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9年，郭松焘从英国辞官抵乡后面对官员乡民对自己的指责和怠慢，藐然事之。他对时代的认识颇具自信，毫不因举事诟骂而动摇，自信地作诗言志“百代千龄后，定识有此人”。
郭松焘是现代第一任公使。
1875年2月，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带领一支军队由缅甸闯入云南，与当地百姓发生斗争。民众奋起抵抗，打死马嘉理，把侵略军赶出云南。英国驻华使公使威妥马大怒，坚称此事乃是清廷幕后指责，便以“增派军舰来华”“联合俄国”进攻北京，对清廷进行威胁恫吓。当时的清廷历经两次鸦片战争之败，已经被吓破了胆，慌乱之中答应了英国“抚恤”“赔款”“惩凶”等苛刻要求，甚至不得不放下“天朝尊严”，按英国要求派钦差大使到英国去“道歉”，并开馆设使常驻英国。
选派的使臣不仅要懂洋务，而且更要愿意出洋，这在当时困难之极。满腹经纶的大臣们去向洋人道歉，本身就是一件屈辱的使命，道歉后还要常驻下来做“人质”，众人更唯恐避之不及。清廷为此反复遴选，大费周章，最后李鸿章推荐广东巡抚的湖南人郭松焘，李鸿章对郭松焘颇为赏识。郭松焘是著名的饱学之士，经久历练，担任过巡抚、侍郎等职。
大请派郭松焘出使英国的消息传开，立刻引起轩然大波，舆论大哗。千百年来，中国人都认为华夏民族是最先进的民族，中华文明灿烂辐射四方。现在“遣使出洋”在士大夫眼里乃无异于“屈辱求和”“示弱于满邦”，一时间朝野上下，捶胸顿足，无不认为是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外有洋人的催逼威胁，内有国人的诽谤痛诋，在强大的压力下，郭松焘身心俱疲，意绪全无，他三次上奏朝廷告病以勉求免出洋，但都未获准。李鸿章等少数开明洋务派大大加鼓励支持，劝他不要被议论所左右，慈禧，慈安，两太后也亲自出马，苦口婆心的劝驾，在这种情况下，郭松焘反复权衡后，毅然决心出使。
郭嵩焘成为清廷向西方派国家派出的第一位公使。1876年12月12日，年过六旬的郭嵩焘一行登上了英国邮船，经51天海上航行，当郭嵩焘率领的中国使节团出现在伦敦街头时，这群长袍长辫奇装异服的人引起了英国人的一片好奇和笑声，英国著名的政治幽默杂志《喷奇》在一整页的漫画中，将郭松焘画成一只带辫子的猴子，与英国狮子怒眼相视，郭氏的小妾梁氏的三寸金莲也成为伦敦街头巷尾一的笑料。
然而，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很快让英国人改变了对这群神秘中国人的态度。
1877年2月1日，中国使馆正是在伦敦开馆后不久，伦敦人对中国的好奇还未散去。这一天中国使馆的两名随员上街购物，走在路上，突然被人用手杖击打头部，转身一看是一个摇摇晃晃的英国醉汉，两人不敢计较，只得埋头加快脚步，匆匆逃离。谁知这醉汉不依不饶跟在后面，一边笑骂一边继续敲打，有四位路过的英国人实在看不下去，挺身而出，一举将攻击者擒下，英国法院以伤害罪判处醉汉两个月劳役，郭松焘知道后，立即致信英国有关部门为醉汉求情，请求英方不要追究其责任。此事很快公诸於伦敦各大报纸，郭松焘的宽宏大度，赢得了许多英国人的尊敬，认为中国人极有风度，从此每当在路上遇到中国人，英国人都同声欢呼致意。
郭松焘刚刚在英国站住脚，却在国内惹一个小麻烦林。行前，朝廷命郭将沿途所记日记，以及各国风土人情当详细记载，郭非常赞同此举，他早就有意将西方富强之道介绍给国人，他从出国那天起，坚持每天写日记，在日记中用心记录沿途所见所闻，对途经数国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宗教信仰，无不详尽书其详，且对这些见闻作出了独到的评价。到伦敦后，郭嵩焘把五十一天途中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定名为，《使西纪程》抄寄给总理衙门。拿到这份日记之后，大大触动了保守派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士大夫，引来朝野守旧派，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有人弹骇他“有二心于英国”“与中国臣之事”，强烈要求郭松焘撤职，调回查办，否则一睹海外“蛊乱人心”，后果不堪设想。
郭松焘深陷孤立无援之境，但清廷后来找不到合适人选，才未将他召回。他独自在夹缝中开始了外交政策，一边是愚昧与盲目自负的本国政府，另一边是如旭日初升的大英帝国，他必须在期间这种周旋，困难之大可想而知。
在英国期间，他跟随维多利亚女王检阅英国海军，陪同法国总统阅兵，这些经历让它目睹了当时世界上最精壮强大的海军与陆军器械之完备，军容之盛大，规模之宏伟，使他心中翻天济浪，久久难以平静。他认识到西洋之所以能强国，是因为军民兼主，使用法治。他不禁感慨“中国朝野人士，若不幡然醒悟，及其直追革新，除残去害”，势必西洋日强，中国日蹙。
郭松焘的很快卸甲是因为一个人——副使刘锡鸿。
刘锡鸿与郭嵩焘本是故交，刘得以出使英国还源于郭的大力举荐。他们之间的矛盾源于大清国书的一处失误，刚到英国，外交部发现大清国书中并未署名副使刘锡鸿之名，因此不让刘锡鸿一同瑾见女王。刘以为是郭故意知道而不言，给他难堪。同时他原以为当副是可以左右控制郭嵩焘，谁知到了英国才知道西洋人的规矩，只认正使，副使不过听命于正使，事实无从商榷，自己只不过白拿一份薪俸而已。
两人更大的矛盾来自于思想认识上的不同，刘锡鸿出生于标准的儒家之学，保守观念根深蒂固，认定“夷狄之道为可视主中国”。他出使英国后，得到清廷中一些大员的支持，暗中监视郭嵩焘涛的一举一动，从一开始就不断向清廷打小报告，列出郭的种种罪状。比如，有一次参观炮台中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位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身上，刘认为“即使冻死，衣不当披”。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随大家一起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礼貌，但刘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堂堂天朝何之为小国国主致敬”。
本来国内的保守派就对郭嵩焘涛不满意，再加上刘锡鸿的火上浇油，郭深陷泥潭，无力自拔。后来李鸿章愤然出手相救，清廷才同意将郭和刘同时撤回，并不再治郭嵩焘之罪。
1879年1月，郭嵩焘正式卸任。英国首相狄士雷亲自赠送一张自己的签名照片给郭嵩焘，希望郭“永勿相忘”。英国的许多官员和新闻工作者也纷纷前来告别，大家对这位“东方绅士”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拳拳情意，令郭嵩焘感动难忘，这是出使两年，英国人对他最后的高度评价。
他回到家乡后，却招致乡邻们的一片谩骂。郭松涛历经了这么一场风浪，他对这些事情看得很清楚。并没有对把大家的诟骂所折服，他居住在长沙，仍然关心国事，经常提出有益的看法和建议，在他的奔走呼吁下，大清开始创办新式学堂，为近代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翻译、外交、科技方面的人才，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