦同志是政治家，也有人說他不是政治家。不必計較這種爭論。據我觀察，他是一個 人品和理論品格相一致的思想先驅，凡是對於他想清楚的是非、理論問題，他的心態始終是平和的，是心安理得的，並願爲此付出應有的代價。
歷史的合力是怎樣形成的
歷史的合力怎樣理解？就如在力學中合力的計算那樣，宛如一個平行四邊形，兩邊形成的對角線就是合力線。1890年，恩格斯在一封書信中，即用此比喻解釋歷史的多種力量形成的合力。
他說：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衝突中產生出來的，……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 產生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馬恩選集》第二版第四卷第697頁）這條合力線是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但人們的意志並不是無所作爲的，否則，怎麼會 有互相博弈產生的合力呢？
恩格斯接着又說：各個人的意志……雖然都達不到自己的願望，而是融合爲一個總的平均數，一個總的合力，然而絕不應作出結論說，這些意志等於零，相反 地，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裏面的。（同上）耀邦同志說的歷史的合力，即是此意。此觀點不言而喻還有一重含意：在諸多力的“矢量 ”中，一股力的方向越是明確，長度越長，合力線就越往這邊靠攏。“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就是一場思想的角力，黨內進步、民主、改革的力量越大，人民羣衆要 求改革發展的真實意志表現得越強烈，歷史的合力線就越靠向馬列主義的黨，靠向科學社會主義，靠向反映生產力發展需要的勞動人民。
“《實》文”的發表，“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使全國人民衝破了思想的禁區，解放了被長期禁錮的思想。農村要求打破人民公社政治經濟體制的浪潮涌動 起來了，《人民日報》每天接到的人民來信，如雪片一樣飛來了，各種冤假錯案陸續平反改正了，人民羣衆的真實意願敢於明確表達了。5月13日，有15家省級 黨報轉載了“《實》文”，截止到5月底，全國共30多家報紙予以轉載。對於這一聲勢，任何想阻礙這一潮流的人都不會沒有顧忌。
這時，中國共產黨內革新求變的領導層逐漸掌握了思想解放運動的主導權。
據《葉劍英年譜》記載，5月11日，葉帥在第一時間看到《光明日報》刊登的“《實》文”，“對文中的觀點十分贊同。”“在另外的場合，他還建議把《光明日報》那篇文章印發到全國去。”另外，1979年的理論務虛會也是葉帥提議召開的。
5月中旬，方毅同志召集了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委、中國科協黨組聯席會議，學習討論“《實》文”。與會同志一致表示支持和擁護這篇鴻文，批判“兩個凡是”的錯誤。
5月20日，羅瑞卿同志對《解放軍報》負責人華楠、姚遠方等人表示：“真理標準”的文章是一篇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了一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大問題。聽說現在有幾位秀才還不大讚成，我要去做他們的工作。
這一期間，耀邦同志和羅瑞卿同志曾有六次電話長談。《解放軍報》也連續發表三篇批評“震派”、“溜派”、“風派”的雜文，主題都是針對“文革”中背離 實事求是精神的各種投機人物。耀邦同志與報社負責人和谷巖等人談話，既肯定了文章批評的文采，又說到“多做團結工作，最大限度地縮小打擊面，化消極因素爲 積極因素”等問題。
和谷巖同志曾在耀邦同志任政委的晉察冀軍區第四縱隊中工作過，耀邦同志還修改過和谷巖寫的《人民軍隊三字經》。我想，那次談話，彼此是否又回到解放戰爭時期，我軍從勝利走向勝利、所向披靡時的心境呢？完全可能。
6月2日是很重要的一天。在“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關鍵時刻，在中央軍委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同志做了重要講話。他在會上專門講了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等問題。
他說：我們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 根本觀點，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還認爲誰要是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他們的觀點，實質上是主張只要照抄 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同志的原話，照抄照轉照搬就行了。……他們提出的這個問題不是小問題，而是涉及到怎麼看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問題。
