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8月13日 10:57南方週末【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評論80條
鍾偉
雖然中國30年來CPI平均不過4.8%，表象上沒有嚴重的通貨膨脹，但各口徑貨幣供應量的極速增長，仍然使貨幣當局巧妙地、不知不覺地取走了居民財富的大部分，這種進程就是所謂的“貨幣化”
1980年代初，中國曾經流行過一個詞彙，叫做“萬元戶”，這些當年作爲先富裕起來代名詞的“萬元戶”，經過30年的中國金融洗禮，其財富的可能膨脹和縮水狀況如何？
我們分別選取1981、1991、2001和2007年這四個時點來考察，看看貨幣可能的變遷途徑。
第一種：從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看，上述四個時點分別爲：500元、1700元、6800元和13800元。因此“萬元財富”要跟得上人均貨幣收入增長，30年前的一萬元，大體和現在的27-28萬元相當。當然也有另外的貨幣收入變動口徑，例如以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看，上述四個時點則分別爲780元、2300元、10800元和21200元，這樣算下來結果差不多。從業人員的貨幣工資，在過去的30年間，每10年增長約3-4倍，這實質上就意味着儲蓄起來的1萬元必然隨之貶損。或者說，1981年的1萬元，大約相當於當時職工13年的工資，或者家庭人均20年的收入，按照目前工資或收入水平來推算，當年1萬元應該大體相當於現在的27萬-28萬元的水準。
第二種，從居民人均儲蓄看，上述四個時點居民儲蓄總額分別爲：523億、9200億、7.4萬億和17.3萬億，考慮人口變化之後的人均儲蓄爲52元、800元、5900元和1.3萬元。這樣算來，1981年的“萬元財富”相當於當時人均儲蓄的200倍，折算到現在差不多是255萬元。
從上面兩種很粗糙的計算看，“萬元財富”經不起時間的折磨大幅度縮水，假定中國有類似美國一樣的與通貨膨脹指數掛鉤的國債(TIPS)，那麼以1981年爲定基，四個時點的CPI指數分別爲100、199、390、440，也就是說，即便中國居民早在30年前就能夠購買和CPI指數掛鉤的國債，當年的1萬元到現在也就僅僅4.4萬元而已。假定當年的“萬元戶”採取五年定期儲蓄不斷滾動定存，即便考慮到保值貼補，當年存入銀行的1萬元今天充其量也難超過10萬元。
例子可能是粗糙的，但結論顯而易見：過去30年，錢本身的確隨着時間的推移非常“不值錢”了！
雖然中國30年來CPI平均不過4.8%，表象上沒有嚴重的通貨膨脹，但各口徑貨幣供應量的極速增長，仍然使貨幣當局巧妙地、不知不覺地取走了居民財富的大部分，這種進程就是所謂的“貨幣化”。
一國貨幣化程度以及相關影響的研究，在國際上興盛於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以後顯著降溫。國內的先驅研究則是易綱在2001-2003年完成的，易綱測定了當時中國的經濟改革、貨幣化進程、匯率變動、貨幣化和價格變動的關係。爲了便利起見，我們不妨把事情說得更直白一些。
過去30年，中國貨幣化進程的一個維度是貨幣使用範圍的不斷擴大。在1980年代初期，可能只有柴米油鹽等生活必需品才用得着錢，並且還得有票證配給，才能派得上用途。當時的教育、住房、醫療等基本上是公費的。隨着經濟社會改革的不斷深化，上述領域大體都貨幣化了，上學貴、看病貴、商品房更貴。不僅如此，連許多不應該貨幣化的領域也充分貨幣化了，舉凡行賄受賄、買官賣官，錢都是背後的根本推手。貨幣使用範圍的擴大，本身就要求貨幣當局發行更多的貨幣，原來“高福利、低工資”的勞動報酬結構，也逐漸向以貨幣收入爲主、以社會保障爲輔的結構傾斜了。
