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決定論最早產生於19世紀初期，是隨着地理學科的出現和發展而出現的一個理論。這個理論最早的倡導者是地理學家，他們從地理學科的角度出發，考察自然地理環境和人類社會發展的關係，進而得出了環境對人類社會發展具有決定性影響這一重要結論。後來馬克思站在唯物主義的觀點下對環境決定論進行了豐富和批判，探討了地理環境和人類社會的關係，認爲人的性格和命運是環境決定的，社會歷史環境對人的性格和命運具有制約作用。這個理論在19世紀30年代尤其流行，並真實地反映在同一時代的文學領域上。
現實主義文學出現於19世紀30年代，在19世紀中後期演化爲歐美文學主潮。現實主義又稱寫實主義，是指對生活忠實的再現，按照生活本來面目描繪生活的一種方法。現實主義者認爲，客觀世界本身是真實的，人的思想感情和行爲都是一定客觀環境的產物，因此表現客觀生活比表現主觀精神更重要；表現社會比表現自我更重要，真實地再現生活比描繪理想化的生活更重要。
1830年法國爆發的“七月革命”和1832年英國實行的議會改革標誌着西歐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工業革命的成果改變着社會結構形態和人的價值觀念與生存方式，這種特定的社會政治經濟直接影響着文學，人與人之間惡化的關係、人的道德和人的價值觀念終究是從浪漫主義的誘哄中醒了過來，理性王國的肥皂泡破滅，五彩的幻夢消失，他們睜開眼重新審視這個社會，無情地劃開現實世界醜惡的肉體，剖析着這個社會的罪惡的靈魂。
先說十九世紀的法國現實主義，它以描寫封建貴族與新興資產階級的矛盾以及資產階級內部矛盾爲主，從司湯達到巴爾扎克再到莫泊桑和法朗士，法國的現實主義作家對資產階級社會進行了毫不留情的、冷峻的、刻骨的批判和譴責，因此後來的人都喜歡在法國的現實主義前面加上“批判”二字以彰顯其極度的批判。司湯達是法國現實主義小說的奠基者，在他的代表作《紅與黑》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見環境決定論的身影，小說的主人公於連從奮鬥到成功到失敗的一生，以及他那兩段失敗的愛情都是當時社會大環境下的產物，他的雙重人格、他的矛盾心理。他的野心和手段都廣泛地展現了“19世紀初30年間壓在法國人民頭上的歷屆政府所帶來的社會風氣”，於連在審判臺上說“我決不是被我的同階級的人審判，我在陪審官的席上，沒有看見一個富有的農民，而只是些令人氣憤的資產階級的人。”強烈地抨擊了復辟王朝時期貴族的反動，教會的黑暗和資產階級新貴族的卑鄙庸俗，利慾薰心。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英國作爲歐洲資本主義發展最早最快的國家，工業革命最早的源地，他的現實主義文學則較多地表現了在新的生產方式下的勞資矛盾以及“小人物”的悲慘命運和苦難生活，善於諷刺中上層階級人與人之間風雅而虛僞的關係，帶有凸出的道德熱情，人道主義和改良主義色彩特別濃厚。查爾斯·狄更斯的《雙城記》的復仇女性形象德伐石太太，作者濃墨重彩的去描繪了其殘酷和爲了復仇而傷及無辜的變態心理，從而通過她折射出殘酪的暴力和復仇以鮮明的結局表達自己反對暴力的人道主義思想。薩克雷的《名利場》中的窮畫匠的女兒蓓基·夏潑，一個冷酷自私，利用一切手段往上爬的女冒險家，她爲了迎合上流社會的道德標準而不折手段，這是資本主義快速發展、工業革命大有成效、階級差距日漸擴大的背景下的一個野心家，那個時代那個卑微的身份推動着蓓基·夏潑爲了生存一步步走向資本的名利場。
俄國作家屠格涅夫在《父與子》中描寫了一位與“多餘人”相對的“新人”的形象，成功地傳達出了知識分子在革命爆發前的精神狀態。知識分子的革命性大大增強了，但仍然得不到理解，顯得無力無助。這部小說創作於19世紀60年代，當時的屠格涅夫敏銳的發現隨着俄國政治改革不斷深化的同時，平民知識分子階層正在悄然興起，他們吃苦耐鬧、意志頑強且具有天然的反抗精神，崇尚自然與科學，屠格涅夫的心神被這個新生的介於平民與貴族之間的階層深深吸引，由此他創造出了巴扎羅夫這個“新人”形象，在他的筆下巴扎羅夫自信聰慧，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他蔑視貴族階級，否定現有制度，批判落後守舊的平民階級，不屈從權威，體現出了這一新階級在那個時代理所應當具有的獨立思考的處事態度和初生牛犢不怕虎的鬥爭精神。
一個人的性格與命運就是他所處環境生產出來的副產品，“出淤泥而不染”只能是少數情況，“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纔是社會的大部分人。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及其後期的社會裏，資本主義進入發達時代，工業革命的勝利讓城市生活成立主流，但隨之孕育的制度公平、社會公正、勞資矛盾、拜金主義等問題像是雨後春筍一般破土而出，在那樣的社會大環境下，無論是作家本人還是作家筆下形形色色人的人物他們都不得不一改往昔追求精神烏托邦的態度轉而關注被他們所唾棄的現實社會，關注尖銳的社會矛盾併爲其提出自己理想的解決方案這是大勢所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