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寶木笑
羅素說:“有大型的歷史學，也有小型的歷史學，兩者各有其價值，但它們的價值不同。大型的歷史學幫助我們理解世界是怎樣變成現在的樣子的，小型的歷史學則使我們認識有趣的男人們和女人們，推進我們有關人性的知識。”其實，羅素實際上也說出了我們對於歷史和歷史小說的態度，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從我們的祖先開始就對歷史作品有着極爲濃郁的興趣，並將其視爲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因爲這種功能，一方面呈現出“大型的歷史學”的嚴肅和莊嚴，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帶着“勝利者的歷史”的“原罪”。這其實在世界歷史範疇內都是一樣的，只不過我們有着更加深刻的往事和教訓，因爲這種政治功能，歷史在中國呈現出鮮明的“廟堂”和“江湖”的“二元結構”。“廟堂”的歷史多指的是正史，是“大型的歷史”，而“江湖”的歷史更多是說野史，是“小型的歷史”。及至今天，這種分野更多地表現在野史對正史的報復性逆襲——數千年正史一統的格局，在互聯網時代被野史強烈衝擊，人們早已對正史祛魅，卻又沾染了另一個極端的毒。
這種情況從最表象的角度看，也許就是一直在火爆的清宮戲和各類歷史題材的影視作品。人們越來越喜歡這種歷史題材的作品是有更深層的原因的，長久以來“廟堂”的歷史講述一直是中國歷史的主流，人們在內心深處需要一種“顛覆感”，想要一種來自“江湖”的味道。但不知不覺中，人們卻又陷入另一個極端，即完全拋卻歷史，一味獵奇和編造的風氣愈演愈烈。“度”是個神妙的詞，一個把握不好也許就會成爲“毒”。如果我們溯洄而上，回望歷史，就會發現這種“廟堂”與“江湖”之間的歷史講述充滿玄妙。如果一定要梳理出一個規律，也許大致可以這樣說：凡是上位者需要的，則讓相關的歷史事件和人物走“大型的歷史學”的道路，用“廟堂”套路蓋棺論定；凡是上位者敵視的，則會讓相關的歷史事件和人物走“小型的歷史學”的道路，用“江湖”伎倆風傳其事。
但似乎有一個歷史人物是一個例外，她就是武則天，無論是“廟堂”還是“江湖”，都沒有給予她應有的善意，她的故事就像她的名字，是撲朔迷離的，也是令人嘆息的。這位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這位真正做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偉大女性，連自己的名字都無法在歷史上留下確切的記錄。“則天”並不是她的名字，只是尊號，她讓位唐中宗李顯時被封“則天大聖帝”，後立遺囑時稱：“祔廟、歸陵，去帝號，稱則天皇后”。至於武曌這個名字，是她自己給自己的名字——690年，她登基稱帝，改名爲“曌”。而武媚娘這個我們熟悉的名字，有說是其乳名，又有說是太宗皇帝御賜之名。總之，這樣一位空前絕後的歷史傳奇，一直以來面對的其實是“廟堂”與“江湖”之間的無盡困窘，正史對武則天的評價並不高，而野史對武則天的講述更充滿着各種誇張和捏造。
所以，日本著名女作家原百代纔會在《武則天傳》裏傾注了極大的心血和情感。令人驚訝的是，在日本，對於武則天的態度其實比我們還要冷酷，原百代說：“在日本，武則天永遠被稱爲則天武后。要說武則天皇帝，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是誰。更有甚者也許不知道誰是則天武后，卻知道唐朝有個最壞的女人。”這也許和日本社會長久以來婦女地位低下有着極爲密切的關係，原百代作爲一名現代女性，《武則天傳》的寫作無疑更像是一次當代女性找尋自我和宣誓自強的歷程。所以，《武則天傳》帶有非常鮮明的女性文學的特徵，帶着豐富的情感和強烈的情緒，我們將其看作當代女性的勵志讀物其實也並不爲過。原百代爲此付出的努力，也可作爲有力的旁證，“女性文化大獎”的背後是她十一年的筆耕不輟。而在此之前，爲了尋找一個真實的武曌，更好地查閱資料，原百代自學漢語，讀懂並弄通了《新唐書》、《舊唐書》、《資治通鑑》、《大唐西域記》以及《全唐詩》和演義小說。
