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張愛玲的作品是上世紀中國文學不可多得的一股清流，徐曉的《半生爲人》描寫的正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那一批文青“從不懷疑中產生了懷疑”，在那個時代潮流中掙扎的故事。說起來，它似乎算不上不食人間煙火，而它恰恰是在這煙火氣中，脫去了一切荒誕和殘酷，留下了屬於這個時代最美的影子。
這本散文集記錄着那個時期涌現出來的一批“新人”。套用作者的話說，“新人”這一概念始於俄國革命民主主義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他的代表作《怎麼辦》一書的副標題是“新人的故事”。這本書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對於中國知識青年產生過巨大的影響，但它與另一本對中國知識青年產生過更大影響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在理念上相當不同。
兩本書描寫的都是革命與革命者，但後者是我們所熟悉的集體主義、共產主義式的革命，這種革命很少爲個人的生活和成長留有空間。而前者讓我們看到，在革命的大背景下，不僅有愛情與婚姻的位置，而且有個人的權利和自由。作者主張“合理的利己主義”，但並沒有以此作爲真理的棲息地而放棄對理想人格的追求。這正好成爲具有懷疑精神的一帶青年思想資源。
之所以在剛開始提到張愛玲，正是因爲兩者在二十世紀中國的“主流文學”當中，開闢了“不屬於這個時代，卻屬於我們每一個個體”的文學。如果說張愛玲是新生的花苞，徐曉和後來這樣的一批作家就相當於是待開的花朵。而文學這朵花，也在這之後，綻放出更多絢爛的顏色。
作者徐曉1981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在文革後期被捕入獄，兩年後釋放並得以平反。在此之前，她就是在北京的衆多知識青年中的一員。像徐曉和史鐵生的相識就十分有趣。
我們的相識是在一九七四年夏天……然而一種神差鬼使般的直覺是我自信：他是個好人。儘管這種自信不僅是荒唐的而且是危險的。我向他傳播了不少“小道消息”，講了許多在那個年代來說要殺頭、要坐牢的話。他聽。也談，然後嚇唬我說：“你知道我是什麼人嗎？不怕我告發你？”我也嚇唬他：“這裏沒證人，如果你告發，我就全推到你頭上。”
我們的友誼就這樣開始了。這樣的一種友誼，在那個親友間也只能用手握的緊一點兒來表示心照不宣的年代，幾乎不可想象，只有在充斥着蒼涼、傷感的自然氣息的地壇公園纔是可能的。那年我二十歲，二十歲的女孩兒，有着怎樣一種尋覓知己、傾吐心聲的渴望！爲此，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半年以後，受朋友牽連我身陷囹圄，我們的交往被迫中斷了兩年。
如此一來，他們就認識了，也成爲了終生不斷往來的朋友。在徐曉這本寫人敘事的書中，我也知道了當時許多作家在生活中的樣子和不爲人知的一面。
……但我總忘不了他的形象。爲了尋找合適的措辭，他會突然把談話的對方甩在一邊，不是仰頭看着天花板，就是低頭在輪椅的膠皮軲轆上蹭那半支熄滅了的香菸，眼裏充滿了緊張。急切的情緒，等他考慮成熟尋找到了合適的詞句，足以擊敗對方時，馬上變得興致勃勃，就像個頑皮的男孩兒找到了自己心愛的玩具手槍，得意地玩味和自己的發現。
和她的那些朋友一樣，趙一凡在作者在小徐當老師和出獄後那段時間，都給予了她莫大的精神鼓勵。而和其他朋友不同，單說趙一凡，因爲他不僅是作者的精神導師，同時他本身也是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人。
儘管在看此書之前，趙一凡這個名字十分陌生，但看完此書之後我才感受到那個年代的人，只爲文學這一件事，竟可以付出這樣的精力和心血！在那一批文青流傳的很多當時的 “禁書”，很多都是經過趙一凡之手而來的，遇羅克的《出身論》也是由趙一凡出版的。
文革時不辭酷暑嚴寒，奔走於北京各個院校，選錄大字報，收集小報、傳單和大概是難得一見的地下文學作品，還有禁書。細心地分類編號，抄寫翻拍，予以保存，十年如一日。一凡靠雙柺行走，他的脊柱考金屬支撐着，一條腿在地上拖着幾乎擡不起來。