鄧小平所針對聯繫的問題就是“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他最後號召全軍：我們一定要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這確實是一個十分嚴重的任務。
以小平同志的經歷和威望，他對全軍的號召動員，實際也就是對全黨、全國人民的號召動員。由於他對“《實》文”和“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給予了大力支持，思想解放運動得以大大推進，其領域也更加擴大。
然而，嚴厲的批評之聲仍然存在。標誌就是吳江同志寫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已不能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上發表，但又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在《解放軍報》上刊載。在軍事術語上這叫“轉移戰場”。
鄧小平同志的講話，理論、宣傳界先進分子不屈不撓的鬥爭，又引發了各地廣大幹部羣衆的學習和討論。從6月25日到12月8日，全國29個省、區、市領 導同志都紛紛表明自己的態度，贊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其中，甘肅的宋平、黑龍江的楊易辰、遼寧的任仲夷三位省委第一書記反應最早。
可以說，全國人民、全黨和領袖人物們反映時代、歷史要求的意志，這時已經最大限度地團結凝聚起來，成爲一支最強大的力量，形成了當時中國一次偉大的思 想解放運動。若用合力的平行四邊形算法做喻，這一力量主導了各種力量共同形成的合力線，使這一合力線大大貼近我國進步、民主、改革的方向，並直接導致了十 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成果。
黨內一隅民主空間
爲何《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能參加打倒“四人幫”後第一期中央黨校學習班？爲何楊西光能把胡福明“《實》文”的初稿送吳江、孫長江等同志進行修 改？爲何“《實》文”能夠公開發表？爲何全國報紙能予刊載？爲何各地黨、政、軍領導同志能各自表明態度？不能不說這和當時特殊時期的黨內民主生活有關，盡 管這時黨內民主仍是有限的，僅及黨內政治生活的一隅。但這一隅有限的民主空間卻打開了改革開放的廣闊天地。
當時的輿論還是以“兩個凡是”爲主宰。但是，《光明日報》、《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並未因刊登“《實》文”，它的社長、總編輯就遭到撤職查辦的處 分；耀邦同志也未因組織、引領、推動這一討論而停止他的黨校副校長和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工作。其原因，就是“文革”結束以後，黨內還是恢復了一些民主生活的 生氣，政治空氣畢竟沒有“文革”之中那樣恐怖可怕。
華國鋒同志的剋制、寬容態度也是相當重要的。耀邦同志8月18日在中央黨校的一段談話，應引起歷史學家的注意，他說：
王任重問華主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怎麼回事？華主席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要搞清楚，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達到團結。
華國鋒同志當時作爲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和中央軍委主席，處於最高領導地位。他認爲黨內有思想分歧，應強調團結；黨內分歧引發了不同觀點的鬥爭， 他強調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他認爲是個理論問題，要搞清楚。他更沒有暴怒、不計後果地把形勢搞亂弄糟。相反，以後他還爲自己的錯誤 作了自我批評，要求停止對個人崇拜的種種宣傳。
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華國鋒同志講：我是下了決心叫大家講話，既然把大家請來了，就要讓大家講話，集思廣益。
華國鋒同志的這種民主精神和作風，在當時也是難能可貴的，也不是誰都能夠做到的。
不知道今天的青年人還有多少人記得華國鋒同志、瞭解華國鋒同志，我和我的同代人肯定都記得他。在黨的十五大上，當華國鋒同志以全票重新當選爲中央委員時，全場響起熱烈掌聲。但願華國鋒同志也記得這一剎那。我也投了他一票。
耀邦同志和華國鋒同志曾有四次共同工作的機會。第一次共同工作，是在中共湘潭地委開展“四清”運動，兩人工作長達一年半之久。打倒“四人幫”後，他們 初次見面，華國鋒同志問耀邦同志：我們在湘潭“四清”，毛主席來長沙，要聽我們的彙報，你怎麼沒有來？父親回答：當時我在鄉下，又感冒，怕傳染主席；再 者，有些問題，我也沒想清楚，擔心主席提問，我回答不出來。華主席說：應該來，我感冒也要來。
