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侯世达用谁更关心别人来衡量一个生物的灵魂，并将这个标准作为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出路。
在《我是个怪圈》当中，侯爷把最后讲灵魂这章命名为“友谊与宽宏”，还举了一堆大善人的例子像甘地、施维泽什么的。根据其精神，我们不妨把这个标准简称为“良心论”。这个标准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它提供了一个尺度让我们区分人和其他动物，而且能拿出证据：人确实比别的动物更能体量周围的人乃至宇宙苍生，而且会为他们牺牲自己的利益；相比之下，我们的马哲老师讲“只有人脑能产生意识”的时候就从来不讲证据，连循环论证都不给提供。
虽然我也相信良心，但侯爷这种野心勃勃的良心观有点缺陷，或将产生严重的后果。
1、这种良心观本身就不完备
侯爷以关心别人来衡量一种生物的灵魂并非纸上谈兵，而是身体力行。他早就成了一位素食主义者，而且关心他人，爱护动物，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不过他和出家人有个区别就是打起蚊子来毫不手软，因为按照他的理论，蚊子不但不关心别人还吸别人的血，像这样的生物灵魂是负的，所以打起来没有什么负罪感。
按他这种逻辑去见义勇为除暴安良反法西斯的确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它真的可以让我们一以贯之吗？
我们知道布谷鸟说一种寄生鸟类，母鸟在其他品种的鸟巢里下一个蛋，它比窝里其他蛋孵化更快；小布谷鸟孵出来以后就会把别的蛋从窝里推出去让养父母只喂它一个。这种行为的损人利己程度应该是不次于蚊子的，那么侯爷能够像消灭蚊子那样面不改色地消灭一只布谷鸟吗？
我在上一篇文章反复强调侯爷为了总结规律忽而视视个体的差异，这回他直接忽略了一种普遍的情况。侯爷建立的模型是为了在计算机上运行的，根本就没有考虑人和动物的身体；从这里开始，他的理论与现实社会渐行渐远。
2、论证过程的瑕疵
在推向良心论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问题是个无法回避的话题。侯爷不知从哪翻出来一个“倒置波谱问题”，如图所示：
最后侯爷认为他驳倒了人与人之间的A.T.field，从字面意思来讲就是人不会把黑的看成白的，所以人们的“内在”之间大体上没有什么不可沟通的问题，人与人之间互相影响乃至互相渗透也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一部分，最后（到最后一章）关心别人才是更好地关心自己。
问题就出在这个“内在”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坚持波谱倒置论，只知道每个人认知世界的过程不是从“内在”开始的：比如我们的视觉是从眼睛乃至眼镜片开始的，消化是从口腔开始的，总之都是从“外在”开始的。这些外在条件会干扰“信号”传输的过程，所以每个人对相同的刺激产生不同的反应是天经地义的事，更何况他还要考虑自己身体的其他部分。
另外在现实生活中，人还有一种天性就是要在相似的组织或者文化之间划清界限。比如我们宁愿在中西文化当中寻找共同点也要在中日文化之间找到“本质”的区别，宁愿把人脑比作电脑也不愿把人脑比作猴脑。这样一来，人们的“内在”之间也就不可能不产生一些隔阂。或许心胸开阔的人可以跨越这种隔阂，但这跟没有隔阂是两回事。
侯爷一贯在拆穿所谓的“内在自我”，但上文说过他越过了人的身体包括天性，结果他的论证过程中就出了这么个缺口，从证伪对手的观点到证实他自己的观点之间还有一片广阔的模糊地带。
3、好心办坏事
我的小学老师经常给我们讲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母亲对自家孩子娇生惯养，顶着怕歪了含着怕化了，要星星不敢给月亮，孩子为所欲为长大以后终于成了一名杀人犯；枪毙那天孩子说想吃奶，母亲犹豫了半天还是让他吃，结果孩子一口把咬掉她的奶头说要不是你我不会走到今天这步。