正因此，原百代對於武曌的歷史講述，帶有一種“度”的拿捏的風範。那是“廟堂”和“江湖”兩者之間的搖曳生姿，是歷史講述“適度”的可貴春花。《武則天傳》從武曌的家世徐徐道來，講述了武曌的家庭鉅變，入宮從龍，遇見高宗，後宮爭鋒，及至君臨天下的全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原百代的做法又是新歷史小說式的，她將我們耳熟能詳的那些歷史人物從“神”迴歸到“人”，迴歸到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人的初衷，也就是說歷史人物更加日常生活化了，英雄主義被徹底解構和顛覆。比如，對唐太宗的描寫，這位中國歷史上最爲著名的聖主一直以來就是“神”，但在《武則天傳》中，我們看到他在皇子爭嫡中的心力憔悴和脆弱無助，他的淚流滿面顯然是原百代的小說家筆法，但卻合情合理。
然而，在《武則天傳》的整體文本設計上，原百代又堅決將“新歷史小說”的“新”字去掉，堅持了歷史小說的基本特質。“新歷史小說”畢竟在歷史小說的文本路徑上走得過遠，強調的是歷史背景板前的全新故事體系的塑造。國內如陳忠實的《白鹿原》，歷史只是背景，黑娃、白靈、兆海、孝文等人的人生故事纔是小說的意圖，國外如肯•福萊特的《世紀三部曲》，一戰、二戰這些大的背景即使嚴格按照歷史還原，但內裏的核還是幾大家族幾代人之間的愛恨情仇。需要注意的是，無論是《白鹿原》還是《世紀三部曲》，它們的主要人物是完全虛構的，新歷史小說藉此與歷史小說徹底分道揚鑣。當原百代以“傳”命名自己這本傾注了幾乎半生心血的作品，她實質上已經定下了這部書的寫作基調，她不會從歷史小說的邊界走脫，她要用真實的武曌完成一次後工業時代女性的吶喊。
意味深長的是，武曌對於所有女性的啓示意義，其實也正是她不被“廟堂”和“江湖”所容的原因。武曌十四歲入宮爲太宗才人，按照正常的劇情，她應該進入《甄嬛傳》或者《延禧攻略》、《如懿傳》這樣的情節，但偏偏她卻和太宗之子高宗李治暗牽情愫，這就完全開啓了“逆天而爲”的節奏。接下來，太宗去世，武曌發付感業寺爲尼，帶着當年的回憶老死寺廟纔是“歷史的正常”，但武曌卻偏偏殺入高宗後宮，從高宗的昭儀進爲宸妃，並於公元655年成爲皇后。後面的故事更讓男權世界的人們大跌眼鏡，公元683年高宗駕崩，武曌初立其子李顯爲帝，自己繼續臨朝稱制，不出兩月，又廢李顯爲廬陵王，另立子李旦爲帝，稱制如故。公元690年，武曌改國號爲“周”，自稱“聖神皇帝”，從此以女主稱帝15年，直到其去世後的公元709年，李旦才復位，是爲睿宗。這樣算來，中宗與睿宗均爲武曌的兒子，此後唐十五帝亦全是武曌的孫輩和後裔，甚至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中國封建社會頂峯的大唐，一直與這位“逆天而爲”的女性融合爲一，武曌最終還是“勝天半子”。
即使是號稱“開明自由”今天，面對各行各業的女強人或者生活中敢於活出自我的女性，依然有很多無聊之人酸溜溜地撇嘴，甚至惡語中傷，更何況武曌的以上“悖逆之舉”是發生在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封建社會。“三綱五常”、“男尊女卑”這些觀念早已深入文化的紋理和人們的內心，武曌的出現讓男權社會的人們震驚、不安，繼而惶恐、憤恨。偏偏武曌又是那種“我就是喜歡你看不慣我,又幹不掉我的樣子”的風格，故而長久以來，無論是從維護統治角度的“廟堂”，還是從維護所謂尊嚴角度的“江湖”，這樣的一個女人必須死，如果她活着的時候沒辦法，那就在其身後打碎她的一切。《舊唐書》算是中國正史的典範了，但是《舊唐書・則天皇后本紀》卻用“奸人妒婦之恆態”、“牝雞司晨”、“穢褻皇居”、“窮妖白首”等各類惡毒之言評論武曌，完全就是在蓋棺論定一個大奸大惡之人。