父親給我講過這個小故事，我至今也不知誰對誰錯，來也對，不來也不能說不對。兩人對中國共產黨開創的偉大事業，都是忠誠不渝的。
在當年年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獲得全黨的普遍認可，帶來了全黨的思想大解放。11月25日晚，耀邦同志回到家，高興地談到他的感想：
中國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災難換來了今天整個民族的覺醒。什麼叫“先知先覺”？其實只有一個 意思，就是思想領先一籌，行動先走一步，原來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着走這一步。……在一個堤壩上，華主席一鋤頭打開一個缺口，歷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衝破多 大，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誰也不能事先估計到。
－－1978年11月25日筆者《日記》
12月2日在家中，耀邦同志又談起真理標準問題，他講：
我們要很好學習《實踐論》，這是毛主席給我們留下的最寶貴的理論遺產。實踐—理論—實踐 的工作就是理論工作。 把這三個環節聯繫起來就是理論工作。我們的幹部由於對革命的經歷不同，對文化革命的體會不同，思想水平不同，所以認識就不完全相 同，因此需要我們互相幫助，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
－－1978年12月4日筆者《日記》
這似乎是他對這場大討論的總結，也是他對子女們的教育和期望。
關於真理和實踐的關係，耀邦同志在延安工作時就明白了這一哲學原理。但是，在工作上運用這一觀念，還可以追溯到1975年爲中國科學院起草的《彙報提 綱》上。他和于光遠同志堪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朋友。《彙報提綱》曾由耀邦同志分送給張愛萍、錢學森、朱光亞、于光遠、胡喬木等人徵求意見。
8月17日，于光遠在《彙報提綱》第二稿上加上了這樣一句話，讓人驚訝：在判斷科學是非上要堅持以實踐作爲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由於稿件退回耀邦同志處時間已晚，修改的《彙報提綱》第三稿已直送小平同志了。所以這一觀點未展開討論，也未進入第三稿。
※ ※ ※
在“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發端兩年之後，由此引發的思想解放極大改變了中國人民的精神面貌。耀邦同志回顧歷史，又想到未來，1980年6月7日，他對家人敞開胸懷，道出了他在新的工作崗位上的思考和追求：
“生（注：應爲‘死’字，我記錄有誤）者返生，生者無愧。”這話都是上了書記處會議紀要的。出自春秋時代，《公羊傳》有載……。如果毛主席、劉少奇同志死而復生，我們每人也沒有任何愧色。
－－1980年6月7日筆者《日記》
“死者返生，生者無愧”，原話是“使死者返生，生者無愧乎其言，則可爲信矣！”此爲晉國荀息回答晉獻公的話。
“《實》文”的發表，“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把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同志的晚年錯誤區分開來，給在“極左”路線下迫害致死的同志恢復名譽，都是實事求 是精神的體現。若是生者和死者還能見面，能內心無愧，坦然面對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張聞天諸同志者，唯有那些在黨內民主生活中成長起來，又以偉大事業 爲己任、以人民利益爲終身目標的國事決策人；唯有他們，纔能有這樣的勇氣、智慧和信義！■
是什麼歷史背景激發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下稱“《實》文”）發表？又是什麼現實原因引發了這場“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併爲黨的十一屆 三中全會召開創造了良好的輿論環境、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我整理了當時一些個人日記。本文只想結合自己的親筆記錄及相關資料，分析一下耀邦同志當時大致 的思想發展軌跡。
耀邦同志在大討論中的心態和人品
1978年5月的那些天，對思想極度困惑的中國人來說，是很不平常的日子。
“《實》文”先在中央黨校的《理論動態》發表，後在《光明日報》公開發表，隨後，又被《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九家主流報刊相繼轉載。輿論宣傳的 焦點，強烈刺激了我和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同事們。大家眼見的，耳聽的，嘴上議論的，頭腦思考的，都集中到這篇文章上來，人們興高采烈地閱讀着這篇文章。
5月13日，下班回家以後，我興沖沖地向耀邦同志談了自己的感受，並轉述了館內同事所提的一些問題。他當時的心情很好，回答的底氣很足。他爽朗地說：
