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它叫終南山的時候，它是文化山，和一切人有關，也和王右丞李太白韓愈有關。
當它再叫秦嶺的時候，它是自然界裏一座有着大塊結構的山，古人說它“分地絡之陰陽”，李四光說它還具有影響日本地質構造形式的力量。“脈起崑崙，尾銜嵩嶽”，這句話雖是一句自然地理式的描繪，但實際上它一攬了中國文化的觀念。
古代堪輿者的闡釋中，中國陸地上自北向南，緯度每隔8度就有一列橫向的山脈，非常突出。《尚書·禹貢》中說是“三條四列”，到李四光，不過又換個說法，是“三縱四橫”，其實沒有區別。那三條緯向的地質構造就是所謂的“龍脈”，藏風聚氣，埋葬着中國歷史上幾乎全部的帝王。最北邊，從陰山、賀蘭山起，進入山西，起太行，渡海而止，如果在這裏畫一條線，蜿蜿蜒蜒，像是一條龍形，這就是風水家說的“北龍”。這條龍脊的兩邊，數一數，無數的帝王陵自西至東排列，西夏王陵、成吉思汗陵、清西陵、東陵，金代帝陵、明十三陵、遼代帝陵等等，不一而足；第二條就是“中龍”，由岷山起，沿秦嶺，進入關中一直到泰山入海，再數一下，這裏陵墓最多也最顯赫，三國劉蜀帝陵、咸陽漢唐帝陵羣、秦始皇陵、洛陽邙山帝陵羣、北宋帝陵，還有正熱炒的曹操高陵，等等；“南龍”則是由世界屋脊的藏地、雲貴、湖南延伸至福建、浙江入海，這裏計有藏王墓、滇王墓、南越王墓、五代吳越王墓、南朝帝陵、南宋帝陵等等。
我很欣賞這個說法，它不褊狹，把各個朝代、連少數民族的政權也都全部囊括進去，顯得氣度很大。陰陽師的說法當然很準確，因爲支撐他的是老中國的觀念——陰陽五行說。
五行觀念，瀰漫在中國人的精神深處，它應當是七世紀以前中國人的思想、知識和信仰，葛兆光的話頗具啓示：古代中國是以陰陽五行爲基礎的知識世界，可能需要我們今天的人區同情地理解，因爲它有可能是另一種觀察世界的角度，它構成了和西方現代科學不一樣的知識體系。西方的科學是否窮盡了人類認識的歷史？如果沒有，那麼，陰陽五行這類知識是否還有意義？
儒釋道法，終究爲表裏。終南山，是一座佛教山，當然也可以說是道家的山。可是，那不過是那一類人即所謂精英階層的知識體系而已，至少在唐時，這些環節只和社會的上層發生關係，和老百姓關係不大，唐玄奘就是一個典型，他是皇室的常客。佛、道的信仰到宋後，才轟轟烈烈地抵達民間，纔有遍及鄉村的廟宇。
秦嶺是南北界限，在中國的陸地版塊上，南北又不是一個純粹的地理概念，它幾乎構成了一部歷史。
司馬遷說，“秦嶺，天下之大阻也”，這話其實只說對了一半。它不光是一個阻滯，而且還是溝通。“五嶺”並不是說只有五個嶺，而是五條通道，以數學的算式來計，至少要有六座峯。六座峯爲什麼又只叫“五嶺”呢？正是因爲溝通。有了溝通，中國的版圖纔是廣袤直到海邊，到天涯海角。
秦嶺七十二峪，那只是小的溝通，真正秦嶺山中有名的、起大溝通的是自古而來就有的幾條大道。子午道、儻駱道、藍關道、褒斜道、陳倉道等等，每一條都和征伐有關，也都和溝通交流有關。昭王南征，沉於漢水，《左傳》裏記過，周原出的牆盤上，也刻上去過“廣批荊楚，唯狩南行”，眉縣新出的逨盤上也有“撲伐荊楚”的記載。不過，子午道上，一騎紅塵妃子笑，也可以視作南北物資的交流。
然而，秦始皇卻並不走這個路線，他沒有面對秦嶺，而是切着秦嶺的沿兒，向東出征，就像源自西北的每一條河水，都蘊涵着無比的巨能，他出了關，便向東邊傾瀉而出，無法抵擋。
秦嶺是一條東西橫陳的山，因而它導致了中國古代戰爭的方向基本是東西方向。東、西意味着開疆拓土，而南北卻是內戰。我自己常這樣想，隋唐之際的淺水原之戰應該是東西方向的最後一次也是最著名的一次戰爭了，李世民自那次戰事之後，西北無憂，國土安定。而後世的戰爭就轉向南北方向了。南北是內戰，遼宋金代及以後，大陸上的戰爭方向基本就是這個，也基本和版圖無關。因爲在漢武、唐宗那裏，他們已釐定了疆域。再後世，秦嶺在抗戰中，雖非成爲蔣百里劃出的國防線，但事實上，秦嶺的阻隔，造就的四川天府，成爲一個民族最後靜候出擊的後方陣地。大陸新出版的《陳誠回憶錄》（最近正看）裏，他講到三十三年（1944年）桂柳戰事後，“敵乃糾衆十餘萬，大舉向西北進犯，以作窺我陪都再一次之冒險。十二月五日，獨山陷落，貴陽震動，重慶人心惶惶。（某某）等主張政府撤至昆明，以避其鋒。……我（竭力主張）重慶萬不能撤，因兵源糧源皆仰給川省，重慶放棄，即無異放棄四川，放棄四川，則憑藉盡失，將何以爲戰？”，可見，當時日本人力圖逆地理之勢奪取重慶，但是賴有天府之險，局勢終可扛下來。
地理上，南方本是逆勢，如果向北攻擊的話，則是仰攻。國民政府退居秦嶺背後的四川，敵人無論自東來，南來，皆是仰攻，因此，在陳誠的佈局裏，最後的國防線應是“北自秦嶺經豫西、鄂西、湘西以達黔、滇，以爲退無可退之界限。”這是底線，絕不能讓敵人突破，幸“天佑中華”，祖宗給我們留下的這麼廣大的疆土，我們纔有這麼大的戰略迴旋，自然也付出天大的犧牲。