而“江湖”上的傳言更加不堪，綜合起來非常符合“江湖”風評的主要特點，即將問題上綱上線，一定要上升到道德品質的高度方則罷休。如果梳理分析一番，那就是將人“鬥倒”還要“鬥醜”的標準配置，一是一定要聯繫到“生活作風”問題上，二是一定要聯繫到“陰狠狡詐”的問題上。“生活作風”和“陰狠狡詐”的搭配其實大有學問：第一個方面能夠迅速貶低對手的形象高度，以最快速度將其拉下神壇，讓人人都覺得此人可鬥、可罵；第二個方面能夠讓不明就裏的人們迅速遠離貶低對象，以最快速度剝奪其周圍的支援，讓人人都覺得此人無情、無義。
對武曌的這種“江湖式”的形象打碎，帶着鮮明的男尊女卑的味道，也帶着明顯的歷史雙標主義的痕跡。武曌在男女關係方面一直被千夫所指，指責其“面首”（情夫）太多，原百代在《武則天傳》裏對此並不避諱，非常詳盡地講述了薛懷義等“面首”的故事。但是，原百代一方面客觀記錄這種情況的存在，另一方面卻同樣客觀地記錄了武曌稱帝之後的政治作爲。比如，科舉雖然不是武曌首創，但她卻在太宗基礎上將此項制度全方位地完善了起來，愛才惜纔是武曌在政治上非常突出的特點。據統計，科舉出身的錄取比例，太宗時大約是23%，而武曌時約爲40%，武曌時期的年均錄取人數已大大超過了貞觀年間。原百代在《武則天傳》開篇中，專門對太宗時期的官僚體系進行了很深入的論述，她認爲太宗時雖爲盛世，但官僚體制依然是貴族化和門閥化的。但武曌時期，這種貴族化和門閥化被極大削弱，大量有才能的中下層人士得以進入統治核心，比如名相狄仁傑，而玄宗“開元盛世”的肱股之臣姚崇、宋璟、張九齡等，也都是武曌一朝培養出來的治世能臣。
問題已經很明顯了，在原百代看來，不管是日本還是中國，以往對於武曌不公的歷史態度，實質上就是女性自身解放的枷鎖。講好武曌的故事，是歷史講述迴歸“度”的法則，不再遺“毒”後世的一次重要實踐。所以，我們有必要客觀地還給武曌一個公道，比如，原百代考據唐史，在全書開篇就藉着太宗的後宮，講述了“後宮佳麗三千人”的由來。看着原百代梳理出的龐大的妃嬪稱號、級別和編制，我們終於明白民間所說皇宮佳麗如雲並不是一個誇張的事情，即使像太宗這樣完美的皇帝，在女人問題上也是“多多益善”的。但太宗依然是聖主，而武曌就成了妖后。後宮是否影響着前朝，這是個說不清的問題，但客觀地說，武曌即位做皇帝時，已經67歲左右了，在當時的時代，這是一個很大的年齡。肉體上的慾望早已不可能衝昏武曌的頭腦，更何況武曌本身就是一個頭腦異常清醒、性格異常決絕的女人，薛懷義、張宗昌之流也許可以依仗武曌的寵愛在言行上橫行無忌，但他們從來也未能夠真正進入帝國的中樞，他們自己也明白武曌只是將他們當成了“妃嬪”。
原百代在《武則天傳》中流露出這樣的情緒：武曌也許找了很多情夫，但肉體慾望並不是主要原因，權力心理加上唐時較爲開化的男女關係纔是這一切的原因。其實，武曌身前身後被“廟堂”和“江湖”如此絞殺，和她思想的超前性是分不開的，武曌的想法實在是太超前了，她在很多問題上的想法，在本質上已經和當代女權運動思想沒什麼兩樣了。既然男子當皇帝可以玩弄那麼多女性，那麼，女性稱帝之後是不是應該以相同的邏輯回敬那個時代呢？顯然，武曌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給了那個時代一記響亮的耳光。
前面提到，要“鬥倒鬥臭”一個人，一定要將“生活作風”和“陰狠狡詐”搭配着進行。武曌受到當時和後人強烈抨擊的另一個問題，就是這個“陰狠狡詐”。原百代在《武則天傳》中也從未迴避這個問題——她歷史講述的“度”其實就在於這種不迴避的態度。原百代總結武曌的性格是兩個字一個是“忍”，一個是“狠”，特別是這個“狠”字，原百代是忠於歷史的。早在武曌登基之前，她便用酷吏進行恐怖統治，殺了不少官員百姓，而在對李唐皇室的問題上，更是冷血無情，光是自己的骨肉，武曌便殺了一個女兒、兩個兒子還有兩個孫子。在這個問題上，原百代並不想爲武曌辯護，冷血就是冷血，這必須承認。然而，這在政治鬥爭還多以野蠻狀態出現的封建社會並非個案，爲了最高的權力，無數生靈塗炭？爲何千年以降，唯獨武曌被痛批得最爲厲害？