对于家长惯孩子我们可以有10000种方法去理解（比如给孩子留下一笔巨额存款也可能导置类似的结果），但是换成同事之间、夫妻之间，情况就一目了然了：大家的力量没有那么大的差距，如果一方只是心怀善念息事宁人自己吃亏，对方很有可能得寸进尺，甚至能习以为常，变成坏人。国与国之间也会这样。难不成惯坏了以后再以对方自私为由去惩罚他们？
这种欺软怕硬的习惯也是一种非常低级的本能，跟狗撵小孩一个道理；应对起来当然用不着考虑对方如何自私（损人的行为只要能去服务某个组织，也就很难说是自私），能怼回去就是功德一件了。
4、良心丧于困地
先不考虑真有人坏良心的情况。马斯洛把人的需求从生理需求到自我实现分成5个层级，生理需求解决之前通常会忽略安全需求，比如3天吃不上饭的人绝对不会嫌馒头掉地上了。这样一来，处境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需求，因而良心观也会受到影响：比如发达国家天天吵吵着环保，嫌有些国家吃饱了还要搞工业污染环境，全球变暖快把城市都淹了，他们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危害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发展中国家可能累死累活才能糊口，觉得发达国家只管自己打嘴炮不顾别人死活，一心遏制别人发展，危害人类的共同利益。那么按照侯爷的观点，到底是谁在损人利己呢？
目前大家生活都过得去，需求不同的人还只是互相埋怨；等将来年景不好（今年虽然年景已经不太好，但是放到上个世纪根本不算什么），真到了人要吃人的时候，怎么做才算为他人着想呢？我并不是危言耸听，侯爷在《表象与本质》当中提到过关于固定资产的隐喻：人们平时消费会把自己家房子当成固定资产，怎么看都不是能花出去的钱；等哪天信用卡欠的钱还不上，要进监狱，那房子就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了，迅速卖掉还钱。按照那本书的说法，人的观念就是会这样“滑动”，恐怕道德观念也没有理由例外。
前一篇文章说过，侯爷的理论没有充分考虑系统失效的情况，其良心观念自然不包括如果别人不听他的该怎么办。如果事情最终发展到这一步，我们会看到“坏人”活下来，那么孤单的“好人”会觉得别人活得不如一条狗，还是会怀疑整个良心观念呢？
道德水准越高滑坡的空间越大，崩盘的后果也更加不可收拾。这正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而斯蒂芬·平克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是利用框架效应来引导人们的认知，服务公众利益。（框架效应是一种文字游戏。比如各位看官在本文下方指出我哪里说得不对我可能会觉得有人擡杠甚至对骂起来，但要说我的文章很有见地但是有哪些不足之处我就乐于接受。另外我对侯爷也不是上来就怼的，之前那篇文章用了两千多字说明侯爷的研究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平克与侯爷理解人类心智的方法截然不同：他没打算在计算机上建立一个和人脑功能类似的智能，而是通过“反向工程学”的方法来推测大脑如何工作。
比如他研究过几种不同版本的电车难题。假设我们面前的铁轨上绑着5个人，一列火车眼看就要轧死他们，只要我们扳一下变轨的手柄火车就能变道，那条道上只绑着1个人，这种情况下许多人都会犹豫；现在换一种情况：我们站在铁轨上边的天桥上，铁轨和火车和刚才情况一样，只是变轨的扳手够不着了，必须用一个比自己重的物体砸它才能变轨，而我们眼前正好走过一个胖子，实验表明，这时候更多的人选择把胖子推下去。
按平克的思路，我们遇到上述两种情况都应该从公众利益考虑，让火车变道；不过通过这个实验，平克发现人的良心会考虑因果关系：如果直接变轨良心会觉得对不起另一条轨道上那1个人，如果是因为一些意外原因变轨那么我们的良心不仅不会亏欠绑轨道上那位，甚至连那个无辜的胖子也只当是舍己救人。总结起来就是：良心受制于认知，认知受困于框架效应，我们应该通过表述加以引导，而宗旨是公众利益。
不得不承认，平克对于框架效应的忠诚是一以贯之，不但在其《思想本质》的末尾明确提出框架效应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而且自己论证的过程中也是掐头去尾（比如《白板》中区分家庭教育与环境影响时，将家庭局限于原生家庭）。这点我非常佩服他。
