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人們通過媒體可以快速、便捷地聯絡，因此社交媒體很容易讓有同一目標和共同利益的人集結起來。社交媒體使得有共同價值觀的個體互相識別，共享各自的信息，並隨時協調他們的共同行動計劃。這樣的技術手段特別適用於相互之間住得很遠或者正在全球各地處理各項公事的政客與社會名流。但有專家指出，社交媒體也只能作爲某些社會運動的催化劑，比如，幫助“阿拉伯之春”造勢。
有些迅速壯大的社會運動也具備積極意義。比如，授權給公民反對獨裁的權力或幫助青少年合理地面對性騷擾，像這些例子都能在社交媒體的幫助下逐漸優化。
當然，在這些運動和評論中也有些消極的案例。誤傳一樣可以引起別人的關注。小道消息的傳播和構建會引爆新聞界嗎？看到這些消息的人會只保持淡定的評論，還是會像滾雪球一樣，一傳十，十傳百？
我們至少可以從生理喚醒原理中得到部分答案。某種具備高喚醒色彩的消極情緒可以激發人們的口碑傳播行爲，甚至讓與這些情緒相關的消息流傳於世。由令人憤慨的劣質顧客服務編制而成的長篇故事，或者與公共健康息息相關的揪心謠傳，都能從此原理中找到答案。而悲傷或者讓人失望的內容表達由於不具備前者的高喚醒性，所以會在口碑傳播世界中消失殆盡。
學校教師和校長尤其應當小心翼翼地處理好這些有攻擊性的謠言，因爲這些謠言具備高喚醒性，隨時可能快速而普遍地傳播開來。類似的，布洛芬用廣告語有力地激發了消費者的聯合抵制情緒。
在人們的情緒被喚醒前，布洛芬早應該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並採取積極的應對策略。當人們已經開始了激烈的抵制行爲後，一切彌補措施都顯得爲時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