可是歷史上，“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話卻是事實。秦亡漢興，漢的勝利，毋寧說是楚的勝利。李長之說，漢的文化並不接周、秦，而是接自楚、齊，這是有道理的。他說：第一，語言。漢代承襲着楚的語言。如當時稱公，即是楚語，司馬遷爲太史令，又稱太史公，也是因楚語而然。我們關中話裏，結尾詞裏常有“……先”，實際不是“先”這個字，而是“些”讀“先”的音而已，楚辭裏常有這個語助詞，屈原《招魂》詩，幾乎一句一個“些”。
第二，風俗習慣，有許多是得自楚的。例如中國古代史尚右的，楚人卻尚左，後來中國人也尚左了，這關鍵就在漢。
第三，楚歌、楚舞，在漢代流行起來。不惟項羽會作那楚詞式的歌，“力拔山兮氣蓋世”，就是漢高祖，也會作楚詞式的歌，“大風起兮雲飛揚”。
…………
實在不願多舉了，碑林陳列的漢墓畫像磚、石，人神共在，那顯然是“楚風好巫祀”的世界，是“雲中君”、“大司命”、“少司命”、“湘君湘夫人”和“山鬼”。有興趣者和喜歡反駁者可去看看李長之的《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書，這是我最喜歡的一本學術著作，有血有肉，精神飽滿。
還有，秦統一中國後推行的郡縣制，這個凝成中國大一統結構的制度實際上就來自楚國，它是周人封建制的反動，而秦人只是順應歷史潮流，秦的成功也就在於它的包容力，無疑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點。西北恰是一個接納不同文化的交叉點，秦人正好站在那裏。
包容的另一面就是展開，就是擴張，這又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點。梁啓超在世紀交接、東西撞擊的節點上曾思考過中國的文化，那便是：中國文化圈是不斷擴張的過程，由中原的中國，擴大爲中國的中國，東亞的中國、亞洲的中國以至世界的中國。
所以，我們回過頭去看歷史，都會頻頻看到從秦嶺腳下出發直到大海邊緣的秦始皇巡遊的身影。始皇帝一共出巡五次，於中原地區，只是路過，而他匆匆行程的重點總是在邊緣地帶：隴西、秦皇島、碣石、芝罘、會稽，他築長城、綿延北疆，還是確認帝國的邊界，他不惜用石頭壘起一條長長的界線。
在許倬雲先生看來，這似乎是一篇故事。在故事中，隨着歷史的進展，中國文化的內容與中國文化佔有的空間都不斷變化：由黃河流域爲核心的“中國”，一步一步走向世界文化中的“中國”。每一階段，“中國”都要面對別的人羣及其締造的文化，經過不斷接觸與交換，或迎或拒，終於改變了自己，也改變了那些鄰居族羣的文化，甚至“自己”和“別人”融合爲一個新的“自己”，這一“自己”與“他者”之間的互動，使中國我們不斷成長，也佔有更大的地理空間。
圍繞秦嶺，我們還可聚連起一個文學的譜系，《詩經》裏，“秩秩斯干幽幽南山”、“節彼南山維石巖巖”，漢魏六朝、一直到唐詩。在唐人心中，秦嶺是權力的中心，也是退卻的所在。李世民寫“重巒俯渭水，碧障插遙天”，那是高屋建瓴者的氣度。終南山又寫作“中南”，潘岳在《關中記》裏解釋爲“居天之中、都城之南”，假如寫作“終南”，那恐怕就是都城南邊的盡頭吧。王維在《終南山》詩中，首句劈面而來：“太乙近天都，連山到海隅”，他就由此看到了無邊的遠處，這是多麼大的氣派！日本的中國古代文學史學者川合康三用一句“龐大的存在感”來評價這首詩，真是抓到王維骨子裏的精神。中唐時韓愈一首《南山詩》，204句，幾乎要把南山的每一處都要盡情描繪，可見唐人的野心。
現在，它叫秦嶺，可別被表面的名字迷惑。在上一代的知識體系裏，它就是南山，秦嶺的名字只是地理書上的說法。
住在渭水北原的我從小看南山，那裏常被一帶霧氣所迷漫，那是氣象學裏的暖溼氣流遇高山而停滯，因此南山下、長安縣那一地帶是最好的土壤，生長着口味不錯的水稻，即使歷史上大的飢旱年代，那裏也不無舒適。在傳說裏，南山終日溼霧，那是黃帝戰蚩尤時，風伯雨師的戰陣。然而，峻可及天的南山終是黃帝走出迷霧的指針，奉黃帝之命專心去製作指南車的風后，在膠着的戰鬥之際終於推來一輛偉大的發明，它所循示的地標就是南山。這個偉大的發明和《大秦嶺》裏所描述的“蔡侯紙”一樣，都和秦嶺有關，它最終改變了世界，然後是世界來改變中國。
許倬雲先生的一句話，令我沉浸在無限的悵惘之中。
他說，17世紀到19世紀的中葉，這是傳統文化與傳統政治制度，還能運作的最後一段歲月。因此，你能夠想到，一去不復返的歷史時日，是一團一團向前只管涌動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