中國貨幣化進程的另一個維度是貨幣發行規模的驚人膨脹。以每年淨投放的現金看，1981年爲50億元，2007年則爲3300億元，增長了66倍，流通中現金則從3200億增長到2.7萬億，這還沒有考慮銀行卡對現金的巨大滲透和替代效應。以廣義貨幣M2的餘額來看，1981年爲1.9萬億，2007年則爲40.3萬億，增長了21倍，在過去20年，即便在M2增速最低的2000年，也達到了同比增長12%。信貸和廣義貨幣的投放持續快於居民收入增長，快於GDP增長，過去10年，中國的M2/GDP比率始終是全球最高的。
經過次貸危機的衝擊，截至2009年上半年，M2餘額達到了57萬億，同比增速28.5%,信貸餘額37.7萬億，同比增速34%,流通中現金餘額達3.37萬億，同比增速11.5%。中國經濟似乎被寬鬆的貨幣供給和同樣難以遏制的工業規模膨脹所籠罩，經濟運行類似於被過度潤滑的車輪，快速向前。但是很遺憾，勞動力要素分配在GDP中的佔比、職工貨幣收入的增長以及收入分配的扭曲都已難以掩飾。無論如何，職工收入增長趕不上發鈔增長的步伐。
中國極速的貨幣化進程帶來了許多幸運的事情，一是貨幣化能夠使得財力實際上向政府集中，不利於持有銀行儲蓄或中長期國債，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收入分配惡化的問題。二是貨幣化能夠使得銀行體系的總資產不斷膨脹，快速擴張不利於銀行維持穩健的資本充足率，但卻在很大程度上稀釋甚至掩蓋了銀行體系的不良資產問題，周小川曾指出，在2003年之前，銀行體系不良資產的化解，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資產規模的擴張，然後纔是治理結構的改善。從過去的30年看，中國極速的貨幣化進程，是政府得以統領經濟改革不斷向前的很重要的幸運因素。
經濟金融運行的有趣之處就在於，這往往是政府和私人部門之間你有政策，我有對策的博弈過程。就1980年代的萬元戶而言，如果他沉湎於消費，在當時購入還十分希罕的彩電、冰箱和磁帶錄像機，那麼到今天這些資產的殘值接近於零；如果他前瞻於保值，在當時購入黃金並持有至今，我記得1980年代金價每克大約60-70元，目前大約270元，增值不到5倍；如果他當時買入大米並假定大米可長期不變質，那麼30年間，每公斤大米的價格已從約0.5元上升到約3.5元。即便選擇儲蓄或者國債，在貨幣化的侵蝕下，30年來幣值仍然會被消蝕2/3。
在快速貨幣化的進程中，持有現金或者低風險低收益的儲蓄、國債等金融資產，和把大半財富拱手讓出的差異並不大。用貨幣去購買可以大規模產業化提供的消費品，幾乎等同於奢侈的揮霍。
中國極速的貨幣化進程雖然已經持續了30年，但很難想象它還能再持續30年，金融體系的過度銀行化以及投資在經濟增長中過於顯赫的地位，都可能使技術創新遲緩、結構調整不暢、收入分配改革難以得到真正關注。更令人關注的是，地方政府、企業甚至居民都已經在三十多年的切身體會中，注意到了運用“長期金融負債”去對抗甚至去利用快速貨幣化，其基本理念無非就是今日之財不是財，明日之債不是債。
在我看來，中國的貨幣政策必須在很大程度上重新迴歸，向古典的貨幣數量論迴歸，使經濟增長、收入增長和貨幣供應保持相對穩定合理的關係，貨幣政策工具也應不拘泥於所謂間接調控，而應該價格工具和數量工具並舉，對內平衡和對外平衡兼顧，並關注資產價格和通脹預期異常變動的可能風險。
(作者爲北京師範大學金融研究中心教授、中國金融40人論壇學術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