问题是框架效应这种东西从定义上就是造成分歧。如果有两伙人为了各自心中的公众利益发生冲突怎么办呢？平克从古巴导弹危机的化解过程中得到启发，说人们可以像那样“进两步退一步”，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从更高的层面上认识公众利益，最终找到那个合适的框架，达成共识。
雪上加霜的是，平克与霍布斯一样，主张人们遵守法律让警察调解矛盾；警察虽然比光讲良心更加现实，也比自己动手更加理性，但这种主张一旦真正实现就等于把大量矛盾转移到了国家层面寻求解决，再按前一段那种方法寻求合适的框架无异于古巴导弹危机重复试验：成功100次无所谓，一次败回原始社会。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侯爷在《表象与本质》当中将类比，按他的说法也就是“范畴化”，当作人脑运行的关键；通过这种方式，人们从一样的情况当中抽象出不同的认知，找到各自心中的关键。如果我的理解没有太大偏差，侯爷离框架效应也就一步之遥了。两位大师若能联手协作，互通有无，把关心他人和公众利益结合起来，对人工智能稍作改进，研究出一些“人工情能”、“人工德能”，推广应用，想来又是一阵血雨腥风。
与侯世达相似，由瓦尔·赫拉利也讲良心，不过他更加佛系。
赫拉利认为，我们不应该有那种自己比其他生物更优越的想法，否则将来随着科技发展，一部分人变得比其他人更优越之后，很有可能重演几万年前我们的祖先消灭尼安德特人的悲剧。
在讲良心的道路上，我们要克服两大障碍：个人无知与集体偏见。上文提到的“好心办坏事”和“良心丧于困地”都是由于个人的认知有限或者能力不足以克服困难导致良心不起作用，另外我们使用新科技的时候也可能有些严重的危害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暴露出来，这些都属于个人无知的范畴。
至于集体偏见，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国家现在觉得工人没地位就是集体偏见。这种偏见是自发涌现的，不但找对象的时候偏爱其他职业的，连工人师傅自己都在拼命供孩子读书，不想让他们再干自己这一行。这种局面持续了几十年，甚至可能会发展到无工可用，而目前的政策只是让家长更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把更多人财物力投入了教育产业。这件事情充分表明偏见比无知更可怕：即使问题摆在那里人人都能看见，也不知要多大代价才能解决。
所以那些不那么显而易见的集体偏见就更可怕了。为了避免集体偏见，赫拉利不仅把各种组织拆解成了故事，还呼吁我们不要为了它们盲目牺牲。他用痛感来区分生命与故事：人受到伤害的时候会感到痛苦，但一家公司不会有这种感觉。
不过侯爷那本《我是个怪圈》把生命也拆解了（他提出良心论或许仅仅是出于自己的良心），他说那些意识和感觉是自我监控的回路在工作当中产生的副作用，理论上用计算机可以做出一套功能一样的装置；另外行为经济学的试验也发现了动作与感觉的可逆关系：比如我们发愁的时候会皱眉头，但是他们的试验让一批人把眉头皱起来，过了一会那些人也开始发愁了。综上所述，如果我们用反馈回路和动作的观点去看一家公司，它也不是不能有痛感的。
尽管理论受到了质疑，但赫拉利的思想当中体现了一种经验主义，而且他的同门，从佛门弟子到心理咨询师，都有一定的“实战”能力。埃克哈特·托利提到日本战国时代有一位高僧，两伙人摆鸿门宴的时候跑去调解；原本剑拔弩张的局面，因为高僧发出的善意，愣是没打起来。社会是人与人的交流，社会问题也是交流当中的问题，而交流的过程有大把操作空间（更多实例）。侯爷的模型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简化成了数字信号，并且作品中缺少必要的负面情况，而平克偏爱用博弈论模拟冲突，博弈论是一种回合制的游戏，也谈不上细致。
所以说赫拉利的佛系良心论还是给我指出了一条能走的道路。他没起那么高的调也是好事。
写到最后，我们发现良心与框架这两条路要想解决社会问题都不容易。
问题有待解决，自然不会有现成的答案。所以我的结论也等于没有结论：既要心怀善念，也要学会以直报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