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莱泽先生的基本论点是，城市的繁荣会放大人类的优势——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能够推动创新、吸引人才、鼓励创业，进而促进社会与经济的流动性。格莱泽针对雅典、伦敦、东京、班加罗尔、休斯顿、波兰，在美国，有2.43亿人口拥挤在仅占全国总面积3%的土地上，那就是我们的城市。生活在东京及其周围的人口高达3,600万，这里是全球生产效率最高的城市区域。孟买的中心城区居住着1,200万人口，上海的人口规模与其相差无几。在一个空间如此辽阔的星球上（全球所有的人口可以全部住在得克萨斯州，而且每人拥有一套私人别墅），我们选择了城市。
在美国，在大城市的大都会区工作的工人的收入比不在大都会区工作的工人高出了30%。这些高出的工资被较高的生活成本所抵消，但这并不能改变高工资体现高生产效率的事实。公司之所以能够承受设在城市所带来的更高的人力和土地成本，唯一的理由是城市能够带来足以抵消这些成本的生产效率优势。生活在居民人口超过100万的大都会区里。
在城市人口超过50%的国家，有30%的人口认为他们非常幸福，有17%的人口认为他们不是很幸福或者一点也不幸福。在农村人口超过50%的国家，有25%的人口认为他们非常幸福，有22%的人口认为了他们不幸福。就各个国家而言，即使考虑到本国的收入和教育水平，生活和生产场所提供了可能。
城市的人口规模使得它可以承担剧院、博物馆和饭店的固定成本。博物馆需要大量价值不菲的展品，需要引人瞩目的却往往造价高昂的结构；剧院需要舞台、灯光、音响设备和大量排练。在城市里，这些固定成本是可以承受的，因为它们是由数以千计的博物馆游客和剧院观众共同分担的。
在美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的平均时间是48分钟，自己驾驶汽车上下班的平均时间是24分钟。汽车使大量地建造中等密度的住宅, 巴格奇的开放体现在公司园区的无障碍规划上，它以鼓励员工交往为宗旨。所有员工总是聚在楼顶一边吃着免费的自助午餐，一边欣赏着这座亚洲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的景色。
决定哪一个城市能够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是人力资本，而非物理的基础设施。在美国，通常以拥有本科学历的人口所占的比例来判定当地的技能水平。不可否认的是，就个体而言，这一标准是存在缺陷的。如果以本科学历作为衡量技能水平的标准，本应属于全球技能水平最高之列的比尔·盖茨将被划入技能水平较低的人群。然而，尽管它存有缺陷，但的确没有其他的标准可以更好地解释近年来城市的繁荣发展。拥有学士学位的成人人口所占比例每提高10%，某地区1980-2000年间的收入增长速度就相应地提高6%。拥有本科学历的人口所占比例每提高10%，城市的人均产值就相应地提高22%。
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的时代，收入与知识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每一个工人来说，上学读书的时间每增加1年，他的收入通常会增加8%左右。全国总人口平均上学读书的时间每增加1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增加30%以上。教育对于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具有巨大影响，这可能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即人们在与其他熟练工人一起工作时会变得效率更高。当一个国家的总体教育水平提高之后，个人既可以受益于自身加强学习所产生的直接效果，也可以享受到周围的人提高技能所带来的好处。
到把工厂设在这座城市所给他们带来的任何好处了。人口密集的市中心是激发新思想的理想场所，但并不是生产数百万辆T型汽车的理想之地。福特希望扩大生产规模，他需要一座在任何城市都很难容纳的大工厂。
长期以来，城市创造了知识的爆炸；在这里，一个智慧的火花会激发很多的火花。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就是这样一种爆炸。
经济学家们一直认为，公民“用脚投票”的能力导致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而这种竞争带来了某些与公司竞争一样的好处。但是，美好的前景总是面临着现实的局限性。正如科尔曼·扬和底特律的故事所表明的那样，投票人的摇摆有时可能导致邪恶的政治刺激，从而让政府变得更加糟糕。当波士顿诞生了一位个性鲜明的市长詹姆斯·迈克尔·科利之后，我把这种现象命名为“科利效应”。
大量研究考察了监禁对于犯罪率的影响，通常刑期每增加一倍，犯罪率大约会下降10%~40%。斯蒂文·莱维特认为，因为监禁而带来的无法兴风作浪的效果通常比威慑更加重要。监狱人口每下降10%，暴力犯罪将会增加4%。利用这一测算数据，监狱人口的增加可以解释20世纪90年代暴力犯罪下降了40%左右这一现象。