德平，《反杜林論》你根本就沒有看懂。歷史的發展根本就不以誰的意志爲轉移，歷史的發展是兩種力量鬥爭的合力。
1969年以前，我個人得失想得比較多，69年以後，我徹底丟開了這些。76年過於悲觀了一些。
－－1978年5月14日筆者《日記》
耀邦同志當時的神態和語氣是我多年來從未見過的。現在回想起來，他真有一種要迎接暴風雨到來的那種興奮和激情。好在恩格斯關於歷史發展合力的論述不少，我館的李洪林同志亦向全館做過理論輔導，其中說到合力、“力的平行四邊形”，對此我深有印象，還能與父親做些答對。
其實，耀邦同志在與我談話之前，高層壓力就已落到他的頭上。也就是在5月13日的當天，他在家中對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組的成員們說：
多少年都是在毛主席直接領導下工作，對毛澤東的著作和思想，我自己是反反覆覆學習，真可 以說達到過“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的程度。但是對他老人家的缺點和錯誤提出一點不同的看法，怎麼就上綱成是反對他老人家呢！這種把學術爭論、理論爭論一下 子上升到政治上，斯大林的時期是這樣，我們黨十幾年來也是這樣！這個風氣再不改變怎麼得了呀！
可能是爲了緩和氣氛吧，他隨即傳達了很長一段有關耿飈同志訪問朝鮮的內容，認爲訪問非常成功，接着，又回到主題：
歷史潮流是無法阻擋的。總的說，歷史潮流滾滾向前，不可阻擋。但往往有三種情況，……一 是飛躍前進的時候，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基本一致的時期。社會主義從列寧到斯大林時期還是飛躍時期。我們從抗戰開始到“文化大革命”前，也是飛躍。資本主義 社會也是這樣，上升時期是黃金時代。二是發展不大，停滯時期，或基本上停滯。第三，某種倒退復辟。這三種現象有深刻的原因、背景，往往不以某些人的意志爲 轉移。……歷史逆流的來（臨），往往也不以某些人的意志爲轉移，有許多因素造成的。
最後，他講到“四人幫”在歷史上的兩種作用及廣大羣衆的內心要求：
“四人幫”帶來的“覺悟”，是任何金錢買不來的。由於這個而帶來今後的大發展，這是“四人幫”反面的功勞。歷史潮流不可阻擋，怎麼個不可阻擋，要把這個問題講透一點。思想先驅就是在現有條件下起一點呼喊的作用，可起一定的歷史啓蒙者的作用。
……現在《人民日報》每天二千封信。解放以來，它的威信（從來沒有現在這樣高），現在，一個月不發特約評論員文章，人民不造他的反啊！未婚子都有人收容，現在一個堂堂共產黨，都沒有人理，行啊？
不幾天，我也感到一些高層話語的壓力，敏感的神經立刻繃緊起來。社會上不少人也爲這篇文章在思慮，在觀望。
5月18日，晚飯後，耀邦同志見了幾個年輕人。客人走後，他對我說：
我們《理論動態》下一期要出一篇，“歷史潮流和心有餘悸”。我這半年來是很振奮的，越戰越勇。……檢驗真理的標準是社會實踐，這篇文章是能站住腳的。我希望有人來駁，駁後我們再寫一篇。
－－1978年5月18日筆者《日記》
一個多月後，“再寫一篇”文章的諾言兌現了。6月30日，文章在《理論動態》第70期上發表，標題定爲“歷史潮流滾滾向前”。
文章說：在“四人幫”唯心主義盛行的年代裏，造成了一種惡劣的風氣，根本無視人民的喜怒哀樂，專門講究摸“四人幫”的脈搏，摸江青的脈搏，靠所謂“摸 精神”吃飯。有的人摸來摸去，摸得一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氣味都沒有了。……心中裝着人民的人是最強大的人，他們無所畏懼地在驚濤駭浪中沉着前行。心 中沒有人民的人是最虛弱的人，最後難免被歷史的巨浪淹沒或拋到一邊。
這篇文章，耀邦同志看了五遍，華國鋒同志看了兩遍。
耀邦同志對“《實》文”的觀點、思想沒有動搖，胸懷十分坦蕩。他對人的批評絕不搞影射和人身***，或施以陰謀手段；若有與他意見相反但又持之有故的 人，他也是非常尊重對方的。“文革”前，即便是對他大加批判、幾乎置他政治生命於絕境的某位上級領導，也曾說過這樣的話：“耀邦，陽性子，好處。”
當大討論的形勢已有明顯好轉時，社會上又傳言這篇文章的矛頭是對着中央某某人的。我頗感驚愕。6月8日，我小心翼翼地向他問及此事，他徐徐而言：
（過去）有人不同意（《實》文），我反覆看了幾遍，認爲這篇東西駁不倒，能夠立住腳。最好不同意（這篇文章）的同志，能夠寫出文章來，駁一下嘛！今天講，我們這篇東西就是正面闡述，根本不是針對誰，（現在我又）有“新三胡”之稱。
－－1978年6月8日筆者《日記》
我認爲這是他的真實思想，文章不是針對任何個人的，而是針對一種根深蒂固的“極左”思維。因爲他那時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多換思想少換人”。他反覆考慮的問題，還是理論觀點，文章能否立住腳，能否被駁倒，又如何反駁。
正如本文“上篇”中所說，“人有品格，理論和思想也有品格。”有人說耀邦同志是政治家，也有人說他不是政治家。不必計較這種爭論。據我觀察，他是一個 人品和理論品格相一致的思想先驅，凡是對於他想清楚的是非、理論問題，他的心態始終是平和的，是心安理得的，並願爲此付出應有的代價。
歷史的合力是怎樣形成的
歷史的合力怎樣理解？就如在力學中合力的計算那樣，宛如一個平行四邊形，兩邊形成的對角線就是合力線。1890年，恩格斯在一封書信中，即用此比喻解釋歷史的多種力量形成的合力。
