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宝还在的时候，姥爷很喜欢在阳台上坐着抽烟。
红宝是我家曾经养过的一只鸡崽，它的毛是特意被染成红色的，走起来像是一团懒散的火，东点点，西燃燃，整个屋子便充斥着一股烂臭味。爱玩是任何幼崽的天性，任何幼崽都有一种欠管教的特质，姥爷决定亲自披挂上阵，用纸盒为它做了一个窝，放在阳台上。那时的阳台还很敞亮，仅有几盆放在窗台上的绿植。姥爷就坐在阳台上，袒胸露乳，抽根老烟，看着红宝扑腾乱跑，只流出几簇昏烟，半天便耗过去了。
阳台前有个书桌，年头要比我长些。或许过去母亲曾在上面写过作业，但到了新世纪后，这张书桌的主人便又回到了买家手中。那张书桌诞生了很多墨香瑰宝，闲杂余时，姥爷会平铺一张宣纸，取一块犄角破损的镇纸置于纸前，再取一块墨条、一个砚台放到身子左端，舀上一勺清水落于砚台中心。水是无心的，在碗中时扩充了瓷白，勺中时细润了铁银，放入砚台里，水也就黑了——黑得和墨一样，可终究不是墨，只有将墨条狠心扎入水中，上下研墨，才会扯出一条赋于砚上的光泽。在红宝睡午觉时，姥爷便开始了这项工作，曾经他磨墨身旁必须放个手表，可现在也不用了。什么时候鸡鸣，什么时候收工。
“这可比儿村里的公鸡好多了。”姥爷在我面前犹豫再三，还是把烟放下了，张了张嘴抓紧吸了几口空气，便继续说道，“农村里的鸡们太招人烦，一张嘴就让人起床干活，不像咱这红宝，张嘴就是叫你休息，和下课铃一样。”
我喜欢下课铃，因此我对红宝又爱了几分。一回到家后，我便跑向阳台，看着满地屎尿，便知道这小鸡活力得很。
买鸡热过后的一年里，整个小区只有我家的鸡崽活了下来。大部分鸡崽是被扔掉的，家主人嫌家里实在太臭，又爱叫唤听的人心烦，就瞒着小孩把小鸡扔了，放在院子里任凭野猫撕咬，地下室里时不时出现个未寒尸骨，早也分不清是谁家的鸡崽了。姥爷也会冲着红宝骂上两句，恐吓道“等你再大些就把你煮了”。或是和人呆久了，红宝也懂得些喜怒哀乐，遇到这种时候，它往往定住身子，小头微微一侧，除了偶尔翻翻眼皮外，便像个木讷的雕塑。它能感受愤怒，但相比于幼童来说，它显得安静太多了。姥爷年轻时是个暴脾气，舅舅常年调皮，姥爷便鞭打他以显家长之威。舅舅越是喊冤诉苦，越是泪如雨下，姥爷手上的劲儿越冲，响声越亮。但鸡崽并不会明白自己究竟错在了哪里，它甚至连知错的能力都没有。对于它来说，只要是用脚踩得地，便是可以随意撒欢的，无论这地是土地泥地还是瓷砖地，无论擡头能看见蓝天白云还是天花板。这是它的本性，它无权为此认错，但它依旧这样做了。姥爷茫然了。这岁数已过花甲，为何还会跟一只鸡过不去？饱读圣贤书的老人少有的沉默了，究竟是自己无理了还是鸡排泄错地方了，他也不知道了。
“为什么会有人把鸡崽卖到城市里呢？”姥爷看着走过来啄着地上剩饭的红宝，像是自言自语了一番。说来也怪，明明城市里的条件比农村完善很多了，可鸡崽为什么就活不下去呢？
那时家里只有我抱有幻想，觉得红宝能一直陪我下去，父母与姥爷姥姥，似乎都在为某个定夺红宝生死的决定而守口如瓶。即便是红宝突然消失了，我也从没听到过一点风吹草动，以至于我想发泄不满，都觉得无从开口。十岁的我看着阳台一片空荡，鼻中仅存的恶臭是它唯一存在过的证据。但几小时后，整个屋子里便只剩下阳光了。
只是偶尔姥爷会坐在书桌前，提起毛笔沾上墨汁，在宣纸上挥洒几个大字，印上几座寒山。一块上了土的手表放在一旁，永恒不变的“滴答”从废纸篓里又被捡了回来，刻在了每一颗太阳的升落中，就像只有一颗了。
身旁再无吵闹，也不会再有了。有一天电视上放了一部农村纪录片。一开头，破晓的朝阳前伴有阵阵高鸣。
“你瞧，这该死的鸡鸣又叫人开工了。”
姥爷打趣道。随后拎了包烟去楼道里抽了。
by 佐也.