爲此，原百代就要在歷史小說的框架內，緊緊圍繞一個“度”字，寫出一個有血有肉的武曌。原百代要還原一個最接近史實的武曌，更要還原一名內心豐滿的唐代女性。按照這樣的寫作目的，《武則天傳》在歷史講述上的“度”，一方面表現在尊重歷史，這是爲反擊“廟堂”對武曌的不客觀，另一方面是合情合理地探求人物心理，這是爲顛覆“江湖”對武曌的不公允，喊出女性的心聲。而這也正是歷史和歷史小說的重要區別所在，考據歷史還原武曌，只能算是一次大型的歷史論文寫作。而在客觀史實的框架內，去合情合理地探究歷史人物的心理，則是歷史小說的魅力所在。原百代作爲日本“女性文化大獎”得主，她的筆法很有女性文學特點，非常細膩，特別是在人物心理揣摩上。
武曌內心如何一步步強大，如何在內心一步步走向“勝天半子”的宏大結局，是原百代在《武則天傳》中最重要的線索。在這方面，原百代不惜少見地進行大篇幅的心理揣測和描寫。例如，原本漸漸對武曌寵幸有佳的太宗，因爲“唐三代而亡，女王昌”和“武姓爲王”的讖語而果斷冷落武曌，甚至時刻考慮要殺死她，卻因爲李淳風的“殺死當下的武姓，將來會出現更加讓唐室麻煩的武姓”的斷言而猶豫不決。武曌被周圍的宮女、太監欺辱，整日又擔心自己性命不保，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子最終在低等宮女居住的陋巷裏一點點破繭成蝶。原百代寫那時的武曌開始也會哭泣，也會茫然，特別是心中充滿着恐懼和絕望，然後她一點點明白生存還是毀滅的命運本質，繼而看到周圍妃嬪和宮女的慘狀，漸漸醒悟“靠別人的寵愛而生活，是多麼脆弱和危險”，直至“武曌擡頭望着銀白色的月光，此時，如果有人看到這幕悽豔的情景，必以爲是拜月的妖狐降世，嚇得渾身發抖。”
正是在這裏，原百代實現了歷史小說在講述中的“度”，還給了讀者一本合格的小說體裁的《武則天傳》。相比之下，那些打着“廟堂”旗號的“歷史”和扯着“江湖”幌子的“小說”，則顯得有些造作和不堪了。關於武曌的故事，原百代最爲不滿的也正是這兩個領域的這種“不堪”。原百代說：“一個弱女子從貴族官僚階級手中奪權皇權，無疑會引起當時儒家乃至門閥貴族的刻骨仇恨。”她提到過三個人，一個是司馬光，《資治通鑑》這部一心要教導出盛世明君的教材，偏偏在武曌這裏着重描寫她的私生活，反覆鞭撻、斥罵甚至進行人身攻擊，將其描述成十惡不赦的毒婦。另一個是林語堂，他基本上就是將司馬光的觀點進行了更加偏激的延伸，其作《武則天》以鞭撻、諷刺、咒罵貫穿始終，特別是其在書中口口聲聲說：“我寫的不是小說是歷史”，聲稱自己對《舊唐書》進行了深入研究，卻被原百代找出許多基本的常識錯誤，而那些常識錯誤，只要真正讀過《舊唐書》的人幾乎都不會犯。
更意味深長的是，在武曌的問題上，原百代指出的第三個人是郭沫若。郭沫若也寫過《武則天》，但與林語堂卻正好相反，武曌在郭沫若的書中一下子成了聖人，各種不着邊際的讚美滿天飛，甚至連一直深深被武曌人生故事吸引的原百代也看不下去了，稱郭沫若寫的武曌“多處露骨的美化顯得十分笨拙”。也就是說，歷史講述的“度”如果掌控不好，很可能會成爲貽害無窮的“毒”，武曌的故事只是其中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而歷史上類似的情況不勝枚舉，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深思。也許，原百代的《武則天傳》對於我們的現實意義就在於：“以史爲鑑”的行爲本身並無過錯，但“明辨史實”的客觀謹慎態度，卻應該首先成爲我們每個人應具備的歷史素養，畢竟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講述的“度”就是人們認知世界的標準，毫無敬畏地不斷越線，失“度”成“毒”，受傷害的不僅是我們，可能還會有我們的後代。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