他說：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衝突中產生出來的，……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 產生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馬恩選集》第二版第四卷第697頁）這條合力線是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但人們的意志並不是無所作爲的，否則，怎麼會 有互相博弈產生的合力呢？
恩格斯接着又說：各個人的意志……雖然都達不到自己的願望，而是融合爲一個總的平均數，一個總的合力，然而絕不應作出結論說，這些意志等於零，相反 地，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裏面的。（同上）耀邦同志說的歷史的合力，即是此意。此觀點不言而喻還有一重含意：在諸多力的“矢量 ”中，一股力的方向越是明確，長度越長，合力線就越往這邊靠攏。“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就是一場思想的角力，黨內進步、民主、改革的力量越大，人民羣衆要 求改革發展的真實意志表現得越強烈，歷史的合力線就越靠向馬列主義的黨，靠向科學社會主義，靠向反映生產力發展需要的勞動人民。
“《實》文”的發表，“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使全國人民衝破了思想的禁區，解放了被長期禁錮的思想。農村要求打破人民公社政治經濟體制的浪潮涌動 起來了，《人民日報》每天接到的人民來信，如雪片一樣飛來了，各種冤假錯案陸續平反改正了，人民羣衆的真實意願敢於明確表達了。5月13日，有15家省級 黨報轉載了“《實》文”，截止到5月底，全國共30多家報紙予以轉載。對於這一聲勢，任何想阻礙這一潮流的人都不會沒有顧忌。
這時，中國共產黨內革新求變的領導層逐漸掌握了思想解放運動的主導權。
據《葉劍英年譜》記載，5月11日，葉帥在第一時間看到《光明日報》刊登的“《實》文”，“對文中的觀點十分贊同。”“在另外的場合，他還建議把《光明日報》那篇文章印發到全國去。”另外，1979年的理論務虛會也是葉帥提議召開的。
5月中旬，方毅同志召集了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委、中國科協黨組聯席會議，學習討論“《實》文”。與會同志一致表示支持和擁護這篇鴻文，批判“兩個凡是”的錯誤。
5月20日，羅瑞卿同志對《解放軍報》負責人華楠、姚遠方等人表示：“真理標準”的文章是一篇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了一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大問題。聽說現在有幾位秀才還不大讚成，我要去做他們的工作。
這一期間，耀邦同志和羅瑞卿同志曾有六次電話長談。《解放軍報》也連續發表三篇批評“震派”、“溜派”、“風派”的雜文，主題都是針對“文革”中背離 實事求是精神的各種投機人物。耀邦同志與報社負責人和谷巖等人談話，既肯定了文章批評的文采，又說到“多做團結工作，最大限度地縮小打擊面，化消極因素爲 積極因素”等問題。
和谷巖同志曾在耀邦同志任政委的晉察冀軍區第四縱隊中工作過，耀邦同志還修改過和谷巖寫的《人民軍隊三字經》。我想，那次談話，彼此是否又回到解放戰爭時期，我軍從勝利走向勝利、所向披靡時的心境呢？完全可能。
6月2日是很重要的一天。在“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關鍵時刻，在中央軍委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同志做了重要講話。他在會上專門講了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等問題。
他說：我們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 根本觀點，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還認爲誰要是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他們的觀點，實質上是主張只要照抄 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同志的原話，照抄照轉照搬就行了。……他們提出的這個問題不是小問題，而是涉及到怎麼看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問題。
鄧小平所針對聯繫的問題就是“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他最後號召全軍：我們一定要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這確實是一個十分嚴重的任務。
