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張篇第十九」10
【原文】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譯文】
子夏說：“爲政者要取得民衆的信任後，再讓其做事。否則，民衆會以爲自己被禍害；要取得上級的信任後，再去進諫。否則，上級會以爲自己被誹謗。”
【註釋】
“子夏”，孔門十哲文學科弟子，小孔子44歲。15歲即入孔門，曾隨孔子周遊列國。
“君子”，此處指爲政者。
“信”，此處指取得某人的信任。
“勞”，使……做事。
“厲”，虐也。禍害、虐待。如《孟子·滕文公上》中的“厲民而自養也”。
“諫”，進諫、規勸。
“謗”，毀也。毀謗、責備、批評。
【評析】
事上使下，皆需相互信任，然後方能有所作爲，這在道理上是不錯的。故後世多將“信而後勞其民”、“信而後諫”當作“領導藝術”來看待、學習。但細品本章子夏之言，總覺得味道怪異，似乎少了什麼東西。
《論語》中有不少與“勞其民”有關的孔子言論。比如，“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1.5）；“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5.16）；“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12.2）；“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13.4）；“上好禮，則民易使也”（14.41）；“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17.4）；“惠則足以使人”（17.6），等等。
以上孔子之言，雖表述各有不同，但其宗旨皆不離一個“仁”字。是故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本章子夏之言，恰恰缺少了“仁”的內核。如此一來，本該是仁德一端的“信”，便被異化爲“勞其民”的手段；“民”也便由爲政者行仁的目標，轉而變成了統治者謀利的工具。所以“味道”當然就怪。
子夏的門下弟子吳起，是與孫子齊名的兵家泰斗，也是先秦法家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在任魏國西河郡守期間，曾爲攻略秦國據點而“徙木立信”，後來商鞅變法也曾效法此術，以確立法家“嚴刑厚賞”的威信。無論吳起的“徙木立信”，還是法家的“嚴刑厚賞”，無疑都是對子夏“信而後勞其民”的實踐。但這種“信”，並非儒家之“德”，而是法家之“術”。因爲它根本與“仁”的宗旨無關，只是爲達成某種功利目的而進行的利益收買和威逼利誘。
至於“信而後諫”，也同樣值得商榷。孔子說“君子有九思”（16.10），主張“言思忠”、“見得思義”。“忠”即盡己於義。故進諫當以合義爲宗旨，而不應以“謗己”爲考慮；“得”即利害得失。若“以爲謗己”便當諫不諫，則有悖“見得思義”之旨。
“信”在本質上，是對仁義誠實無欺的表達。若拋開仁義而講“信”，便如孔子所言，是“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13.20）。故“信而後勞其民”、“信而後諫”，不過是事上使下之“術”，而並非居官爲政之“道”。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14.23）。能通達於尚仁行義之道，方爲“君子儒”（6.13）；若專精於趨利避害之術，即爲“小人儒”。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4.16）。法家就是要用“嚴刑厚賞”之“信”，將民衆馴化爲趨利避害的小人。因爲君子難以被威逼利誘，小人則方便被收買役使。故學者於無義之“信”，不可不細辨明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