与剧院、剧场和博物馆有关的固定成本说明了它们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大城市有大量的观众，可以共同分担一台非常复杂的戏剧的成本。今天的百老汇是依靠成千上万的游客来维持的。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人口密集的城市吸引着更为年轻的单身人士。城市是努力工作和学习的好地方。郊区更适合于年轻的父母，因为那里有更好的学校和更大的房子。不过，城市也吸引着年轻的单身人士，
高薪从什么时候变成了坏事？
腰包越来越鼓、文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人自然而然地被吸引到了大城市，他们渴望体验新的快乐，而大城市恰恰在创造新鲜的快乐方面独具优势。新奇本身是一件奢侈品。只有富人才有足够的财力对每天享用精美的日常饮食感到厌倦。在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富裕、更加不平等以后，很多人愿意为不断获得在大城市 里更容易获得的新颖和高端的体验而支付溢价。
支付战斗津贴才能够忍受这座城市存在的种种问题。那些很高的实际工资是城市遭遇失败——令人痛苦的犯罪率和城市舒适生活的崩溃——而非取得成功的一个信号。
我们的城市是全球经济的引擎，它们的成功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区域规划委员会和保护委员会所作出的高深莫测的决定。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限制开发肯定是非常明智的。但是，我想用3条简单的法则来取代现行的限制开发的管理迷宫。
首先，城市应该用一种简单的收费制度来取代现行的、冗长而模糊的审批程序。如果高层建筑产生了阻挡光线或风景的成本，就对这些成本进行合理的评估，并向开发商适当地收取费用。如果某些活动对邻居造成了损害，我们应对这种社会成本进行评估，并就此向开发商收取费用，就像我们向驾车者收取拥堵费一样。这些收费可以转交给受到损害的人们，比如因为某个新建项目而失去了阳光的邻居。
现在，美国是位居全球第二的碳排放大国，美国平均每年每人排放大约20吨的二氧化碳。同样大量驾车出行的加拿大人的人均排放量与美国人相差无几。西欧则要绿色得多。英国人每年每人排放的二氧化碳略低于10吨，意大利的人均年排放量为8吨左右，大量使用核能的法国人每年每人大约排放7吨二氧化碳。中国每人每年大约排放5吨二氧化碳，印度为1吨。如果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美国的水平，这将导致全球每年增加200亿吨碳排
放，并使全球的碳排放总量增加69%。但是，如果印度和中国的能源消为了人类和我们的地球，城市是——而且必须是——未来的潮流。城市的成功有几种模式，那将引领我们进入未来。
自命不凡的权威人士和批评者一直认为，信息技术的进步将会让城市的优势荡然无存。一旦你可以在安克雷奇通过维基百科学到知识的话，为什么还要忍受纽约的高房价呢？但是，短短几十年的高科技是无法战胜人类数百万年的发展历史的。在网络空间里的交流将永远无法与分享一顿美食、一个微笑或一个亲吻相提并论。我们人类主要是通过其他人提供的听觉、视觉和嗅觉线索来学习的。互联网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它只有在与通过面对面方式取得的知识相互配合的时候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互联网企业家在班加罗尔和硅谷的集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哈佛大学里攻读经济学的每一名学生都在不断地利用技术，但他们也与他们的同学和教授进行了大量面对面的交流。最为重要的交流的参与者仍然是人，电子检索不能代替人成为某项智力活动的中心。
本书的中心主题是城市放大了人类的力量。我们人类最重要的能力就是相互学习的能力。当我们面对面地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学习就会更加地深入和彻底。
给城市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当然，成功的城市对于富人和穷人都很有吸引力。由于城市已经变得更加安全和健康，它们对富人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今天，纽约居民实际上愿意为了享受纽约的舒适生活而支付一定的溢价。伦敦、纽约和巴黎今天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它们作为消费城市的实力。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一个日益繁荣的世界将会继续重视城市所能提供的创新的快乐。城市创新具有自下而上的性质。这意味着最佳的经济发展战略可能是：吸引各种人才，并为他们排除各种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