以小平同志的經歷和威望，他對全軍的號召動員，實際也就是對全黨、全國人民的號召動員。由於他對“《實》文”和“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給予了大力支持，思想解放運動得以大大推進，其領域也更加擴大。
然而，嚴厲的批評之聲仍然存在。標誌就是吳江同志寫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已不能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上發表，但又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在《解放軍報》上刊載。在軍事術語上這叫“轉移戰場”。
鄧小平同志的講話，理論、宣傳界先進分子不屈不撓的鬥爭，又引發了各地廣大幹部羣衆的學習和討論。從6月25日到12月8日，全國29個省、區、市領 導同志都紛紛表明自己的態度，贊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其中，甘肅的宋平、黑龍江的楊易辰、遼寧的任仲夷三位省委第一書記反應最早。
可以說，全國人民、全黨和領袖人物們反映時代、歷史要求的意志，這時已經最大限度地團結凝聚起來，成爲一支最強大的力量，形成了當時中國一次偉大的思 想解放運動。若用合力的平行四邊形算法做喻，這一力量主導了各種力量共同形成的合力線，使這一合力線大大貼近我國進步、民主、改革的方向，並直接導致了十 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成果。
黨內一隅民主空間
爲何《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能參加打倒“四人幫”後第一期中央黨校學習班？爲何楊西光能把胡福明“《實》文”的初稿送吳江、孫長江等同志進行修 改？爲何“《實》文”能夠公開發表？爲何全國報紙能予刊載？爲何各地黨、政、軍領導同志能各自表明態度？不能不說這和當時特殊時期的黨內民主生活有關，盡 管這時黨內民主仍是有限的，僅及黨內政治生活的一隅。但這一隅有限的民主空間卻打開了改革開放的廣闊天地。
當時的輿論還是以“兩個凡是”爲主宰。但是，《光明日報》、《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並未因刊登“《實》文”，它的社長、總編輯就遭到撤職查辦的處 分；耀邦同志也未因組織、引領、推動這一討論而停止他的黨校副校長和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工作。其原因，就是“文革”結束以後，黨內還是恢復了一些民主生活的 生氣，政治空氣畢竟沒有“文革”之中那樣恐怖可怕。
華國鋒同志的剋制、寬容態度也是相當重要的。耀邦同志8月18日在中央黨校的一段談話，應引起歷史學家的注意，他說：
王任重問華主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怎麼回事？華主席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要搞清楚，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達到團結。
華國鋒同志當時作爲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和中央軍委主席，處於最高領導地位。他認爲黨內有思想分歧，應強調團結；黨內分歧引發了不同觀點的鬥爭， 他強調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他認爲是個理論問題，要搞清楚。他更沒有暴怒、不計後果地把形勢搞亂弄糟。相反，以後他還爲自己的錯誤 作了自我批評，要求停止對個人崇拜的種種宣傳。
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華國鋒同志講：我是下了決心叫大家講話，既然把大家請來了，就要讓大家講話，集思廣益。
華國鋒同志的這種民主精神和作風，在當時也是難能可貴的，也不是誰都能夠做到的。
不知道今天的青年人還有多少人記得華國鋒同志、瞭解華國鋒同志，我和我的同代人肯定都記得他。在黨的十五大上，當華國鋒同志以全票重新當選爲中央委員時，全場響起熱烈掌聲。但願華國鋒同志也記得這一剎那。我也投了他一票。
耀邦同志和華國鋒同志曾有四次共同工作的機會。第一次共同工作，是在中共湘潭地委開展“四清”運動，兩人工作長達一年半之久。打倒“四人幫”後，他們 初次見面，華國鋒同志問耀邦同志：我們在湘潭“四清”，毛主席來長沙，要聽我們的彙報，你怎麼沒有來？父親回答：當時我在鄉下，又感冒，怕傳染主席；再 者，有些問題，我也沒想清楚，擔心主席提問，我回答不出來。華主席說：應該來，我感冒也要來。
父親給我講過這個小故事，我至今也不知誰對誰錯，來也對，不來也不能說不對。兩人對中國共產黨開創的偉大事業，都是忠誠不渝的。
在當年年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獲得全黨的普遍認可，帶來了全黨的思想大解放。11月25日晚，耀邦同志回到家，高興地談到他的感想：