而這些成噸的材料，在一凡被捕的時候並沒有失去，是一個偶然：他死前立遺囑要把它交給作者處理，而作者並未知道這一事。等到她知道之時，這些珍貴的資料全部都已被趙一凡的保姆送進了廢品回收站。而趙一凡，與史鐵生一樣，都是殘疾人，英年早逝。
看到這裏，不禁扼腕嘆息。而整個事件，在作者的筆下，就和“我那天去一凡的家裏……”的風格一模一樣，似乎她寫下這些，就像一個旁觀者一樣，平靜而真實。
有人說《半身爲人》這本是美化後的八十年代的產物。它的文字，就和它所敘述的那些畫面一樣簡單卻讓人流連忘返。
“我們的小屋從不冷清，常有人不約而至，深夜十二點也有人來敲門。來的最多的是鄂復明，家裏的力氣活兒、技術活兒全由他一個人包了。字方便的是不用請，只要等着，不出三天他準會來。史鐵生也是那時候的常客，房子小，沒有沙發也沒有手扶椅，專門爲他準備了一張摺疊椅，鐵生搖着車到門口一喊，他就跑出去揹他進來。”
“……天已經黑了，大家爭論的聲音很大，我直怕騷擾同院的鄰居，一再要求他們把聲音放低，卻全然無效，直到每人端上一碗熱氣騰騰的小豆粥，才把大家那口乾舌燥的嘴堵上。”
在同一個虛無而荒誕的時代中誕生了一批擁有共同愛好和理想的人們該是一種怎樣的幸運啊，也許，對於我生於20世紀末的人來說，這便是那個時代對於的魅力所在吧。我們無法評價那個時代的好或壞，也不可能再回到那個時候。對於那樣的生活，我們剩下的只有毫無意義的憧憬和想象。
本書二版序的作者在《弱者的勝利》一文中有段話我特別認同：“現在海外的《今天》，已不是當年的《今天》。那些當年投身於《今天》，各有才華個性而不爲人知的人們，周郿英、趙一凡、史鐵生、鄂復明、李南、崔德英、王捷、劉羽、田曉情這些名字在書中的出現，讓我真有一種，‘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感覺。”
劉瑜在《子彈》中這樣評價這本書：她寫的正是金色的八十年代。當然她的書裏也有70年代和90年代，但是她寫的70年代也是80年代，90年代也是。別人的80年代還沒有到來時，她的已經到來，別人的80年代已經過去時，她的還沒有過去。
這是一羣在當時對抗荒誕、找尋意義的人們，在原本漫無目的的荒誕中，變成了在這個茫茫世界之中找尋意義，又在不經意間相知、相識，因爲共同的對意義的追尋在這個國家大病初癒之後相濡以沫的故事。說起來簡直覺得不可思議，一羣年輕人，因爲文學——這個共同的愛好，走在了一起，他們就像是家人一般，而那種關係卻又不是親情。他們的關係朦朧而又浪漫，而那又不是愛情。似乎今天，我們沒辦法用我們的詞彙去理解或是定義他們之間的感情。
然而，對於作者徐曉來說，這本書並不是只有對青年時光和朋友的懷念，更是對自我的反思。就像在這個時代，我們從懵懂開始日復一日地上學，漸漸在成長的過程中思考人生。也許在那麼幾個瞬間，你感受到了虛無，開始找尋原本似乎“不存在”的意義。這種感覺就像作者在描寫的她的青年時期一樣。
作者將他們當時的那一批文青成爲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作品《怎麼辦》中的“新人”。她在書的自序中寫道：“這些具有‘新人’特徵的反叛者，還沒有足夠成熟的人格，足夠強大的精神力量，保持一個反抗者的姿態，並承擔起‘新人’的使命。那段離我們不遠的歷史，如今在一些人的記憶中已經褪色，而在另一些人中而被當成歷史的神話加以徹底否定。毫無疑問，我們應該反思@那曾經的信仰，是因爲原本就是錯誤的，所以根本就不值得去信嗎？是我們壓根兒就沒有觸到實質，因而不可能徹底嗎？還是我們否定它，只因爲不能爲自己的沉淪尋找到自圓其說的理由？這是對於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如今已經‘潰不成軍’每一個曾經的反叛者的提問。”
隨着丈夫周郿英，好友趙一凡的離世，北島等人的出國，曾經的《今天》聚攏的那一批青年如今再無法重聚，那個時代終於成爲了歷史。也許，就像劉瑜說的，徐曉在這場宴席散盡之後，獨自一人守着那個八十年代留下的最後的燈光。而作者徐曉那段話由衷的發問也許也正是每個人在某個夜深人靜來源於內心的聲音：你的初心還在嗎？曾經那個孩子一直堅守的東西也似乎在離現在的你漸行漸遠。
時光荏苒，人們漸漸選擇了背叛——遺忘和否定，而徐曉這一連串的發問就像一個響亮而清晰的警鐘一般敲醒人們的大腦。只可惜，人們只是在那一刻被驚醒，而又開始麻痹起來。那段往事，那個曾經的八十年代，註定成爲了永遠的曾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