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之间《非对称风险》汉译版出版2年了，塔勒布说过“新书放两年”。期限到了，这次疫情又让塔勒布的许多预言成真了，本文主要对其上一部作品《反脆弱》闲扯两句。
关于美国人的超前消费
塔勒布说债务让人脆弱，而存款是一种冗余保障。美国老百姓有刷信用卡超前消费的习惯，政府也是债台高筑。去年的疫情无疑给了他们一个沉重的打击，许多人靠救济粮度日，房租随时面临断供，货币超发，不过国债的泡沫暂时还没破灭。
关于抗疫
《反脆弱》对现代医学的评价不高，说现代人平均寿命增长主要是由于卫生习惯的改善、和平稳定的治安环境以及偶然发现抗生素，而且人均寿命的统计当中缺少“罕见的严重瘟疫”。虽然去年以来的疫情对美国的人均寿命还远远没有什么显著的影响，因而算不上他说的严重瘟疫，但西方国家引以为傲的医疗技术在抗疫方面的确是表现乏力（因为抗生素对病毒没有效果），甚至不如一些传统的生活习惯和措施——比如戴口罩、隔离、服从管理——有效。由此可见我们日常生活中容易高估科学技术的效果和作用范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他说“如果一定要从公务员的承诺和流氓的承诺中选，我宁愿选后者”，这句话起初让人震惊，后来疫情发生之后我才明白过来他说的是西方国家，那里有些黑社会的确是在积极抗疫。
而我国的传统不仅在社会方面表现出了优势，在医学知识方面也表现出了经验的“凸性”：最近大家经常在传古人对瘟疫的认识：“始于大雪，发于冬至，生于小寒，长于大寒，盛于立春，若于雨水，衰于惊蛰，完于春分，灭于清明。千百年来，莫过如此。”这种判断一方面可以提醒我们今年的抗疫工作才刚刚开始，清明之前不可放松，另一方面即使预测不准确——像03年的“非典”在4月底达到高峰——也不会造成什么损失。
我国在抗疫过程中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不过另一方面在数据处理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了一些不足之处。作为我们项目的防疫负责人，我在汇总数据的过程当中深刻体会到了内陆地区在使用微信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噪音。
本来这东西应该是从一线城市流行起来的，我参加过他们的付费社群，他们总是同时建立一个聊天群和一个仅负责下达通知的禁言群，400多陌生人不管要突然统计什么消息8小时内总能做到没有遗漏（平时2个小时就够了）。但是到了我们这里就遇到了重重困难：
首先我们项目层级和部门比较庞杂，大家背对背建立了无数微信群，人员多有重复；
其次是没有禁言群，重要的通知往往被其他消息淹没；
第三是业主有些领导喜欢通过这种途径每天汇总信息，导致天天刷屏，而且是多个微信群同时刷屏；
第四是施工过程通常是在工地进行的，到了作业队和班组层级不可能及时回复微信，结果每次需要汇总大量数据都会不可避免地出现遗漏和延迟；
最糟糕的是，业主的正式通知文件不是滞后就是干脆没有，我们往往需要翻阅聊天记录来寻找蛛丝马迹。
这种情况下重要的信息很容易被人遗漏，我的前任安全经理专门安排我盯着两个微信群，可是等我接班以后，到现在工作微信群的数量足足增加了两倍。即使我能顶住这些消息，也不能保证施工单位的人把我的通知当回事，到最后还得看主要领导在说什么。每当我们在微信群里增加一条要求，我们管理的成效和威信反而会削弱一分，最后施工单位的人对微信消息基本上都免疫了，有要紧事轻则私信重则直接打电话甚至开会，仿佛回到了我刚工作那几年，只是那时候不像现在紧张。
最后谈谈学徒制
塔勒布一直秉承着经验怀疑主义的态度，而经验的东西很难从学校的书本上习得，因此最好通过学徒制来积累经验。
众所周知学徒制不但非常辛苦而且师父容易有机会克扣徒弟，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就批判了这些缺点。不过当时学校还是一种新生事物，而且当时的人在生活当中会克服足够多的困难，对师父还少两分依赖。现在再看看我们经常接触的几个行业：工人是学徒制，医生是学徒制（包括西医），我们工程师也是学徒制；而我国香港有几个开宗立派的国际影星比如洪金宝和成龙也是跟着师父学京剧出来的，当初不但吃了许多苦而且收入微薄。
这种制度不但会考验徒弟的毅力，而且对师父的品德有更高的要求。我最近带上徒弟以后才深刻体会到自己德行不够，没办法像我师父对我那样用心，而前文提到的微信群还在不断消磨我的意志，让我们越发脆弱。
所以看在毛主席的份上，麻烦先建个禁言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