中國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災難換來了今天整個民族的覺醒。什麼叫“先知先覺”？其實只有一個 意思，就是思想領先一籌，行動先走一步，原來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着走這一步。……在一個堤壩上，華主席一鋤頭打開一個缺口，歷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衝破多 大，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誰也不能事先估計到。
－－1978年11月25日筆者《日記》
12月2日在家中，耀邦同志又談起真理標準問題，他講：
我們要很好學習《實踐論》，這是毛主席給我們留下的最寶貴的理論遺產。實踐—理論—實踐 的工作就是理論工作。 把這三個環節聯繫起來就是理論工作。我們的幹部由於對革命的經歷不同，對文化革命的體會不同，思想水平不同，所以認識就不完全相 同，因此需要我們互相幫助，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
－－1978年12月4日筆者《日記》
這似乎是他對這場大討論的總結，也是他對子女們的教育和期望。
關於真理和實踐的關係，耀邦同志在延安工作時就明白了這一哲學原理。但是，在工作上運用這一觀念，還可以追溯到1975年爲中國科學院起草的《彙報提 綱》上。他和于光遠同志堪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朋友。《彙報提綱》曾由耀邦同志分送給張愛萍、錢學森、朱光亞、于光遠、胡喬木等人徵求意見。
8月17日，于光遠在《彙報提綱》第二稿上加上了這樣一句話，讓人驚訝：在判斷科學是非上要堅持以實踐作爲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由於稿件退回耀邦同志處時間已晚，修改的《彙報提綱》第三稿已直送小平同志了。所以這一觀點未展開討論，也未進入第三稿。
※ ※ ※
在“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發端兩年之後，由此引發的思想解放極大改變了中國人民的精神面貌。耀邦同志回顧歷史，又想到未來，1980年6月7日，他對家人敞開胸懷，道出了他在新的工作崗位上的思考和追求：
“生（注：應爲‘死’字，我記錄有誤）者返生，生者無愧。”這話都是上了書記處會議紀要的。出自春秋時代，《公羊傳》有載……。如果毛主席、劉少奇同志死而復生，我們每人也沒有任何愧色。
－－1980年6月7日筆者《日記》
“死者返生，生者無愧”，原話是“使死者返生，生者無愧乎其言，則可爲信矣！”此爲晉國荀息回答晉獻公的話。
“《實》文”的發表，“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把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同志的晚年錯誤區分開來，給在“極左”路線下迫害致死的同志恢復名譽，都是實事求 是精神的體現。若是生者和死者還能見面，能內心無愧，坦然面對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張聞天諸同志者，唯有那些在黨內民主生活中成長起來，又以偉大事業 爲己任、以人民利益爲終身目標的國事決策人；唯有他們，纔能有這樣的勇氣、智慧和信義！■
2008年5月15日
胡耀邦：1977年3月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12月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980年至1987年任中共中央總書記。1989年4月15日逝世
胡德平：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胡耀邦長子
“耀邦同志在‘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前前後後”（上篇）刊於《財經》2008年第9期。文章下篇將於近期刊出
（本文同時刊登在將於6月9日出版的2008年第12期《財經》雜誌“改革憶事”專欄）
胡耀邦：1977年3月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12月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980年至1987年任中共中央總書記。1989年4月15日逝世
胡德平：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胡耀邦長子
“耀邦同志在‘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前前後後”（上篇）刊於《財經》2008年第9期。文章下篇將於近期刊出
（本文同時刊登在將於6月9日出版的2008年第12期《財經》雜誌“改革憶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