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们通过媒体可以快速、便捷地联络，因此社交媒体很容易让有同一目标和共同利益的人集结起来。社交媒体使得有共同价值观的个体互相识别，共享各自的信息，并随时协调他们的共同行动计划。这样的技术手段特别适用于相互之间住得很远或者正在全球各地处理各项公事的政客与社会名流。但有专家指出，社交媒体也只能作为某些社会运动的催化剂，比如，帮助“阿拉伯之春”造势。
有些迅速壮大的社会运动也具备积极意义。比如，授权给公民反对独裁的权力或帮助青少年合理地面对性骚扰，像这些例子都能在社交媒体的帮助下逐渐优化。
当然，在这些运动和评论中也有些消极的案例。误传一样可以引起别人的关注。小道消息的传播和构建会引爆新闻界吗？看到这些消息的人会只保持淡定的评论，还是会像滚雪球一样，一传十，十传百？
我们至少可以从生理唤醒原理中得到部分答案。某种具备高唤醒色彩的消极情绪可以激发人们的口碑传播行为，甚至让与这些情绪相关的消息流传于世。由令人愤慨的劣质顾客服务编制而成的长篇故事，或者与公共健康息息相关的揪心谣传，都能从此原理中找到答案。而悲伤或者让人失望的内容表达由于不具备前者的高唤醒性，所以会在口碑传播世界中消失殆尽。
学校教师和校长尤其应当小心翼翼地处理好这些有攻击性的谣言，因为这些谣言具备高唤醒性，随时可能快速而普遍地传播开来。类似的，布洛芬用广告语有力地激发了消费者的联合抵制情绪。
在人们的情绪被唤醒前，布洛芬早应该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并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当人们已经开始了激烈的抵制行为后，一切弥补措施都显得为时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