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调查研究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是如果不用心去看，眼睛看到的只能是表象。
晋国想攻打郑国，派叔向去郑国看望子产，实际是通过民间交往刺探情报，子产只念了一句爱情诗，叔向便明白了背后的深意，晋国于是知难而退。春秋霸主楚庄王计划攻打陈国，事先派人去陈国考察。考察的人回来报告说，陈国不可以攻打，因为陈国“城郭高，沟洫深，蓄积多也。” 楚庄王于是准备作罢。
这时，有一个叫宁国的大夫听了，却反驳说，这正说明陈国容易攻打。因为陈国是个小国，国土不广，人口不多。如今，粮仓丰满，国库殷实，说明陈国赋税繁重，百姓必然不堪重负，对君主心生怨恨。城墙高大坚固，护城河宽阔深，那要征用多少民力啊，说明陈国徭役苛重。此时出兵伐陈，一定可以旗开得胜。”楚庄王采纳了宁国的意见，一举攻克陈国，陈国沦为楚国的附庸。
这个故事的内涵十分丰富，折射出很多道理，值得说上几句。
楚国的考察者看到的都是事实，但事实不等于真相，宁国就能够透过事实的表象看到问题的实质。同样一个事实，人们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必有一个是正确的，另一个是错误的。能不慎乎？所以不要过分相信自己的眼睛，还得用脑子。不要过分相信自己的结论，显而易见的结论往往不那么显而易见，多听听不同的意见，是非常必要的。
脑子是个好东西，但还得会用。智慧的大脑不是天生的，需要不断地学习积累，不学习就只能看到表象，圣贤们留下了许多治国理政的经典论述，看来那位考察者是个不学无术的庸才，而宁国深谙圣贤之道，所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其实也不难。那么圣贤们是怎么教诲我们的呢？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物质的东西总是第二位的，老百姓的福祉才是第一位的，百姓富足，则民心安定，君主的地位才会稳固。失掉了民心便有内忧，即使老百姓不造反，外患便很难抵挡。所以孟子明确提出了“君为轻，民为上”的思想。
君不可与民争利，国富还要民富，两者需要一个平衡点。把百姓都掏空了，国家再富有，基础设施再完善，防御设施再坚固，那都是花架子。秦始皇修建了雄伟的万里长城，建造了四通八达的快速驰道，拥有最强大的军队，但区区一介戍卒振臂一呼，巍峨的秦帝国大厦瞬间便坍塌了，因为“天下苦秦久矣！”
隋炀帝也是一代有为之君，开挖大运河是造福千秋万代的伟大工程，但当代人付出多，得益少，特别是底层的老百姓没有获得感，老百姓可不和你讲理想，讲情操。觊觎宝座的人大有人在，利用老百姓的不满，举起正义的大旗，造反大军风起云涌，杨广最后落得个人头落地的下场。
老百姓愿意勒紧裤带过苦日子的情况也是有的，那通常都是在外患逼近的时候，或者老百姓本来就不富裕。乐毅伐齐，半年破齐七十余城，齐国只剩下即墨和莒两座孤城。即墨居民举田单为将，坚守孤城5年，3个月光复齐国全境。
还有智伯水淹晋阳城，城中军民“悬釜而炊，易子而食”，赵襄子率众抵抗一年有余，终于反败为胜。近代的事例更贴切，我就不说了。这些案例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老百姓不想做亡国奴，并且心中抱有希望，所以愿意同甘共苦，共度时艰。
宋朝则是相反的情况，国家经济发达，民富国穷，清明上河图向我们展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但国库空虚，军力孱弱，士卒战斗力不强，所以屡受外族欺凌。
处理好了国富与民富的关系，还要做到量入为出。量入为出既是前置条件，又是因势制宜的应对之策。只有量入为出，前端才不会过分与民争利，同时在一定的财力基础上，量力而行，才不会过分负债，造成巨额赤字。经营企业也是这个道理，不少企业都是死在盲目扩张的半路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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