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克羅齊的這句話，首先就得了解他的世界觀，而考察一個人世界觀或者他的哲學根基，就得摒棄這樣一個成見，即沒有必要去糾纏他是唯物還是唯心主義，這事在克羅齊看來，就是十分討厭的。既如此，我們乾脆就不要理它。
在哲學的根本問題上，克羅齊克服了黑格爾哲學中的“死東西”，即揚棄了黑格爾帶有二元論殘餘的哲學。所以，克羅齊認爲世界是完全的整體，同時還是一個生生不已的過程；對於這個整體，我們只能從精神上把握，對於這個過程，我們又必須歷史地來看待。今天我們討論這個問題，從此入手，十分關鍵。下來就是精神活動怎樣來對生生不已、至大無外的現實加以思考和把握。克羅齊認爲這種活動必然採取“判斷”的形式。這判斷既是一種哲學的思考，也是一種歷史的判斷。對於這點，我們別無疑問。克羅齊又講：“說歷史是歷史的判斷還不夠，必須補充說，每個判斷都是歷史的判斷，或簡言之，就是歷史。如果說判斷是主詞和賓詞的聯繫，那麼主詞或事件，不管在判斷的是什麼，總是一種歷史事實，一個變化，一個進行中的過程。”“歷史在其最簡單的形式上——即，在其基本形式上——是判斷，即個別與普遍的不可分割的綜合來表述的。”克羅齊認爲，所有判斷的主詞都是直覺所見的個別形象，一切判斷的賓詞都是以概念所表示的普遍意義或道理。因此，判斷必然是個別事實與普遍意義的結合。舉個例子，如“拿破崙是歐洲的征服者”，這裏，“拿破崙”是主詞，代表一個個別形象，“歐洲征服者”是賓詞，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概念。我們不去認識或思考歷史則已，一旦我們要認識或者思考歷史，就必然將一個別史實如拿破崙同一普遍概念如歐洲征服者、歐洲解放者或專制 暴君等結合在一起想，否則就永遠無法認識歷史，或者說歷史就根本不存在。正如我們翻來覆去念叨“拿破崙是拿破崙”並不能告訴我們關於拿破崙這一歷史人物的任何情況一樣。
既然這樣，我們就明白了克羅齊所揭示的一個道理，史實並非是先已獨立存在，只有經過人們思考，才顯示出意義，史實及其意義是在思想或精神活動中同時產生的，史實與意義結合在一起才構成一個歷史判斷。這判斷不是關於個別事實的客觀報道，而是思想活動的一個結果。換句話說，是思想產生了歷史，思想活動就是歷史，而克羅齊認爲精神活動、思想活動就是哲學，所以我們就明白了克羅齊的一個基本觀點：歷史即哲學。
這就把大問題解決了，將導向他的另一個基本觀點。由上面歷史就是哲學可推導出歷史就是思想活動，而任何思想活動對於思維主體來講總是發生在現時現刻的，所以“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它總是現時現刻活動在歷史學家頭腦中的思想。“但是，如果我們更細想一下，我們就看出，這種我們稱之爲或願意稱之爲‘非當代史’或‘過去史’的歷史已形成，假如真是一種歷史，亦即，假如具有某種意義而不是一種空洞的回聲，就業是當代的，和當代史沒有任何區別。像當代史一樣，它的存在條件是，它所述的事蹟必須在歷史家的心靈中迴盪。”這樣，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非當代史、過去史，它們全都是當代史。“顯而易見，只有現在生活中的興趣方能使人去研究過去的事實。”所以，這種現在的興趣引導我們去研究過去的歷史，準確地說是喚醒和復活過去的歷史，並按照現在的興趣來思考和理解它。這裏，我們引用英國哲學家沃爾什的話加以證實、加以理解，則更爲明瞭。
