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家對安全工作日益重視，監管和追責力度不斷加大，我們也越來越有壓力。美中不足就是似乎所有的壓力都是從上面來的，而一線的安全熱情似乎有限。
行業自律存在死角
我指的當然不是房建、市政那些行業的正規企業，他們的安全習慣已經大有改觀，以至於我去年看到中建承包的某項目塔吊倒塌都大喫一驚：中建管那麼嚴，塔吊竟然能倒了？
問題恰恰出在這些企業的分包單位甚至一些自然人（包工頭）上。他們不僅業務廣泛，而且人員不固定，甚至有違法分包、轉包、掛靠的行爲。本來我們的政策和市場風向是要淘汰他們，但是正如馬克思所說：“舊事物不會自行消亡，而是拼命掙扎”，因此建築行業這些“尾部”的生存環境難免向更加危險的方向發展。這些單位和他們的人，也成了我們這些安全管理人員重點“關照”的對象。
一線人員的安全意識難以提高
雖然《安全生產法》提出了“安全第一，預防爲主，綜合治理”的工作方針，但對一線人員而言，他們把自身安全排第幾主要取決於自己的需求。
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成5個層面：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人們爲了追求後面三種需求固然可以犧牲自己，但若生理需求無法保障則會忽略安全需求，比如我們沒法要求一個3天沒喫飯的人先把手洗乾淨再抓饅頭。
對個人而言，安全需求就處在這樣一種不上不下的位置，因而我們通常要用集體的利益來解釋爲什麼要珍惜生命、注意安全。可惜我們從祖輩、父輩開始強調集體利益的時候還捆綁推銷了一種不怕犧牲的精神，連我上學的時候都知道草原姐妹和賴寧爲了保護集體財產而犧牲的故事。雖然2014年《安全生產法》修改的時候明確了保人命先於保財產，但老一輩工人和管理人員的觀念不會這麼快改變。假如我們應該爲了集體利益保證安全，那麼爲了集體利益冒險趕工似乎也沒什麼不妥。
還有一種比較現實的途徑是從家庭的角度來解釋安全的重要性：工人師傅是一家的頂樑柱，寧可少掙點錢也不能倒下去。話雖不錯卻僅限於讓工人做好個人防護，至於那些投入不到位的、防護措施沒有落實的還有冒險趕工之類的因素依然不會受到多大影響。而負責這些工作的管理人員，即使出現最不利的結果也不大會牽連到家人，反倒會從日常的僥倖當中拿走不少利益。
這種局面看起來好像要由市場去淘汰那些忽視安全的單位了，但目前的困難我前文已經提過了。小單位和包工頭的生存日趨艱難，除了有那些實力雄厚的正規企業搶奪優秀員工還要暴露在欠賬破產的風險當中，而欠賬在建築行業是一種普遍現象，《一級註冊建造師建築工程經濟》甚至把“展期信用”當作一種常規的信用（展期信用就是不按期還賬）。如果他們按照法定的合同關係來約束工人，那麼工人只要找到了工資更高的活就可以立馬違約，這樣一來勞務分包根本無法承擔自己不能按時完工的違約風險，因此他們不得不通過扣留工資來留住勞動力。在這種情況下，工人想拒絕違章指揮和冒險作業的難度可想而知。
這樣一來，一種現實的策略就是聽領導的安排，如果領導說安全重要那麼聽他的準沒錯。這件事情我們和工人師傅都是心照不宣。
監管的誤區
項目上的領導，無論是發包方還是承包方，都要平衡安全、進度和費用之間的關係。會議第一項講安全的人，從第二項開始就要大講進度。他們固然無法逃脫安全監管，但這種監管由於陷入了細枝末節而失去了效用。我去年年底曾經見過兩個文件說“不得冒險趕工”，卻不見有人落實。
更要命的是，我們這些安全員還要做一些資料來“保證”工程順利進行，用我們提出的措施來應對監管。正如塔勒布所說，繁瑣的監管讓專業人士搞起了灰色產業鏈。
另外隨着微信的普及，領導們安排事情都不再需要下文件了。我們接到的通知通常是這樣的：
而他們接到的上級通知也不見得是正式文件，而是微信公衆號：
唉，即使其中有什麼問題，也不能拿着這些東西去舉報。
簡單的對策
考慮到目前的形勢，安全工作還是要依賴於改良監管的思路：避開繁雜的程序和資料，直擊核心。
假如我們想知道馬雲有多少錢，並不需要列出他家客廳裏擺着幾個沙發、幾張桌子，只要看他的存款和股份就行了。類似地，安全監管也不必看哪個單位有幾個人、安全員每天做了哪些資料，而可以用我們的北斗衛星直接去看現場：假如通知了某地停工，而衛星顯示有人幹活，或者有大批人員零零星星流入施工區域，就可以請當地領導或企業領導來作解釋；假如某地PM2.5超標，也可以用衛星監測工廠的氣體排放，同時問地方要相關的數據，發現問題一樣可以請相關領導來解釋。被查的單位不但要向上面解釋，更會變成絕妙的新聞素材，讓全社會自發地監督起來。
現在的大數據基本支持我們把停工通知之類的重要信息彙總起來，這樣一來，用衛星抽查重點不僅利於實現“四不兩直”，而且可以將安全調查的“反舉證”從事後控制（出了事故以後追責）轉變成事中控制，更能極大地提高規避監管的門檻：企業總不能指望我們這些工程專業出身的人幫他們對付衛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