“歷史，並不是作爲實踐活動的科學的一個分支，我們可以用心理觀察來支持我們的主張，因爲生活在文明社會中的人都會感到爲了自己現實活動的目的需要去描繪過去的圖景，他們對過去感到好奇併力圖重建這過去，因爲他們希望從那裏發現他們自己的志趣和利益。既然他們看到的歷史取決於他們的觀點，這種需要就總是在某種程度上得到滿足的。從這裏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說，歷史之光餅不投射在‘客觀的’事件上，而是投射在寫歷史的人身上，歷史照亮的不是過去，而是現在。”（見W·H·Walsh，“Philosophy of History”，P111）這樣是不是否認了歷史的真實性呢？我們再看一看沃爾什的解釋。沃爾什說，主要是因爲歷史思維中主觀因素的作用不同於其在科學思維中的作用，歷史思維中極爲突出的特徵是它的選擇性。這種選擇性至少包括兩種含義：（1）每一部歷史著作都是部分的，因爲一個歷史學家不論其興趣多麼廣泛，都只能將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過去某一個方面或幾個方面；（2）沒有一個歷史學家能夠把過去發生的事講得面面俱到，即使在他本人的研究領域也是如此：人們必須選擇某些事實給以特別強調，而忽略其餘。正是這種選擇性，使得歷史中主觀色彩遠勝於科學，而無法達到科學中的那種客觀，並造成歷史學家對同一問題的意見分歧。
沃爾什的話也有問題，究竟能不能達到“科學中那種客觀”呢？我們來看克羅齊自己怎樣說的。假如我們已經擺脫了由於“證據”缺乏可靠性而產生的一種懷疑或如馬克思所說已經十分客觀了的話，那麼還有另一種形式的懷疑論無法擺脫，“這種懷疑論叫作‘不可知論’更合適些，它並不絕對否認歷史的真實性，但它否認歷史具有完全的真實性。……事實上，關於羅馬或希臘諸國的源流，關於希臘和羅馬文明以前各國的民族，儘管我們擁有學者們的全部研究，我們究竟知道些什麼呢？如果關於這些民族的生活有什麼斷簡零編傳到我們手裏，人們對它的解釋又是多麼地不確鑿啊！如果有些傳說流傳到了我們手裏，那又是多麼貧乏、混亂和矛盾百出啊！而關於這些民族之先的民族，關於從亞洲和非洲向歐洲移植或者倒過來，歐洲向亞洲和非洲的移植，關於它們和海外各國甚至和神話的大西洲的關係，我們就知道得更少了。此外，關於人類起源的一元發生說或多元發生說又是一個使人頭痛的問題，可以有各種各樣的推測。……歷史的起源是模糊不清的。整部歷史，甚至於我們最接近的近代歐洲史都是模糊的。誰能真正說得清俄羅斯的一個丹東或羅伯斯庇爾，一個拿破崙或亞歷山大的動機是什麼呢？在活動的本身，即活動的外化方面有多麼模糊和空白之處啊！關於9月中的日子，關於霧月18日，關於莫斯科的焚燬，人們寫出了堆積如山的書籍，但是誰說得清這些事情是怎麼發生的呢？甚至那些直接目擊的人也說不清，因爲他們遺留給我們的敘述是分歧的和矛盾的。……我們當然知道我們自己的歷史和周圍世界的歷史，但和我們無限的求知慾比起來，我們所知的是多麼少、多麼微不足道啊！”我們該怎麼辦呢？克羅齊緊接着說：“通向無限的道路跟通向地獄的道路一樣寬廣，如果它不導向地獄，它就必然導向瘋人院。”無限對我們是沒有用處的，只會使我們望而生畏。“只有可憐的有限纔對我們有幫助，纔是有定的，具體的，才能被思想所掌握，才能成爲我們的存在基礎和我們行動起點。所以，即使無限的歷史之全部特定的無限事物能給我們的慾望以滿足，我們所該做的也只有從我們的心中把它清除出去，忘掉它們，而只聚精會神於與一個問題相適應和構成活生生的積極的歷史，即當代史的某一個點上。”
所以，企圖使歷史與歷史事實達到一致或吻合，只是一種幻想，只有的努力是不真實的，無意義的。而克羅齊認爲，歷史的價值就在於解答人們現實生活中發生的種種問題，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實現這一目標。這並不是單純地去如實說明歷史，而恰恰是爲了現在和將來的利益去認識過去，解釋過去。顯然，只有受到現實的刺激，人們纔會真正研究歷史，也才能真正懂得歷史。
（文中摘引，除署名外，均出自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和實踐》一書中）
199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